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 因为穷人的形象中总隐藏着我们自身的恐惧和焦虑

>> 在全民就业的生产者社会，贫穷是一回事；在生活围绕消费者选择建立（而非围绕工作、专业技能或岗位建立）的消费者社会里，贫穷是另一回事。如果说“贫穷”曾经来自失业，那么今天它主要来自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这个区别改变了人们对贫困生活的体验方式，也改变了摆脱贫困的机会和前景

>> 戒律的内容如下：即使你看不到任何（尚未得到的或不需要的）收益，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

>> 内隐的一个假定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通过工作可以获取相应回报，用以维持生活

>> 第二章讲述的是现代社会渐进又不可阻挡的过程：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相应地从工作伦理指导的社会到消费审美统治的社会

>> 在消费者社会中，大规模的生产不再需要大规模劳动，于是，曾经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穷人被重铸为“有缺陷的消费者”。这使他们失去了有用的社会功能（实际的或潜在的），这对穷人的社会地位和改善机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部分

>> 什么是工作伦理？简而言之，工作伦理本质上是一条戒律，它有两个外显的前提和两个内隐的假定

>> 第一个前提是：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回报。

>> 第二个前提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道义上来说愚蠢又有害。因满足而停止努力是不明智、不可取的。除非是为了完成更多工作而蓄力，否则休息就是不体面的。换言之，工作本身就具有价值，是一种崇高且鼓舞人心的活动

>> 另一个内隐的假定是：只有公认的有价值的工作——那些可以要求薪水回报的，可以用于交易的——才会被工作伦理认同。虽然简单，这却是工作伦理在我们这个“现代性”（modernity）社会中历史性呈现形式的总结。

>> 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有趣又体面的事情可以去做，那些都是金钱买不到的，夜以继日拼命赚钱只会和它们失之交臂

>> 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

>> 就目的而言，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除名称以外，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权力斗争，以崇高道德为名，迫使劳动者接受既不高尚，也不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生活

>> 随着人们创造力的发展和对自然的掌控，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一个美好的、神奇的、丰富的世界

>> 睿智的人达成共识：劳动者（无论当下的还是未来的）没有管理好自己生活的能力。他们像那些愚蠢、任性的孩子一样，不能约束自己，无法明辨是非，更不用说认识到什么更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他们只是有待加工、塑造的“人类原材料”，至少在肉眼可见的未来，他们注定只能被动地接受社会的变迁，他们只能成为当下如火如荼的理性变革的对象，而非主体

>> …逐渐形成共识的是，穷人是可以被牺牲的，无论他们是否该对自己的处境负责

>> 在“大量减少”穷人的过程中，工作伦理的贡献是无价的。毕竟，工作伦理主张：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它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具有道德优越性。有了这样的道德准则，满怀善意的改革者可以宣布，社会向无收入者提供的援助应当符合“最小化原则”（principle of less eligibility），并认为这个原则是向更人道的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最小化”意味着那些依赖救济而非工资收入的人享有的生活质量，必须低于最贫穷、最悲惨的

>> 人们希望，不工作的穷人越是生活堕落，越是深陷赤贫，那些有工作的、出卖劳动力换取最微薄工资的穷人的生活就越诱人，至少不至于无法忍受；这样，工作伦理得到了支撑，胜利也触手可及。

>> 直达工作伦理的核心——基于无条件服从的纪律规范，通过自上而下的有效监督，固化乏味的、规律有序的行为与其说是道德的皈依，不如说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结果看似工作伦理的戒律被他们接受并融入了他们的良知。

>> 这个策略的另一种体现是引入“仅供生存”（hand-to-mouth existence）的概念——把薪水保持在一个足够低的水平，工人们只能靠它活到第二天的黎明。这样一来，除了继续辛苦工作，他们“别无选择”。

>> 去工作（接受一份工作，找一个老板，做一些老板愿意付钱所以一定有用的事情）是一个颇为得体的自证方法。给予所有人工作，让所有人都去工作，通常被视为治愈因社会（暂时）的不完美、不成熟导致的一切弊病和麻烦的良方。

>> 在经典的现代工业社会时代，工作同时是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生存能力（系统化再生产）的枢纽。

>> 工作是他们终其一生构建和捍卫的身份的核心

>> 身份的构建可能来源于诸多雄心壮志，但都取决于人们选择/被分配的工作类型

>> 工作类型影响着人们的全部生活，它不仅决定了与工作过程直接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决定了预期的生活水平、家庭模式、社会生活和业余生活、礼仪和日常行为规范

>> 工作伦理要求人们心甘情愿地、欣然地、热情地拥抱一种无法避免的必然——新经济的实践者在新国家立法者的协助和合谋下，竭尽全力提供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困境。

>> 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必然，就意味着彻底放弃了对外来的、痛苦的、强加的新规则的抵抗。在工作场所，工人的自治权是不被容忍的。工作伦理要求人们选择一种献身于劳动的生活，但这也就意味着没有选择、无法选择和禁止选择。

>> 社会生存质量的权力斗争变成了获得更多金钱的斗争，经济收益成为自治自主的唯一体现，这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实现了当初工作伦理在经济手段和偶尔的肉体胁迫的帮助下徒劳争取的目标。它在现代生产者的思想和行动中灌输的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精神”，不如说是以经济水平评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倾向。这也把人的动机和对自由的渴望牢牢地、不可逆地转向消费领域。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社会后续的发展——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

