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迷圈中流传着一句“黑话”，叫穷则战术穿插，达则给老子炸。这说的是以前的人民军队装备差、火力不足，想战胜敌人就必须多动脑子，甘冒风险和损失以达到以巧破力、以弱胜强的战术目的。现在国家富强了、军队强大了，打起仗来似乎就简单多了，只需要火力开路、狂轰滥炸过去，一切顽敌都得灰飞烟灭。
且不论这种说法对不对，但这种思维方式就与我国古代传统的军事思想截然不同。话说要是我们有幸穿越回古代，再拿上述言论大言不惭一番，弄不好会被一些所谓的“兵家”狂喷一脸的口水，没准还会因为妖言惑众而被砍了脑袋。
为啥？自从《孙子兵法》横空出世，我们的祖先就认为抡刀子砍脑袋这种打仗的方式是最下乘的，真正高级的战争都是在玩脑子：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趋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子兵法·谋攻第三》）
所以一帮子从来没上过战场、一辈子恐怕连只鸡都没宰过的老夫子们，就敢大言不惭的叫嚣“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十九·蜀书第九》）。而那些更不知战争为何物的民间小说家们就更敢忽悠了——在他们的笔下，只要拥有像诸葛亮、徐茂公、刘伯温这样多智近乎妖的所谓“军师”，就可以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了。
更要命的是，这些只要翻过几本兵书就敢自诩为兵家的书生们，恰恰掌握着历代的话语权，毕竟史书都是他们写的嘛。于是乎像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睢阳之战这样出自士大夫之手（起码不会八竿子打不着）的战役就会被无上限的吹捧，相反要是哪一仗纯粹是由那些讨人厌的武夫打赢的，那就惨了——运气好的可能会被轻飘飘的几笔无关痛痒的文字带过，运气差的没准还得被埋汰得比煤球还黑。
典型如明武宗朱厚照亲手打赢的那场应州之役。就因为朱厚照乱发脾气把所有的文官都关在了居庸关之外，于是乎这场双方参战兵力在10万人以上、激战了5天，战况最焦灼时连朱厚照和达延汗巴图孟克都不得不上阵抡刀子砍人（据说朱厚照还阵斩一人）的爆发在明中期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在士大夫笔下的场面还不如一场成规模的村民械斗——“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死）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舆几陷”（《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四·正德十二年》）。
古人对“儒将”、“智将”的推崇在两宋时达到了最高潮，以至于北宋的将军出门打仗怀里经常还得揣着皇帝御赐的阵图，比如那个最著名的《平戎万全阵图》。而那些视武夫如猪狗的著名“文帅”如韩琦、张浚等，也非常习惯于躲在战场百里之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虽然这种纯属找死的行为总是导致损兵折将，但一点不耽误士大夫们在史书中将他们吹嘘得天花乱坠。
事实上无论古今，99%的战争胜利都是战场上的将士们靠一刀一枪搏杀出来的，跟所谓的奇谋妙算扯不上半毛钱的关系。真正靠攻心、伐谋就能败敌军于无形的所谓天才人物几百年都未必能出一个，偶尔冒出个成功战例更是足够吹嘘上几千年。
有人被捧上天，自然就有人被踩下地。比如那场堪称安史之乱转折点，并彻底改变了唐朝命运的香积寺之战，在史书中就被挤到了犄角旮旯的位置，眼神不好的都轻易找不着他。
01
