八十年代末期，仍然还是一个不敢辞职，事事依靠单位的年代。记得88年的10月，请假后，一个人身怀六甲踏上奔向南方的列车去LG所在的城市生产，两个月后收到原单位人事处的信件，要求自行离开单位另谋出路，看着信上的一字一句，当时就深深感到世态炎凉和被无情抛弃的感觉，但是，话又说回来，自己选择的生活，也不好再去抱怨什么。记得月子还没出，LG就一人前往北方古城为我办理调动手续，当时在公交车上还被小偷划破了背囊，还好商调函之类的文件完好无损。
在这个南方的小城里，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做了母亲；感谢亲戚的朋友帮忙，找到一个行政单位接收了我。我的第二任领导仍然是个女性，当时找的就是她，一个特别有魄力、有干劲、能说会写、一往无前的女强人。听说她是下乡知青，从杀猪宰羊的职业一步步走来，做到了地级市一个局的局长，她很能写文章，但字迹潦草，较难辨认，我的科长戏言她写的是“鬼画符”。女领导很会说话，待人特别谦虚，又有亲和力，后来，也不知什么时候她又被提拔了，再后来，听说她做了省里一个厅的厅长。那个时候，我们正正规规朝九晚五，跟领导也没太多的交集，孩子幼小，稀里糊涂地被生活推搡着，有点艰难地过着日子。
在这个南方的小城里，百无聊赖地在行政办公室上着乏味的班；无知无畏地在中华律师函授站给上百人上过法律辅导课；动力十足地考到了律师执业资格证书；满怀信心地在局里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做过律师……往事如烟，一个事件，最终和法律职业说了再见！
现在我们说到选择，好像都要说遵循自己内心的声音。虽然我们这一代人很怕丢掉我们赖以生存的工作，有时生活所迫，不可能事事顺心，不是敢不敢离开舒适区的问题，而是脑子里根本就从来没有要离开单位的意思，好像上班下班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现在回想起来，一旦在一定的范围可以选择，仍然有深层的内在在起作用，它看似无形，但却不是偶然。
九十年代初期，正是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经济大发展的时候，很多人离开故土、离开死气沉沉的体制，走向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当时好像有点弃暗投明的感觉。加之，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怎么都无法爱上这个南方小城，未来的憧憬及蓝图好像就在更南方。就这样，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迁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