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侧躺在床上，短发滑过鼻尖，落在腮帮子两侧。砂糖一样的光从窗板间的缝隙里流进来，星星点点，洒进她的眼睛里，洒在她的脖颈和胸脯上。老马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月亮，像沙漠里的狐猴的眼睛。
“Buonanotte，”她的鼻孔微微张开，打出一个三又二分之一拍的呵欠，“Buonanotte。”
她睡过去了。
我到纽约去上学之后，有时在梦里回到佛罗伦萨的la pietra庄园里去。我的灵魂穿着毛裤，用头发飞行，手脚是蹼，像四条腿的带鱼一样迂回地掠过海水，被塞普拉斯树毛茸茸的树杈撩拨得打喷嚏，像鹿一样嚼食橄榄树叶，最后降落在老马的卧室里。她从学校宿舍搬了出来，在本地人那里安家了。她仍然打鼾，在熟睡中用四川话呓语，将枕头垫在腰下。这种梦在第二天清早令我舌尖发甜。
老马是我去年的室友和长久的至交。她有一张喜乐的圆脸，一个端庄的鼻子，若干块坚硬的腹肌和两条健壮的膀子。如果她穿了那条藕色的长裙，蹬一双天鹅绒高跟鞋，在眼角擦一点红，描一描眉，亭亭净植，那就是一个从仕女图里走下来的标志人物。
有时她穿修身的白衬衣，外披一件黑马甲，五官本来就刚毅，再加上龙行虎步，目不斜视，雄赳赳气昂昂，在街上看过来的就全是小姑娘；如果她穿着这一身在校园里兜一圈，那么损友们就要调侃她：“弓虽，你什么时候在ulivi咖啡馆里上任啦？”
这个静若处子，动如脱兔的女孩儿有时只穿一件印着罐头的白T恤，一条宽松的运动长裤，一双花花绿绿的运动鞋，披上一件风衣就出门了。
老马每天晚上都要计划第二日的穿着。她的衣物都叠成拳头大小的卷，一丝不苟地排在抽屉里。四排抽屉一齐打开，那是很壮观的，上衣挨着上衣，裤子连着裤子，就像四笼屉五光十色的花卷。她用轮岗制度收纳衣裤，每天都要出新，绝不留下一双洗了而未穿的袜子，绝不遗忘一条买了而未试的的裙子。我看到她把内衣裤叠得像豆腐块似的，按顺序前后排好，惊讶不已，进而抚掌大笑。
她谄笑道：“雨露均沾，雨露均沾嘛。”
王熙凤的入场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老马的入场是先见其猴，后见其人。
开学前一天，我和妈妈提着三个大包攀到colletta宿舍楼的二层西南角，推门一看，三张床位只占了一张，那张有人的铺位上放着一个孙猴儿。我一拍巴掌，说，跑不了，中国姑娘。
老马在这时风风火火地走进门来。她进门之前，宿舍显得空阔而寂寥，她进门之后，整个宿舍都显得紧致起来了。长途飞行让我茫然。恍惚之间，我看到一口小白牙向我漂浮过来，一抬头，才看到那口牙的主人。
她坐在床上，我妈坐在椅上，她二人隔空拉家常时，我蹲在地上开箱，收纳。
数月之后，老马歪在床上，翘着二郎腿，啃着掉糖渣的羊角面包时，会想起刚开学时那次拘谨的会面。
“我见到活的北京人，吃了一惊。”她说，“你当时跟你妈交谈的那种口音，我学不来，就是，就是……”
我逼问她。
“就是像从相声里走出来的。”
我对这个评价比较满意。
相识三天后，我和老马坐在共和国广场的长凳上，还颇有点初识的矜持和生疏。八月托斯卡纳的天光是一层天然滤镜，将广场上的旋转木马镀上一层橘色的釉彩。我们不知说些什么好了，于是老马打开她的背包，取出笔记本，为我朗读她写的诗。
老马和我妈妈同姓，她们有一点也很相似。这两个人为人圆润，处事周到，嬉笑怒骂，似乎无坚不摧，其实心地柔软，骨子里是不折不扣的诗人。
十五那天，四个中国姑娘在中国城里挽着手臂闲逛，饭香和烟油钻进头发。老马抬头看着靛色的天幕，突然说，我们联句吧。