要论到史上各朝中最不受士大夫待见的，恐怕就要非唐朝莫属了。原因无他，就在于唐朝以军功立国，还一直崇尚军功、痴迷于开疆拓土，所以武人的地位就非常的高。即便是武将们混得最惨的时候也能跟文官平起平坐，起码也不会被压下一头，更不会像宋明的同行那样被文官们当猪狗使唤。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唐朝独有，像两汉的武将待遇也不错。可问题是在汉朝时，儒家还算被当个宝贝，汉武帝刘彻更是在董仲舒的忽悠下搞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场面，这让后来的士大夫们哪能不高兴和喜欢？更何况两汉经学大师辈出，如董仲舒、刘歆、许慎、马融、郑玄等等，更是让士大夫们心向往之，自然不会吝惜以各种华辞丽章来捧两汉的臭脚。
可唐朝有什么？可甭提李杜王白的诗韵风流，也别说王韦柳韩的绝代华章，这样的诗词文章在士大夫眼中永远都是不值一提的“小道”。那啥才是大道？当然是经学。可终唐一朝289年念经念得勉强在行的也就孔颖达、颜师古等寥寥数人而已，儒学的发展自汉末掉进大坑以后，要直到两宋才算真正的爬了出来。
所以唐朝就被士大夫们各种不待见，成天拿着放大镜挑毛病。其中他们最津津乐道也使得唐朝在后世最受诟病的一点，就在于所谓的“华夷之防”。
所以如今那些在网络上成天叫嚣着李唐皇室是鲜卑人的键盘侠，就属于中了士大夫的毒仍不自知，还在为自以为高明而傻乐。
实话实说，唐朝确实是个有着浓重胡人风气的王朝，但这跟李渊、李世民们身上的鲜卑血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而是因为大唐是个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伟大王朝。只要你开放，就免不了跟外人打交道、就免不了相互影响。就像今天的中国彻底融入了全球化，所以那些穿着西装喝着咖啡起着洋名没准还娶了个洋妞的家伙，如果还在嘴上鄙夷人家李唐的血统和胡风，就真是不知所谓了。
闭关锁国和改革开放，换你会选哪个？
文章写了快两千字，香积寺之战几乎提都没提。看似离题万里，但要不把这些事情说清楚，就很难搞懂这一战的前因后果。
香积寺之战爆发于安史之乱中期。可安史之乱是咋来的？最简单有效的甩锅大法就是怨胡人——安禄山是个突厥化的粟特人（在中国史书中习惯性的称之为昭武九姓），史思明则是个正牌的突厥人，原名叫阿史那·崒干。这俩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都是胡人，不怨胡人还能怨谁？
但实事求是的讲，造成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并非胡人，而是大唐的制度出了问题。
开唐之初，李家皇帝搞出土地制度是均田制，税赋制度是租庸调制，兵役制度是府兵制，这三者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使得大唐朝虽然征战连年国内百姓却能安居乐业，开疆拓土之余骄兵悍将们却能安心王事——除了到头来也没拉起一兵一卒造反的侯君集和有贼心没贼胆的张亮，李世民甚至连功臣都懒得杀一个，这在历代开国之君中都是极其罕见的。
可随着国内长治久安和李隆基的懒政惰政，导致均田制和府兵制先后崩溃，没办法之下只能以募兵制取而代之。可问题是募兵可不是发块土地就啥都不用管的府兵，人家可是要军饷的，大唐的中央财政负担不起。又担心募兵制下兵随将走导致武将拥兵自重，所以干脆眼不见心不烦，设置了十大缘边节度使，把兵马统统撵到千里之外的边疆驻防，这样总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吧？
由此唐军的兵力部署由最初的强干弱枝变成了弱干强枝，天下兵马十之七八归于藩镇。再加上李隆基竟然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任由安禄山独掌范阳、河东、平卢三大节度使之位，坐拥近20万精兵，又纵容杨国忠不断煎迫之，还自鸣得意的以为是妙到毫巅的帝王术——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安禄山是李隆基的亲儿子，也只好反他丫的了。
所以哪怕安禄山是个汉人，或是换个张禄山、王禄山、李禄山坐在那个位置上，最终也一定会反。
与我们被历代士大夫洗脑后留下的传统印象截然不同的，是在安史之乱中汉人和胡人的站队与表现。
