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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至38%
勰受顾命时，泣言震主之声必见忌。高祖久之曰：“吾寻思汝言，理实难夺。”乃手诏世宗曰：“吾百年之后，其听勰辞蝉舍冕，遂其冲挹之性。”世宗即位，勰跪授高祖遗敕数纸。咸阳王禧疑勰为变，停在鲁阳郡外，久之乃入，谓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险至极。”东宫官属，多疑勰有异志，窃怀防惧。既葬，世宗固以勰为宰辅。勰频口陈遗旨，请遂素怀。世宗对勰悲恸，每不许之。勰频烦表闻，辞义恳切。世宗难违遗敕，犹逼以外任，乃以勰为定州刺史。（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所谓遗敕，盖即出勰时所造也。勰既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岂有反不与于顾命之理？然则与于顾命之人，其遗诏又可信乎？而赐幽后死之诏视此矣。然究极言之，即高祖之死，尚有可疑，而遗诏更不足论矣。彭城既出，任城旋亦被排。《澄传》云：世宗初，有降人严叔懋者，告王肃潜通宝卷，澄信之，乃表肃将叛，辄下禁止。咸阳、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辅，免官归第。《肃传》言：肃与禧等参图谋谟。自鲁阳至于京洛，行途丧纪，委肃参量。禧兄弟并敬而昵之。惟澄以其起自羁远，一旦在己之上，以为憾焉。然则当时禧与详为一党，肃亦附和之，而澄孤立也。在孝文时，最有权力者为勰，次则澄，至此则局面一变矣。
宣武之溺于群小，纲纪荡然，实自文明大后之世，相沿而来，不得独为宣武咎，然其驾驭之才，不如文明大后，则群小之纵恣弥甚矣。白龙豫且，困于鱼服，诸人既皆托于帝戚，又安知其不有觊觎之心哉？高肇之发其谋，恐不得云莫须有也。
世宗怠荒已甚，当其时，在朝诸臣，几无一乃心君国者，然有一独立不倚之人焉，曰高肇。肇者，世宗母文昭皇后之兄也。世宗初立皇后于氏，（景明三年，梁武帝天监元年。）大尉烈弟劲之女也，是为顺皇后。生子昌。后以正始元年（梁天监三年。）十月死。永平元年，（梁天监七年。）三月，昌亦死。七月，立夫人高氏为皇后。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肇传》云：景明初，世宗追思舅氏，征肇兄弟等录尚书事。未几，为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冀州大中正。尚世宗姑高平公主。迁尚书令。肇出自夷土，（肇自云本渤海蓨人。五世祖顾，晋永嘉中避乱入高丽。父飏，孝文初入魏。蓨，汉县，《汉书 · 地理志》作修，《景帝纪》、《周亚夫传》作条，在今河北景县境。）时望轻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无倦，世咸谓之为能。世宗初，六辅专政，后以咸阳王禧无事搆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既无亲族，颇结朋党。附之者旬月超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详位居其上，构杀之。又说世宗防卫诸王，殆同囚禁。时顺皇后暴崩，世议言肇为之。皇子昌薨，佥谓王显失于医疗，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为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轨。肇又谮杀彭城王勰。由是朝野侧目，咸畏恶之。
高后既立，愈见宠信。肇既当衡轴，每事任己。本无学识，动违礼度。好改先朝旧制，出情妄作；减削封秩，抑黜勋人；由是怨声盈路矣。延昌初，（梁天监十一年。）迁司徒。虽贵登台鼎犹以去要，怏怏形乎辞色。众咸嗤笑之。
肃宗在位十二年，而胡灵后之见幽者凡六年，以魏事败坏，悉蔽其罪于后，实非平情之论。魏之败坏，乃其政权始终在亲贵及代北旧人手中所致，自文明大后以来，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观元魏之乱亡，而知《春秋》之讥世卿，为有由也。
诏尚书令李崇为大都督。崔暹出东道，广阳王渊出北道，皆受崇节度。崇至五原。七月，崔暹大败于白道之北。贼遂并力攻崇。崇与渊力战相持，至冬，乃引还平城。渊表崇长史祖莹，诈增功级，盗没军资，祟坐免官爵，征还，以后事付渊。崇之将班师也，留别将费穆守朔州。穆招离聚散，颇得人心。时北境州镇，悉皆沦没，惟穆独据一城，四面抗拒。久之，援军不至；兼行路阻塞，粮仗俱尽；亦弃城南走。明年，（魏孝昌元年，梁普通六年。）三月，拔陵别帅王也不卢等攻陷怀朔。至六月，乃为柔然主阿那瓌所破，南移渡河。而恒州卒于又明年七月失陷，（孝昌二年，梁普通七年。）行台元纂南走。代北遂不可收拾矣。而杜洛周、鲜于修礼复起。
叛乱之兴，固非仅恃兵力所能戡定，然即以兵力论，其不足恃亦已甚。神龟二年，（梁天监十七年。）征西将军张彝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羽林虎贲千余人焚彝第，殴伤彝，烧杀其长子始均。彝亦旋死。官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斩之，不能穷诛群竖，即为大赦，以安众心。史云：“有识者知国纪之将坠矣。”论当时兵事者：路思令曰：“窃以比年以来，将帅多是宠贵子孙；军幢统领，亦皆故义托附。贵戚子弟，未经戎役。衔杯跃马，志逸气浮。轩眉攘腕，便以攻战自许。及临大敌，怖惧交怀。雄图锐气，一朝顿尽。乃令羸弱在前以当锐，强壮居后以安身。兼复器械不精，进止不集。任羊质之将，驱不练之兵，当负险之众，敌数战之虏。是以兵知必败，始集而先逃；将又怖敌，迁延而不进。
两晋之世，五胡作害中州，不久皆力尽而毙，而元魏崛起北方，独获享祚几百五十年者？（自道武登国元年，即晋孝武帝大元十一年，至明帝武泰元年，即梁武帝大通二年，凡百四十三年。）以是时中原之地，丧乱方剡，代北僻处一隅，与于战争之事较少，民力较完，抑且风气较质朴，便于战斗故也。元魏南迁以来，此等情形，迄未尝变，故及其衰敝，而尒朱、高、宇文诸氏，又起自代北，纷纷南下焉，而六镇则其先驱也。魏之所以兴，正其所以亡也。
魏至明帝之朝，政事紊乱，干戈四起，势已不能与梁竞。为梁人计者，实宜厚集其力，为一举廓清之计，而不宜轻用其锋。以北朝是时之衰乱，梁苟能出全力以乘之，河北、河东，纵难全复；河南、关中，必可全而有也。（梁若有力以出关中，必非萧宝寅、万俟丑奴等所能御。）河南、关中既下，秣马厉兵，再接再厉，而六合之澄清有望矣。然梁武本非能用兵之人，亦未尝实有恢复之志。疆埸无事，偷安岁久，兵力之不振，实更甚于其有国之初。故北方虽有机可乘，而梁人用兵，仍不越乎淮上。若言大举，则始终思藉降人之力。独不思降人若本无能为，辅之安能有济？若有雄略，又安肯为我不侵不叛之臣？辅而立之，岂非自树一敌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