元宵节，大家去台湾姑娘处蹭汤圆吃。老马一口一个，嚼着嚼着，大叫起来：“猜灯谜！猜灯谜！”
我给老马念写作课的一篇习作，读着读着，听到吸鼻子的声音。我抬头一看，平素言笑晏晏的弓虽哭成了一个泪人。她的真实像一把小银剪子，戳进了我的泪腺里。我的鼻子也酸了。老马为我习作中的某些特质所触动，她为我笔下的莫名情愫哭泣。我为老马毫无保留的热情所触动，我为她哭泣。她以为我是因为想念妈妈。她不知道我哭鼻子是因为她。
老马说话时，声音并不高亢，但所有人都会看向她。
我是个浑身带刺的人，常年累月地犯着七宗罪中的首恶。老马没有刺，就算有刺，她也会翻过身来，勇敢地朝世界展示她柔软的腹部。我胆小如鼠，所以要生出尖刺，老马无所畏惧，所以敢以软肋示人。
Jasmine在图书馆坐班时腹痛，一条短信过去，老马说，等着吧。那天下着雨，老马冲进食堂里打了一盒饭，撑着伞爬了一个游龙似的山坡，到另一个山头上的图书馆救死扶伤去了。
我们初识不久时，我在宿舍里看电影《师父》。老马蘑菇似地长在我身后，道：“我也要看。”
我独惯了，就吓唬她，“我看电影可能一段要拉七八遍啊，你肯定会嫌烦的。”
“拉呗！”老马觍着脸道，“没事的，遇到好看的你给我讲讲。”
她从来不死要面子，因不要面子而坦坦荡荡。
如果人家给我冷屁股，我就会小心翼翼地一辈子都绕着那只尊臀走，怕出丑，怕显得曲意逢迎，怕被人耻笑了去。如果人家对老马横眉冷对，老马则会报以傻笑。老马愈挫愈勇，每天对全世界张开怀抱，像一只大号肉盾，脸上写着“向我开炮”。她不惧他人的冷，因对自己的热力有足够的自信。到了后来，孤傲的，刁钻的，扭捏的，自命不凡的，拐弯抹角的，口是心非的——大家都很爱她。
睡前，我们开着壁灯，缩在毛毯里，老马拿出她金色的笔记本，给我读她写的散文。她朗读的嗓音是低哑的，悲悯的，是中提琴震动的d弦和一剂败火的苦药。那种声音抚平了郁郁寡欢，浇熄了怒火中烧，使得我对于爱别离和求不得的惶惶化成不垢不净，不生不灭的一滩幽水。
去年，她用英文写过一篇有关橄榄树的小说。为写这篇文章，她连着三次参加学校里采摘橄榄的活动，用黄色的塑料梳子梳理橄榄树的枝桠，将成熟的果实打落在网子上。一个在佛罗伦萨出生，名叫Olivia的女孩——Olivia其名本来就有着橄榄的词根——在祖父逝世之后移居到纽约。多年之后，就在她几乎要忘掉儿时那段田园牧歌一样的生活时，一个电话从意大利打来，通知她去取祖父的一件遗物，一个古老的瓦罐。她应邀去取了瓦罐，直至她老死，这只罐子都在家中陪伴着她。
这个恋物的故事让我想到淫雨霏霏的清晨和雨点打在橄榄树叶上头的声音。
我和老马分享了许多阳春白雪的时刻，但我们在宿舍里的大部分对话都异常恶俗。学期结束时，老马感慨道，她准备编一本小册子，记录我们日常的对话和活动，取名叫《屁话集》。
举个例子，老马和我大学的另一挚友曼达出演了我申请tisch的短片。拍摄完成后，我在宿舍看录像，老马笑嘻嘻地凑过来。我问她，你有那么多大特写，如果我剪辑时看到鼻屎，你介意我帮你p掉吗？老马混不在意，一摆手，“不存在的，我拍之前都很小心地抠过了。”
用五个字来概括我和老马的每日对话，那就是屎尿屁齐飞；半句话不离下三路。我们两个人每天上学时打扮得人模人样的，连屁都不敢多放一个，回到宿舍则放浪形骸，无所不为。一次，老马将我的绒毛睡裤裹在肩膀上，腰间系一条绳子，假扮忍者。
我们将手机摆在书架上录像，一齐做第三套小学生广播体操。
她就着布鲁诺马尔斯的说唱音乐跳即兴打蚊子舞，一开始还进退有致，拍着巴掌，扭着屁股，真的逮到一只蚊子。
我们一起看一部叫《四色战记》的美国动漫，伪3d的粗糙画风，居然把我俩看得抱头大哭。
看完《四色战记》，又看了《黑街》。老马看着看着就要按下暂停键，指着屏幕对我一本正经地说：“屁股。”