在安禄山反叛之前对其不断怂恿唆使的是高尚、严庄等汉人，在其叛乱以后又甘当马前卒的还是高邈、许叔冀等汉人。说白了在其造反团队中除了安、史两大头头及其亲族，剩下的几乎统统都是汉人。
那么绝大部分的胡人呢？哪怕远在万里之外的或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都在毫不动摇的站队大唐。
远在西域的于阗国王尉迟胜，在听说宗主国大唐遭遇了叛乱之后毫不犹豫的将王位扔给了弟弟尉迟曜，然后亲率五千大军远赴万里之外平叛。最终他不但留在了大唐做官，死后也埋葬在了这片土地上。
龟兹王族白孝德在得知安西军要东出平叛的消息后，主动请缨入关勤王，而且舍生忘死屡立战功。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的河阳之战中，面对嚣张挑战的叛军，白孝德表现出的骁勇不亚于《三国演义》中斩颜良、诛文丑的关二爷：
“史思明引兵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诣城下挑战。龙仙恃勇，举右足加马鬛上，慢骂（李）光弼。光弼顾诸将曰：‘谁能取彼者？’左右言‘裨将白孝德可往。’光弼召问之。孝德请行。光弼问：‘须几何兵？’对曰：‘请挺身取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纪第三十七》）
此后白孝德出战，匹马单枪力斩刘龙仙，唐军趁势冲杀大败史思明。白孝德也因此功升任镇西、北庭行营都知兵马使。
时任朔方节度使的安思顺，是安禄山的堂兄，当然也是个粟特人。所以后者起兵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去招揽堂兄共谋大唐江山——须知朔方军是唐军中唯一有实力与叛军硬撼的强军，后来历任朔方军节度使就是郭子仪、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可以说安史之乱就是靠朔方军平定的。要是安思顺也叛了，大唐就可以当场咽气了。
安思顺不但慨然拒绝，还心怀坦荡的放弃军权，应召还朝。
而在平叛过程中堪称唐军中流砥柱的郭子仪、李光弼和仆固怀恩这三人组中，除了老郭出身华阴郭氏、是正牌子的汉人外，李光弼是契丹人，仆固怀恩则是铁勒人。尤其是仆固怀恩，为平叛满门46人死于王事，还替国和亲不惜将3个女儿嫁给回纥可汗——要换成那么满口忠心大义的汉人士大夫，肯定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毕竟在史上能做到替王和亲的，除了铁勒人仆固怀恩，再无后来者。
再算上高仙芝（高句丽）、王思礼（高句丽）、哥舒翰（突厥）、慕容溢（吐谷浑）、荔非元礼（羌）、浑释之（铁勒）……要是没有这些舍生忘死的胡人，大唐朝可能早就玩完了。
就拿本文要讲的香积寺之战来说，参战十余万的叛军中可能有些是汉化胡人或胡化汉人，但在兵籍册上标明的可全是唐人，毕竟纯粹的胡人可是当不上唐军的正兵的。而与之对阵的15万唐蕃联军中，起码有4万是胡人。其中包括来自吐火罗叶户（位于今阿富汗等地）的5000人、尉迟胜带来的于阗军5000人、回纥人5000人以及包括西南蛮在内的杂胡两万多人。
而且你可知那些从未被大唐朝廷正式纳入疆域、承认其为唐人的吐火罗人，在千里迢迢赶赴长安的行军途中喊出的口号是什么？
赴国难，助国讨贼！
所以说大唐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民族政策从未失败，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成功。相反倒是自以为吸取了前唐重用胡人的教训、拼了命的给汉胡间划清界限、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的宋明，最终倒是狠狠的栽在了胡人的马蹄之下。
那么据说被胡人祸害得死去活来的唐朝呢？最终将其折腾得稀巴烂的黄巢是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人，彻底篡掉了其江山的朱温是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人，而在唐亡后仍坚持为其守节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偏偏却是沙陀人……
