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家
荷西去世后的六年间，三毛一直在大加纳利岛和中国台湾两地生活。大部分的时间，她孀居在大加纳利岛的房子里，那里面有她和荷西的一切。那时的她已经成名，在华语地区拥有一大批读者，台湾和祖国大陆掀起了一股“三毛热”。每次回台湾，她的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她也不拒绝这些工作，甚至故意把自己埋身于工作中，所以在台湾的日子过得忙碌又疲惫。只有在大加纳利岛，她才可以安心地做“Echo”，不会有人追着她采访，也不用出现在镁光灯下。在岛上朋友们的眼中，她只是一个叫“Echo”的快乐女子，而不是被人追逐的偶像。他们甚至不知道她是作家。
如果不是父母年事已高，三毛也许会一直生活在那里，因为岛上有一栋承载着她与荷西记忆的房子，有她喜欢的大海、适宜的气候、可以一起玩乐的朋友以及简单随意的生活……而荷西的尸骨就埋在邻岛，在想念他的时候，她可以搭小飞机去看他。
但有一日，她回台湾时，父母无意中表露出以后要去养老院生活的想法，三毛才惊觉，从前她所依赖的双亲已经老了。一直以来，她都得到父母的支持和照顾，从她少年时代第一次离开家去西班牙读书到与父母的这次谈话，不知不觉，竟然已过了十多个年头。现在，到了她照顾父母的时候了，并且在孀居了五年后，她也要与从前做个告别。那日，她当即决定，要彻底搬回台湾同父母一起生活。于是，在荷西去世后的第六年，她飞到大加纳利岛，忍痛以不到半价的价钱卖掉了那里的房子。
回到台湾后，她以演讲、写作、教书为生，有时候住在父母一个叫“名人世界”的小区8 楼的公寓里，有时候住在教书的大学分给她的宿舍里。“名人世界”里堆满了她的东西，不过从心理上，她总觉得这是自父母手中借来的房子，所以也未曾按照自己的风格去布置，只把她这半生所得的宝贝精减后，余下的都搬了进来。教师宿舍则只是一间住处，只有书、书桌和床铺，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直到有一天，她带着从大加纳利岛来的朋友去垦丁玩，回台北的路上邂逅了一家人，那家人温婉、大方、有礼貌，三毛被他们的气质、举止、修养所打动，她很想与他们成为朋友，于是，便主动上前交谈，认识了这家人——他们是在台北工专教授工业设计的赖一辉与他教授色彩学的太太陈寿美，以及两个可爱的女儿。三毛很喜欢这一家人，一向很相信缘分的她将自己在台南荒废的旧屋中捡到的一只对她来说很宝贵的旧灯笼送给了他们，并自此成为朋友。不久之后，赖家要卖掉房子换一处更大的，在搬走之前，请三毛去家里做客，参观一下他们那个引以为豪的楼顶花园，不然，如果房子卖掉了，就没有机会看了。
那是一栋灰白色的旧公寓，在外形上跟台北大部分房子都无太多差别，但在三毛进门的一瞬间，却看到这样一幅画面——“柔和的灯光、优雅的竹帘、盆景、花、拱门、很特别的椅子、钢琴、书架、鱼缸、彩色的靠垫……目不暇给的美和温暖，在这一间客厅里发着静静的光芒。”她送给他们的那两盏细布中国纱灯也在通向顶楼的室外走廊上安静地亮着。看到这幅景象，三毛的心被一片温暖笼罩。
当房屋主人引着她沿着木制的楼梯走上楼顶的时候，那个露天的小花园豁然出现在眼前——“一丛丛蕨类草和一切的花果，散发着一种野趣的情调，而一切能爬墙的植物，贴着红砖墙往上野野而自由地生长着。有花，又有花，垂到地面。”这一切充满了静谧的美感。再一抬头，竟然还有一棵樱花树在台北灰暗的天空下兀自生长着，令三毛怦然心动，以为自己不小心踏进一个梦境里。自三毛离开大加纳利岛搬回台湾后，就像活在一个旋涡里，她并不习惯台北的生活，这里对她来说过于喧嚣。而这处居所就像是喧嚣世界里隐藏的世外桃源，特别是那棵夜空下的樱花树，像是会说话一样，一直对着她说：“我是你的，我将是你的，如果你爱我。”
