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文学创作和人文学科都以人及其生活为对象，它们都关注人的生存和生存的意义，其目的也都是为了使人的生活变得更充实、更美好。这是它们的相同和相通之处。但是，如果我们更具体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它们的具体对象实际上是不同的，而且是很不相同的。哲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以人为对象时，实际上是蒸发掉人的活生生的感性生命和情感，而剩下某种抽象的普遍的社会属性，或者说舍弃了他的感情形态而注重他的理性意蕴。总之，人文学科把人的活生生现实蒸发为科学的抽象。人文学科不会去研究每个具体的人（如张三或李四的性格和命运），它关心的只是一般的普遍的人。文学创作虽然也对人及其生活进行艺术的概括，但仍以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和人的感情世界，特别是人的灵魂为对象。文学反映生活，不是离开具体的人去反映，相反正是通过人去反映生活。人和人的生活是无法加以割裂的，当然这里有主从之分。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会现实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许多作家都有过论述。马克思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批评了拉萨尔作品中的人物塑造，认为他没有写出活生生的人。他说：“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他的作品以写活生生的人的感情世界的丰富多彩著称，席勒则是德国18世纪时期的作家，他的作品常犯的毛病是把人物概念化。马克思提倡“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式”，其意义在于不仅指出怎么写，而是首先强调写什么，即对文学创作的客体做出了规定——要写活生生的人及其感情世界，就像莎士比亚所写的那样。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曾给予较高评价的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也认为文学创作的对象是活的人。她在给当时已负盛名的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一封信中说：“人首先是人。我们希望在一切历史和一切事件里头找到人。这正是《情感教育》的缺点。很久以来，我就在为这部书思索，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一本这样完善、这样牢实的作品。这种缺点就是：人物的动作没有反射到自己身上来。他们承受事件，永不加以生的人及其感情世界，就像莎士比亚所写的那样。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曾给予较高评价的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也认为文学创作的对象是活的人。她在给当时已负盛名的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一封信中说：“人首先是人。我们希望在一切历史和一切事件里头找到人。这正是《情感教育》的缺点。很久以来，我就在为这部书思索，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一本这样完善、这样牢实的作品。这种缺点就是：人物的动作没有反射到自己身上来。他们承受事件，永不加以占有。……相反，你如今又在拿莎士比亚滋养自己，你做得对！就是他，放出人来，和事件斗争；你注意一下，他们好也罢，坏也罢，永远战胜事件。在他的笔底下他们击败事件。”乔治·桑对《情感教育》一书的批评也许是不对的，但她在这里提出的文学创作要写活人，事件与人相比，人是主要的因素，事件要由人物来驾驭和占有，要以莎士比亚来滋养自己，这些观点深刻地总结了文学创作客体的规律。
有些初学写作者，一拿起笔就急迫地想编故事，而把人忘记了，这种见物不见人的作品注定要失败。关于这一点，老舍曾说：“有些作品为什么见物不见人呢？这原因在于作者。不少作者常常有一肚子故事，他急于把这些动人的故事写出来，直到动笔的时候，才想到与事件有关的人物，于是，人物只好随着事件走，而人物形象往往模糊、不完整，不够鲜明。世界上的著名的作品大都是这样：反映了这个时代人物的面貌，不是写事件的过程，不是按事件的发展来写人，而是让事件为人物服务。还有一些名著，情节很多，读过后往往记不得，记不全，但是，人物却都被记住，所以成为名著。”老舍在这里强调的是人物在作品中的重要地位，事件只有在与人物的个性与命运相关时，才是需要的。请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把《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母、王夫人、袭人、晴雯、刘姥姥等活生生的人物及其感情世界抹去，只剩一些故事轮廓，《红楼梦》还能成为名著吗？这些都说明，真正的作家只对有血有肉的、有思想感情的人及其性格命运感兴趣。也正因此，作家只对人的一切活的东西进行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