02
文章快写完一半，终于可以说到香积寺之战了。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起兵造反，然后一路势如破竹的攻城略地，一路杀到潼关之下。次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此时才慌了手脚的李隆基又开始大发神经，杀大将封常清、高仙芝，又逼迫稳守潼关的哥舒翰主动出击，终使得近20万唐军主力近乎覆灭，潼关也随之失守。
此后便是李隆基弃守长安，在逃亡蜀中途中爆发了马嵬兵变，使得其彻底失去了威望和支持。太子李亨随即在灵武自行登基，遥奉李隆基为太上皇，重用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由此改变了唐军自开战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起，河南节度副使张巡率军民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达10个月之久，牵制了安禄山大量的兵力与精力，也使得郭子仪有机会打起了收复两京（即长安和洛阳）的主意，于是香积寺之战爆发。
香积寺，位于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香积寺村，是中国佛教八宗之一的净土宗祖庭，当然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唐朝更是著名的樊川八大寺之一，香火鼎盛，信众如云。
但在至德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这天，当近26万唐蕃联军和安史叛军对峙于此之时，这座在今天被称作千年古刹而在当时不过才完工几十年的寺庙，肯定是跑得一个和尚也不剩。
为啥？因为这一仗打得太狠、也太惨了。
为啥这么说？正常情况下将近30万人挤在一块战场上，前前后后打上个一年半载乃至于好几个年头还没分出个胜负也毫不奇怪。比如在官渡之战中曹袁两军加一块才10万出头，也足足打了一年半。要是再有座坚城为凭那就更能打得没个头了，比如南宋末年的襄阳之战，就是在打了6年之后宋军内部出了问题，才使得襄阳陷落。
而香积寺之战呢？打了大半天（6个小时）就算齐活。而且不是那种强弱悬殊、一触即溃式的顺风仗，参战双方的将士都是天下第一等的精锐——叛军方面的主帅是刚干掉自己老子的安庆绪，麾下头号大将是李归仁，所辖11万士卒多是范阳、河东、平卢三镇的百战老兵；唐军方面的实际主帅是郭子仪（广平王李俶、即后来的唐代宗李豫挂了个主帅的名头），在战斗中大放异彩的是名将仆固怀恩和李嗣业，所辖唐军以朔方军为主力，真真正正算得上是针尖对麦芒。
以前大家都是一伙的，不少人可能还在一个锅里搅过马勺，装备、训练、战术都差不多，基本上对方稍一调动这边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地处一望无际的关中平原之上，没遮没凭的仓促之间也没什么打埋伏、敲闷棍的余地，所以这仗该怎么打？
很简单——既然没工夫结硬寨，那就只好打呆仗了。
唐军的前军首先发起攻势，结果被叛军强硬的挡住之后随即发动反击，居然就被打溃散了。这就麻烦了，在战场上局部的胜负都是小事情，但军令如山，人在阵地在这种事可不是近现代才有的，为啥？因为就怕溃散，一旦形成了成规模的溃军，对方就可以追着你的屁股打，用溃军冲击自己家的军阵，等到阵脚一乱那可就是神仙难救了。
值此危急时刻，就是李嗣业表演的舞台了：
“嗣业乃脱衣徒搏，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杀十数人，阵容方驻。前军之士尽执长刀而出，如墙而进。嗣业先登奋命，所向摧靡。”（《旧唐书·卷一百九·列传第五十九》）
不光是赵莹（《旧唐书》的实际编修者），欧阳修在《新唐书》中对李嗣业奋战的英姿描述得更夸张，又用了很大的篇幅描写李俶和郭子仪如何设伏兵、用回纥骑兵大破叛军的场面。但事实上这大多是从来没见过战争是啥模样的老夫子们拍脑门臆造出来的，还是比较老实的司马光对此战的记载更靠谱。
