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只有167页，我读了整整两天，贴满了便签条。

齐格蒙特·鲍曼，社会学思想界的翘楚，“教授中的教授”。他让人想起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有种天真而无畏的气质，坚持自己的看法，一往无前。他勇气充沛地挑战这个社会的“魔鬼”，发挥社会学的洞察力和想象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明亮的光芒之一。

这本小册子重新定义了“穷人”的内涵，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身处其中的困境形成之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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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回顾了工作伦理的起源。

工作伦理是工业化的产物。传统观念认为人的需要是既定的，并不渴望追求更多，也不鼓励人们追求更多。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有趣又体面的事情可以去做，有很多都是金钱买不到的，夜以继日拼命赚钱只会与它们失之交臂。工厂体系的诞生驱使人们去工作，重塑全心投入、具有奉献精神的工作态度，以及艺术级的绩效。

这种工作伦理很快就变味了。人们全力工作，争分夺秒，却失去了努力的意义所在。工人们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这实际上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工作流于形式。在人类通往现代化的“进步”道路上，有些生活准则渐渐被摒弃，首当其冲的是怜悯、同情和关怀。

工作伦理强调工作（任何环境下的任何工作）是唯一体面的、道德的、可行的生存方式。

工作伦理暗示，贫穷是罪，是懒惰、不努力的结果。无论穷人是否该对自己的处境负责。

但是，现实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越来越渺茫。曾经依靠道德承诺及抬高工作的道德意义来确保的努力工作，现在需要找到新的出路。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就是重要的。

对于后传统的现代社会中大部分的男性成员来说，工作是他们终其一生构建和捍卫的身份的核心。如果让大部分男性进入工厂工作是生产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那么以（“养家糊口”的）男性为绝对权威建立强大、稳定的父权制家庭，就成为一个必要的补充，工作伦理的布道者通常也是家庭美德以及不可撼动的户主权力的倡导者，这绝非巧合。在家庭内部，丈夫/父亲被要求扮演监督/管教的角色，类似工头在工厂中发挥的作用。

第二章，讲述现代社会渐进又不可阻挡的过程：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相应地从工作伦理指导的社会到消费审美统治的社会。

在现代性的工业阶段，一个事实不容置疑，那就是每个人在拥有其他身份之前，首先必须是个生产者。在现代性的第二阶段，即消费者的时代，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变成了：人首先要成为消费者，才能再拥有其他特别的身份。

消费者觉得自己在掌控一切，可以评判、评论和选择，可以拒绝无限选择中的任何一个——除了“必须作出选择”之外。寻求自我认同，获取社会地位，以他人认为有意义的方式生活，这些都需要日复一日地到访消费市场。

起初，工作伦理鼓励人们终其一生地构建自己的身份。然而，稳定、持久、连续、逻辑一致、结构紧密的职业生涯不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选择。今天流行的口号是“灵活”，这个越来越时髦的概念代表的是一场几乎没有任何规则的雇佣和解雇游戏，而且在游戏进行时，单方面就可以随时更改规则。工作失去了它的特权地位，不再是自我构建和身份构建的轴心。

对工作的美学审视放大了差异。它把某些职业提升到了引人入胜的程度，赋予其精致的美学内涵、真正的艺术性体验；其他那些为了生计获取报酬的职业则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前者是“有趣的”，后者是“无聊的”。问题在于，人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选择“无聊”的工作。

工作的美学价值成为消费者社会一个有力的层级化因素。富有成就感的工作，能够自我实现的工作，作为人生意义的工作，作为生活核心的工作，作为骄傲、自尊、荣誉和名声的源泉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有标志。其他人只能敬畏地远观、艳羡，只能通过低俗小说和肥皂剧来体验。他们在现实中没有机会从事这类工作，体验这种生活。

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贫穷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的“幸福生活”无缘，无法享受“生活的馈赠”。

曾经作为英雄被大众崇拜的是“白手起家”的富人，他们严格、执着地履行工作伦理并获得了回报。但现在大众崇拜的是财富本身——财富是最梦幻、最奢华的生活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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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福利国家的兴衰。

国情不同，这章略述。可思考的：

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是否合理？

对福利领取者的污名化，原因何在？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工作可做，或无法工作，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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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后果：以一种新的方式，穷人在社会上产生，并在文化上被定义。

现在的企业不需要用更多的工人增加利润。即使需要工人，也很容易能找到，而且价格便宜。对大公司而言，进步首先意味着“裁员”，科技进步意味着用软件取代人。人是临时的、可替换的、用完即弃的。

经济“发展之路”的理念残酷地转向用更少的劳动力完成同样甚至更多的工作。“过剩”代替了“失业”。“失业”有望回到工作领域，而“过剩”是多余的、编外的，不被需要的。失业的人自身的缺陷或道德上的瑕疵，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因为社会没能按照工作伦理的规则来保障生活。

“底层阶级”这个名词产生于冷战结束之期。底层阶级在当今社会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吸纳恐惧和焦虑，过去强大的外部敌人扮演了这个角色，他们已不复存在。底层阶级是内部的敌人，取代外部敌人，成为保持社会健康的关键药物，成为源于个体不安全感的社会紧张的安全阀，成为社会秩序制造出的用以警戒全体成员的危险形象。

贫穷的真实规模被降低了。全世界有8亿人口长期营养不良，而有40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贫穷=饥饿，这则等式掩盖了贫穷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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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考虑穷人和贫困问题可能的未来，以及是否有可能赋予工作伦理新的意义，以其更适用于发达社会的现状。

现代化不应被解释为“通往现代性之路”。如果那样，它就变成了一系列“变得更现代”的行动，成为一种难以抑制的、令人上瘾的生活方式。

难民问题：被驱逐的人可能根本无力对抗自己不幸的命运，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出身“违背了秩序”，因为自己无法决定的一些特质而被驱逐。现代性要求所有事物都必须展示出合法、合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享有权利，穷人的存在于是成为一个问题。

是否可以借助传统的手段——那些为一个不复存在的昔日社会量身定制的手段——对抗和征服贫困？还是应该寻求新的解决办法，比如“脱钩”生存权与出卖劳动力，把社会认可的工作概念扩大到劳动力市场认可的范围之外？追寻切实可行的答案的努力，究竟有多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