我给她找到朴赞郁的新片《下女的诱惑》，谁知这厮拒绝细看故事情节，专门将某些不可描述的段落翻来覆去地播放，一遍移动光标一边啧啧有声，表情无辜，仿佛在看教皇的新年演讲。她将炸猪皮和糕点储存在两只饭盒里，一边看一边窸窸窣窣地吃，吃了一会儿，又递给我，像只大度的松鼠。
老马虚坐在床沿上，茫然地看着窗板外la pietra 博物馆的金顶，沉默得不像自己。我不敢打断这种意味深长的安静，正蹑手蹑脚地走到一边，却听见老马长出一口气，如释重负地说道：“打个屁，炕都热了。”
在宿舍里，老马总是跟我说四川话。我从她那里学了不少零零碎碎的单词。她告诉我，“火盆儿”是裤衩儿的意思。
期末的前天晚上，我和老马无心复习，蹲在机房里摆龙门阵。东拉西扯了一会，两人又在网上查找自己的星座分别有什么名人。结果有喜有忧。我是双子座，属双子座的既有但丁这等大文豪，也有卡扎菲这种角色。她是金牛座，而撰写《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和前几年刚咽气的萨达姆同志都是金牛座。
当晚睡前，老马情意绵绵地对我道晚安：“晚安，但丁。”
我用同样温情的语气回应她：“晚安，萨达姆。”
老马把被子一脚蹬开，“日！”
后来，我们每天睡前，都要像对暗号一样互道晚安。我先开始：“Buonanotte，橘猫·马基雅维利·萨达姆。”老马接着：“Buonanotte,臭鼬·但丁·卡扎菲。”
去年，一款叫“跳跃吧，八分音符酱”的电脑游戏十分风靡。想要让八分音符酱跳跃，玩家必须要大呼小叫，通过音量的大小来控制音符的行进速度与起跳高度。老马迫不及待地坐在我的pc笔记本前，大吼：“喵喵喵喵喵喵喵！”
我狂笑，却没想到自己的笑声差点把八分音符酱逼得跳了崖。老马回过头来，无声地对我长牙舞爪，示意我闭嘴。
老马寒假回老家，带回了一罐正宗四川辣椒面，每次去食堂都要掖着，像宝姐姐托药丸似地大摇大摆端在手里，得意地摆在餐桌正中，连吃薯条都要蘸。
四川辣椒面比老干妈还要吃香。有时有人向她讨，老马必亲自站起身来，左手持罐身，右手轻轻一磕，倒出来的辣椒面不多不少。
圣诞节时，我送了老马一盒眼影盘当礼物。这下可不得了了。从前，老马七点二十准时起床洗漱穿衣梳头，然后径直去吃早餐。得到眼影盘后，老马仍然七点二时起床，不过洗漱后要点一盏小灯，对着昏黄的灯影细细地描眉画眼。她热爱尝试新搭配，有时眼睑外抹一点绿色，眼角处却缀一团桃红，说来也怪了，红红绿绿，在她脸上硬是不难看。
学年结束了。老马选择留在佛罗伦萨进修半年，我则按时回到纽约。我俩将满满当当的宿舍一点点拆开，扔进行李箱里。只一天的功夫，宿舍和心都空落落的。分别在即，弓虽交给我一封信，嘱咐我上飞机时才能拆开。
我这人一向信守承诺。老马前脚刚上出租车，我后脚就把信拆开了。
她的聒噪和欢悦被信纸滤掉了。老马说，在佛罗伦萨多待了半年的她，再回到纽约时也一定是个不同的人了——提前回纽约的我也一样。不同的际遇将人捏成不同的形状。
不管我们变成多么奇形怪状的东西，当她穿着运动裤，罐头衬衫，抹着花花绿绿的眼影重新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只会大步上前，狠狠地将手臂挂在她的脖子上，用能震醒三条街的声音大叫：“萨达姆，好久不见。”
在佛罗伦萨时，老马总比我睡得早，但我不必担心摸黑。因为不论在什么时候进家，总有一盏壁灯是为我留的。
视频里，老马睁大了她那双杏眼，笑骂道：“x。”她将脸凑上前来，给我看她的鼻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