李嗣业确实挺身而出止住了唐军的溃败之势，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当叛军派出新的预备队上来，李嗣业就顶不住了，李俶和郭子仪也只好再派出自己的预备队。
反正就是一支部队打光了，就派新的部队顶上去，如此循环，直到一方的军队打光了或是士气打没了，这一仗就算是打完了——香积寺之战也就是这么打的。
所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有序又非常无趣的过程。而从古到今的绝大多数的战争，也都是这么打的。
为啥不出奇谋、出奇兵，搞个偷袭迂回、战术穿插啥的？中国古老兵法中总结出了那么多的奇谋诡计，郭子仪又是世所公认的名将，为啥不用？
用个毛线！
对于真正的名将而言，能踏踏实实的一刀一枪的打笨仗，就别动什么歪心思。除非被逼上绝路、非得赌上一把了，把胜利的希望全寄托在灵机一动而来的所谓奇谋妙计上的家伙，最终一定会死得很惨。
所以在后世被传成智多近乎妖的诸葛亮，才会断然拒绝魏延献出的所谓“子午谷奇谋”，因为他还没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犯不着冒这样的风险。
毕竟在战场上搞阴谋诡计必须要具备几个条件——其一是对方的主帅很蠢，其次是本方的主帅和领兵的将领都很聪明，最后就是自己的运气很好。这三个条件哪怕有一个不具备，自以为聪明人的结果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香积寺之战同样如此。郭子仪指挥的唐军兵力比叛军多，精锐程度也不差，老老实实的打呆仗就能赢下来的局面，脑子抽了才搞什么阴谋诡计去犯险。事实上当双方都在不停的拿人命往战场里填的时候，填到最后当然是兵力少的叛军吃亏。于是安庆绪只好冒险，派出最后的兵力准备偷袭唐军侧后，谁知却被郭子仪派出的斥候发现了。
搞阴谋诡计的结果就是这样。要是那个斥候偷懒或眼瞎，安庆绪光凭这一手就能扭转战局，没准还能改写历史。从而后人在念叨起谁谁谁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时弄不好还会提到他的名字。可是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敌人既不傻也不懒更不会瞎，于是所谓的奇谋妙算就成了后人口中的笑话。
所以郭子仪只需派出猛将仆固怀恩带着一直在养精蓄锐的回纥骑兵，就一举将安庆绪最后的希望击得粉碎，然后这一战的结局也就注定了。
香积寺之战后，主力损失殆尽的叛军再也无法立足，被郭子仪连夺长安、洛阳两京。其一举攻略南方、覆灭大唐天下的幻梦彻底成了泡影。
更重要的是，在香积寺之战后郭子仪率军追杀叛军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又将安庆绪紧急拼凑出来的十余万乌合之众杀了个一干二净，积尸三十余里，仅剩下1300多人随安庆绪逃回邺城（今河北临漳）。至此，当初追随安禄山起兵造反的幽州雄兵丧失殆尽，很快安庆绪又在跟史思明的火并中身亡。哪怕此后史思明在汉、同罗、契丹、奚、室韦等族中又招募加强征了三十多万新兵，但除了欺负老百姓的本事更厉害乐以外，战斗力跟此前相比无异于天壤之别。于是在此后的战事中，叛军除了穷于防守就是被动挨打，再也无力发动攻势，覆亡已经是可以预料的事情了。
03
香积寺一战的胜利，可以说改变了安史之乱的走向，进而扭转了唐朝的国运。否则李唐天下能否继续苟延残喘150年，还真是个未知数。
可影响如此重大的一场战役，在史书中却寂寂无名，只有到了史家不得不提及时，才潦草几笔匆匆带过。以至于到了今天，除了历史或战史爱好者外，知道有这么一场仗的人都寥寥无几。
为啥？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文人士大夫们非常不喜欢，乃至于讨厌像香积寺之战这样的战事。
战争不是个好东西，不喜欢合情合理。但士大夫们不喜欢的理由，却有点不一样。
