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以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主要是因为这件事涉及到了君主的首要职责——礼，也就是纲纪。在三家分晋这件事情上，周天子的致命失误是不但不能讨伐暴蔑其君的韩、赵、魏三家，反而将他们并列于诸侯，这也意味着此时君主不仅不按照纲纪来责罚有罪之人，而且还顺从了这三家的意愿。等于是君主告知天下其他诸侯有罪不罚，纵容诸侯作乱，甚至诸侯下面的卿大夫也不必再有所顾忌，无异于是诱人作盗，其后田氏代姜不能不说也是周朝廷威信丧失的直接结果。周王朝在疆土、势力已经衰弱不堪的情况下，又把仅有的一点威信扔的一干二净。从此诸侯视周朝廷为无物，天下唯智力与武力是举，合纵连横、相互攻伐近两百年。

可以说这件事反应的问题是一个朝代的动乱之源，是一个国家稳定与否的基础，足以为后世为政者提供借鉴，所以司马光才作为开篇，进行了长篇大论。

司马光认为君主首先要守住纲纪，使纲纪不至于坠坏。守住纲纪最主要的又是什么呢？是地位的尊卑，要做到上下有序。如果上下无序，那么就是上凌下，下欺上，结果要么是政乱，要么是国亡。这个从当下考虑也不难理解，如果在一个团队中，领导没有威望，与下属的地位和影响完全相同，那么下属便容易不听领导指挥，就会上下各自为政、政出多门，最终就是政令不行，事情做的一塌糊涂。

那么如何做到区分尊卑、上下有序呢？通过名与器。这也就是常说的“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名”指的是爵号，“器”指的是车服。司马光的意思是爵号以及代表等级的车服不能随意赐予，一旦乱赏，则容易导致臣属不相平，相轻相疾，为患不浅，一旦滥赏，则臣属则会觉得名器不再是显贵荣耀的象征，反而因以为耻，如此封赏便不再是一种可以驾驭臣下的手段。

春秋末，名器可谓是周室之仅存，是维护周朝廷与诸侯羁縻关系的最后手段。尽管“名”是虚的，但是作为身份荣耀的象征，只要封赏合理，诸侯自然会珍惜，从而至少在名义上承认周朝廷的宗主身份。但是君主想要统驭群臣，仅名器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多的手段，如《周礼·天官·大宰》中所说的八柄，即：爵、禄、予、置、生、夺、废、诛。“爵”指的是授予爵位使人尊贵的权利，“禄”指的是授予俸禄使人富有的权利，“予”指的是赐予的权利，“置”指的是任职官位的权利，“生”指的是赦免罪衍使人免死，“夺”指的是剥夺的权利，“废”指的是废黜职位的权利，“诛”指的是诛杀的权利。

虽然这“八柄”前两个和后六个的维度有些不同，但是概括起来却是涵盖了君主恩威的主要组成部分，那就是使人生或者死、身份尊贵或者卑贱、家庭富有或者贫穷以及职权高或者低的权利，一个人的基本诉求差不多都已包含进来了。只有这些都牢牢掌握在君主手中，臣下才会敬畏、感恩君主，而尽心国事，反之，若是“八柄”出自臣下，那么职位低的人只会敬畏、感恩掌权的臣子，奔走于私庭，尽心于权臣，而不会对君主有任何忠心。长此以往，必会渐移国本。齐国的田氏，鲁国的季氏，汉朝的王莽，三国魏的司马家，晋末的刘裕，凡此种种。仔细分析每个朝代灭亡的原因，无论是外戚、农民起义，还是党争及宦官专权，但是所有这些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君主权利的丧失。而且如黄巾、黄巢等大的起义，并不是汉或唐灭亡的原因，它们的影响是极大的削弱了君权，使权利转移到各牧守、节度使手中，最终尾大不掉，篡国改朝。

简言之，作为君主或一个团队的领导人，恩威不可假于人，这是最根本和最关键的。权可授，不可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