受了感召的三毛突然结结巴巴地问房屋主人这所房子有没有卖掉，如果没有卖掉，是否可以卖给她。赖家人听到后很吃惊，也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们请三毛来家做客并不是要卖房子给她。不过那时房子确实还未卖掉，三毛当即就决定买下来。当晚回家，她就打电话给父亲说要先借他的钱买下这栋房子。那是荷西去世后，她第一次想为自己买个大件的礼物，也是第一次因为一样东西而心动到想要占为己有，在爱上这栋小楼的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又“活了”过来。她为自己还有被物质感动的能力而激动，这种难得的奢侈感让她在给父亲打电话时抑制不住地哭了出来。
买下这栋房子之后，她按照自己的喜好大肆改造了一番。这个时期的她，经济状况不像在撒哈拉时那样窘迫，过去的几年间，她写作、演讲、教书赚的钱足以让她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打造一个理想的居所。这一次她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奢侈的住处，这奢侈不是如同皇宫般闪闪发亮的奢侈，是因为可以自由，可以随心所欲，所以奢侈。
她把原本四个人用的房子，改造成了两个人用的——把其中一个小卧室的墙打掉，并将地板垫高，在上面放上大大小小的坐垫、靠垫，由客厅可以曲折地通向这个角落，成为一个可以坐在地上谈天的地方。
她把整个房子做成了一个小木屋，除了有两三面墙壁刷成白色，其他全部钉上未经过处理的杉木板，让杉木的纹理自然地裸露着。每个房间都有书架，所经过之处，可以随手取阅。家具除了一套米白色粗麻沙发之外，也全部用杉木打造，所有的木头都未经细细打磨，只要不扎手即可。家里的凳子也是用粗树桩切出来的。那是20 世纪80 年代，还未流行这种原始粗犷的风格，那个年代的木匠们都在努力地做着精工细活儿，钉子钉在木板上，要细细处理，尽力不要露出钉子的痕迹。三毛则鼓励他们让钉痕自然地露出来，木匠们面面相觑，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做成这样是交不了工的。在三毛的一再鼓励下，他们才敢放手做下去。木匠们私底下喊她“怪人小姐”。
窗帘，除了百叶窗是白色的之外，其他全部用了米色粗胚布，同沙发的颜色一致。
灯是一所房子的灵魂，是一所房子里最能直接通向心灵的物件。三毛在这所房子的楼上、楼下、楼顶，一共装了大大小小二十盏灯——给人照明的，给植物照明的。客厅和卧室的顶灯用淘来的美浓伞做了装饰——她把一把中号美浓伞的伞柄锯掉，撑开来，倒挂着罩在客厅的灯上。买伞时，她让伞铺的师傅少上一道桐油，这样，光线可以透出来，又不至于太亮。卧室也是如此，只不过用了大号的伞。三毛每晚就独自睡在这盏极大的伞灯之下。
她马不停蹄，日夜赶工，只用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把这个居所打造完毕——将它变成城市森林里的小木屋。然后，她又一刻不停地搬家，这半生流浪路上收集来的“宝贝”也跟着过来了。那些“宝贝”漂洋过海从大加纳利岛来到了“名人世界”，又从“名人世界”来到这座森林小木屋。搬家的那个夜晚，她兴奋得无法入睡，连夜将它们一件件放到各自的领地——“印度的大块绣巾上了墙，西班牙的盘子上了墙，早已框好的书上了墙。彩色的桌布斜铺在饭桌上；拼花的床罩平平整整地点缀了卧室。苏俄木娃娃站在大书前，以色列的铜雀、埃及的银盘、沙漠的石雕、法国的宝瓶、摩洛哥的镜子、南美的大地之母、泰国的裸女，意大利的瓷做小丑、阿拉伯的神灯、中国的木鱼、瑞典的水晶、巴西的羊皮、瑞士的牛铃、奈及利亚的鼓……全部各就各位。”做完这些，天色已亮，她还是舍不得睡去，又去了早市，搬回来三缸莲花。
这个家，才算成了。
整个家中，她只放了两张照片：一张是跟丈夫搭着肩走在晨雾中的照片，她把它挂在书桌右墙；一张是丈夫穿着潜水衣的单人照，她把它摆放在床头。
这个家，依然是她和荷西的。
她最开心、自由的时光是在20 世纪70 年代，她搬回台湾时已是80年代，无论是精力还是心态都已是过去式。她对于过往的生活频频回头，却被时间推着往前走，再也回不去了，她知道自己回不去了，所以倾尽所有，为自己打造一处隐秘的居所，来盛放她的往昔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