士大夫们并非不喜欢所有的战争，有的他们不但喜欢而且还津津乐道，时时挂在嘴边，比如淝水之战。因为这一战不但是他们最喜欢的以少胜多、以弱赢强，还是谢安指挥并打赢的。而老谢不但出身高贵，还是个大名士、大学问家、大书法家，反正就是文人中的一员，怎么会让士大夫们不感到亲近？
尤其是淝水两岸战事犹酣、事关两国命运的胜负未决之时，谢安仍悠然自得的与客人对弈，捷报传来时轻描淡写的一句“小儿辈大破贼”时所表现出来的风度与气度，简直让士大夫们嫉羡欲狂：
“（谢）玄等既破（符）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晋书·卷七十九·列传第四十九》）
至于谢安在人前装得风轻云淡，到了人后就失态到把木屐底上的屐齿都碰断了的这样糗事，士大夫也统统都是这个德性，所以谁也不用笑话谁。
但香积寺之战就不同了。虽然郭子仪文武双全、出身世家，也勉强能被士大夫拉进同一个圈子。可问题是这一仗他打成啥样啊？就是仗着自己人多不停的往里填人命，把战场变成个人肉磨坊，双方刀对刀、肉对肉的毫无美感的肉搏，战损比几乎达到了一比一。直到把敌人的兵磨没了，自己还剩了几个，于是这一仗就打赢了。
这叫什么玩意？既没有运筹帷幄中的谋算，也无决胜千里的妙计，更没有如松似柏般的风度与高洁。就算没有郭子仪，换个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粗鄙武夫，这么打也没有打不赢的道理。要都是这么打仗，那么士大夫们自诩的儒帅、智将还哪来的用武之地？
所以赵莹、欧阳修们在编写史书时，估计看到香积寺之战就头疼，恨不能挥起如椽大笔将其涂抹个干干净净。因此能潦草几笔将其记载下来已经算是史家的良心了，还要啥自行车？
须知中国素来有一朝史须由新朝来编纂的传统，所以唐朝的历史基本都是宋人、尤其是北宋史家编纂的。哪怕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已经有人代劳过，也必须推倒重来，由宋人按照自己的史观重新弄一回，才算得上是正统。要不然《二十四史》中为啥只有唐书和五代史非得修两遍，还得分个新旧？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宋、尤其是北宋在政治上有崇文抑武的刚需。而唐朝与五代不但是个武夫耀武扬威、在大部分时间能把文人士大夫踩在脚下的时代，而且武将们还很争气——不但打出了个巍巍盛唐，哪怕在最丢人现眼的时候，也比文官挂帅的北宋打一仗就挨一顿胖揍要强得多。
这让在两宋高高在上、驱使武将如猪狗的士大夫们情何以堪？所以就必须得反击。可是反击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啥的难度太高，把自己的老命搭上去恐怕都没戏，那就只好拿坟墓中的古人作伐了。
唐人也喜欢修史，但著名的“唐八史”（即《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以及《南史》和《北史》）尽管水平有高有低，但基本做到了实事求是。而宋修三史（即《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新唐书》）干的最多也最出名的就是“增减”二字而已——看得顺眼、对自己有利的就大书特书，看不惯、可能对自己不利的就大肆删减。最要命的就是其中层出不穷的“史臣曰”，极尽胡说八道、颠倒黑白之能事，许多歪理邪说至今还能让那些只会死读书的家伙认定是真理。
比如香积寺之战。宋人修史写到此处时，重点突出刻画了两个人物和一方势力，从而给后人带来了许多误解和误导。
第一个人物就是李嗣业。在欧阳修、宋祁等人的笔下，李嗣业简直就是在香积寺之战中堪称中流砥柱式的人物，尤其是他对郭子仪立下的那个“今日不蹈万死取一生，则军无类矣”（《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八·列传第六十三》）的军令状，简直堪称妙笔生花。李嗣业麾下的陌刀队更是被描写成了无敌的大杀器，又是人马俱碎，又是如墙而进的，简直无往而不利，成为唐军反败为胜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这就是扯淡了。李嗣业确实很能打，但不要忘了这是场数十万人参与的大混战。别说李嗣业才“大呼出阵前，杀数十人”，就算他有百人敌、千人敌之力，在这种大场面里边也掀不起多大的浪花，更甭提扭转战局。当然他要是能万人敌的效果可能会不一样，但除非老李内裤外穿，否则没戏。
至于陌刀队这玩意可能确实很厉害，但别忘了叛军跟唐军同出一源，可不是什么没见过世面的土豹子。所以人家也有陌刀队，没准比唐军装备的数量更多、质量更好（唐朝边军中，安禄山的部下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也更精通怎么对付陌刀的战术。所以凭啥李嗣业的陌刀队就能人马俱碎，叛军的陌刀队就不能如墙而进？
都是一口锅里搅过马勺的，所以对这两支彼此知根知底、看对方撅下屁股就知道能放几个响屁的军队来说，任何机巧、花招都是笑话，只有实打实的血肉相博才能分出高下。所以李嗣业在此战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唐军前军即将崩溃时挺身而出压住了阵脚，但很快他的部队就打光了，否则郭子仪为啥还要没完没了的往里填预备队？
那为啥宋人要特意突出一下李嗣业？也是没办法嘛。但凡这一战中有哪个文官能争口气，哪还轮得到李嗣业风光？之所以选择李嗣业，是因为这家伙背景简单，而且很快就在邺城之战中战死了，怎么吹捧都没后遗症。其实仆固怀恩在香积寺之战中所起到的作用比李嗣业要大得多，可谁让这货后来反了呢？所以当然是能不提就不提，更别说大肆宣传了。
第二个人物就是郭子仪，这没啥可说的。虽然唐军名义上的主帅是李俶，但谁都知道这厮要是会打仗才有鬼，其实就是老郭的传声筒罢了。而且郭子仪明是非、知进退，不贪恋功勋权力，这是士大夫们最欣赏的。要是武将们都这么懂事，他们还用得着拼命崇文抑武？这样的正面典型哪能不大吹特吹？
而另一个被重点提及的，就是回纥人。不过相比李嗣业和郭子仪，回纥人是作为反面典型出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并非是自愿替大唐效力，而是拿钱财买来的雇佣兵：
“初，上（李亨）欲速得京师，与回纥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纪第三十六》）
而且在攻克洛阳之后，回纥人又在城内大肆杀烧抢掠。这下给人的观感就更糟糕了，难怪被当成了大反派，连带着把他们弄来帮着大唐打仗的仆固怀恩也跟着倒霉，最后还被逼反了。
但这又能怪谁呢？回纥人本来就商贾气息浓重，从不做赔钱的买卖，哪怕跟大唐关系不错也不肯像老实巴交的吐火罗人、于阗人那样免费替人卖命，这本就无可厚非。再者李亨与回纥人做的交易中，最遭人诟病的“子女”其实并非是大唐皇帝把自己的百姓卖给了胡人。在古汉语中，“子女”在此等语境下专指男女奴隶，要知道在历史上大规模蓄奴的习惯直到宋朝才遭到法律的禁止，直到清朝才彻底禁绝。在唐朝时要是没有个几百、上千奴隶，谁好意思说自己是个上等人家？
所以李亨这么干，既卖了回纥人一个人情，又打击了洛阳的权贵豪强的势力，可谓是一举两得。只不过他并没有得逞——面对废墟一样的洛阳，权贵富豪感觉非常缺乏劳动力，就拿出3万匹丝绸又将这些“子女”从回纥人那里赎回来了。
至于说回纥人大肆杀戮、劫掠唐人百姓的恶劣事迹，其实正牌子的唐军干得更过分：
“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唐纪第三十八》）
让一群尽是文盲，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更没有信仰和理想，还在疯狂的杀戮下杀红了眼睛的大头兵们严守军纪、秋毫无犯，那纯粹是做梦。
反正只要有战争，最倒霉的永远都是老百姓，从来都没有例外。只不过这回是北宋的士大夫为了强调他们所坚持的夏夷之别，特意把回纥人拿出来当出头椽子罢了。
至于唐军干过啥，人家可以假装没看到，就是不写，还可以自吹为“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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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一次性杀敌最多的战役，按现有文献记载应该是蒙古人和女真人打的那场野狐岭之战——50万参战的金兵几乎被杀了个精光。其次是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共斩首坑杀赵军约45万。其余的像淝水之战，苻坚名义上出动了87万大军，但真正抵达战场并被晋军击败的也就二十来万。再如赤壁之战和护步达冈之战，曹操和耶律延禧分别号称坐拥80万和70万大军，但实际兵力也就20万和10万出头。更何况曹军和辽军也未被全歼，还跑了不少。
而且哪怕是野狐岭和长平之战，铁木真和白起也不好意思将所有的歼敌数统称为“斩首”。因为古代绝大多数军队记录军功的办法都是非常的简单粗暴——以敌人的脑袋为凭。但这个脑袋可不好斩，原因有好多，要想说清楚没准得用好几千字，还是算了。
如果再加上兵种克制等因素，想捞个斩首功就更是难比登天——在明朝以战功得封伯爵的文官仅有3位，其中之一就是成化、弘治年间的名将王越：
“文臣封伯，虽前后十人，然以战功得者仅三人：靖远伯（王）骥，威宁伯（王）越，新建伯（王）守仁耳。皆王姓，威名皆盛于诸伯，大奇大奇。”（《 皇明奇事述·卷二·三文臣战功伯爵皆王姓》）
老王为国征战30年，历经大小战事近百，堪称是战功赫赫。那么他指挥明军一共斩首敌军多少级呢？答案是1402。还别嫌少，在威宁海大捷中王越指挥明军斩首437级，结果就获爵威宁伯、赐诰券，加封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免二死，食禄一千二百石，允许世袭，并追封三代。
为啥？就因为蒙古人都是四条腿，明军大多只有两条。所以人家只要想跑，明军别说斩首了，连马屁都闻不着。就算在正面交锋中好不容易弄死几个，基本上还来不及砍头，就被蒙古人仗着马快抢跑了——谁都知道你想斩首立功，哪还能让你如意，打不赢你还不能恶心恶心你？
所以老王砍下的脑袋，都是在正面交锋中砍下来的，还有本事不被敌人抢跑，这就叫“阵斩”，非常的值钱。相比之下，那种将敌军击溃后撵着人家屁股砍下的脑袋，在价值上有着天壤之别。
而在冷兵器时代一场战役的阵斩记录，就出现在香积寺之战。在此战中，安庆绪叛军被唐蕃联军阵斩6万、俘虏2万，仅逃掉了2万出头。
要知道哪怕是现代军队在伤亡比例超过30%以上后，基本上就被视为失去战斗力，只能撤出战场，否则出现兵败如山倒、军溃似潮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然也有过许多战至最后一人仍坚守阵地的英雄事迹，但英雄之所以被称之为英雄，就在于其珍贵且稀有，不能当做常规模本来参照。
而在冷兵器时代，一支军队在战损了10%的兵力后就士气崩溃继而瓦解逃散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那为啥在香积寺之战中叛军能在短短的6个小时内就战死了60%的同袍的情况下才崩溃？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参战双方的老底子都是大唐边军，素来就有闻战则喜，虽身处绝境仍酣战不休的优良传统。如今虽然阵营不同、目标殊异，但底蕴、传统犹在，战斗力和战斗意志自然不是那些挨揍挨成习惯的宋明兵油子可比。再者河北边军与朔方边军素来不睦，和平时期就明争暗斗，安史之乱后更是老对手、死对头，打起来自然格外有劲头。就像姚明遇上奥尼尔、梅西对阵C罗时，不也是比别的比赛更卖力气？
此外，这一战中双方主帅都不约而同的使用了看似最笨拙，但也最无懈可击的添油战术。一队兵打光了，就再填一队进去，直到所有的兵都打没了为止。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有胆小鬼想逃跑，又往哪儿跑？四面八方不是生死搏杀的修罗场，就是督战队明晃晃的大刀，想跑的没准就是死得最快的。
就这样，除了搏出个生死再无路可走的两军将士只能红着眼睛抡刀互砍，被砍死了拉倒，没被砍死的也只是一时的幸运，而这样的幸运从来都不会持续多长时间。
最终叛军败了，唐军胜了，最大的败因就是后者没前者人多。双方在战场上留下了数量差不多的尸体，差别仅在于胜利者还能留个全尸，而失败者要被砍下头颅拿去记功。
历史的真相就是这么残酷且无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