>> 那个社会（上一章中描述的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阶段）可以称为“生产者社会”——尽管人类自诞生起就从事生产，并将持续生产直到人类灭亡。之所以称之为“生产者社会”，是因为那时人们主要以生产者的身份参与其中。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式由社会分工的需要决定，社会希望其成员有能力和意愿参与社会分工。在当前这个近现代（late-morden）、次现代（second-morden）或后现代（postmorden）阶段，社会主要要求人们以消费者的能力参与其中，首先依照“消费者”角色需要塑造其成员，并期望他们具有消费的能力和意愿。

>> 理想状态下，消费者应该不固守任何东西，没有永久的承诺，没有可以被完全满足的需求，也没有所谓的终极欲望。任何承诺、任何忠诚的誓言，都应该有一个附加的有效期。契约的有效期、既定的时效是最关键的，比契约本身更重要，它不应该超过满足欲望的消费所花费的时间（或欲望消退的时间）。消费总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这是消费者社会的桎梏，也是消费品商人的主要烦恼。理想情况下，消费者立刻得到满足——消费应该立刻带来满足感，没有时延，不需要旷日持久的技能学习和准备

>> 而一旦消费行为完成，这种满足感就应该尽可能快地消失。如果消费者无法对任何目标保持长期关注和欲望，如果他们没有耐心、焦躁、冲动，尤其是容易激动，又同样容易失去兴趣，“即时满足”就达到了最佳效果。

>> 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他们需要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之中。诱使他们转移注意力的诱饵需要肯定这种怀疑，同时提供一个宣泄的出口：“你以为这就是全部？好戏还在后头呢！”

>> 对那些成熟的、完全合格的消费者来说，以这种方式行动是一种强迫症、一种必需品；然而，这种“必需品”，这种内在的压力，这种以其他方式生活的不可能性，却以行使自由意志之名展现在他们面前。本来是市场选择了他们，并把他们培养成消费者，剥夺了他们不受诱惑的自由，但每次来到市场，消费者都觉得自己在掌控一切。他们可以评判、评论和选择，他们可以拒绝无限

>> 选择中的任何一个——除了“必须作出选择”之外。寻求自我认同，获取社会地位，以他人认为有意义的方式生活，这些都需要日复一日地到访消费市场。

>> 在现代性的工业阶段，一个事实不容置疑，那就是每个人在拥有其他身份之前，首先必须是个生产者。在现代性的第二阶段，即消费者的时代，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变成了：人首先要成为消费者，才能再拥有其他特别的身份。

>> 消费取代了工作，把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链接在一起

>> 最初，工作是承接这份新责任的首要工具。工作技能、就业场所以及职业规划是人们努力构建的

>> 社会身份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一旦选定身份，人们就终其一生去构建这个身份，终其一生于他们的工作、职业或事业。社会身份的构建是平稳的、持续的，需要经历一系列泾渭分明的阶段（难怪要用“构建”来描述“社会身份”的实现），人们的职业生涯也是如此。职业生涯的稳定持久和人们贯穿终身的社会身份构建非常契合。

>> 然而，稳定、持久、连续、逻辑一致、结构密实的职业生涯不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选择。现在，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能通过从事的工作来定义永久身份，更不用说确保这个身份。长期的、有保障的、确定性的工作已经很少见。那种古老的、“终身制”的、甚至是世袭的工作岗位，只限于少数古老的行业或职业，数量也正迅速萎缩。新的工作机会设置了期限，到期后的安排另行通

>>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精辟的警语，所有的文化产品都被设计为具有“最大限度的影响力并且可以瞬间废弃”。

>> 变化多端、无限创新、飘忽不定的消费品市场，可以很好地解决这类担忧。无论是耐用品，还是易耗品，从定义上来说，消费品就不打算永久存在，不可能提供什么“终身的服务”。消费品意味着消耗殆尽，时间性和短暂性是其内在特征，它们遍体都写满了死亡的悼词。

>> 身份像消费品一样被占有，而占有是为了消费，所以它们终将消失。和市场上的消费品一样，对一种身份的消费不应该——不允许——熄灭对其他更新

>> 更好身份的渴望，也不应该——不允许——妨碍人们接纳新身份的能力。这意味着，与其去其他地方寻找工具，不如将注意力集中到市场。“集合身份”（Aggregate identities），即随意地安排商店里能买到的、不太持久、容易剥离、可随意更替的标签，这似乎正是人们应对当代生活的挑战所需要的。

>> 任何规范的唯一目的，都是利用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来限制或完全消除选择自由：除规范所倡导的选项外，人们别无其他选择。

>> “还利于民”变得不容置疑，它呼吁消费者履行选择的责任——一种已经被内化、重塑为人生使命的责任。更多税后收入的吸引力，与其说是来自更多消费，不如说是来自有了更多消费选择的预期、更多购物和选择的乐趣。这种能够更频繁行使选择权的期望具有惊人的诱惑力。

>> 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他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获得的社会尊重和自尊就越多，距离“美好生活”的理想也越近。

>> 贮藏、储蓄、投资的意义在于拓宽消费者选择的预期。

>> 诱惑，炫耀未曾经历的奇景，承诺前所未有的体验，贬低已经尝试过的一切，才是最有效的。当然，前提是信息要有效传达给接收者并将他们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些令人激动的未知体验上。消费，愈发多样化、愈发丰富的消费，对消费者来说必须是一种享受，而不是折磨他们的义务。消费者必须以审美趣味为导向，而不是以道德规范为导向

>> 美学，而非伦理学，被用于整合消费者社会，确保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并屡次拯救其于危难。伦理学赋予履行责任以最高的价值，而美学则把崇高的体验放在首位。履行职责有内在的时间逻辑，所以它把时间结构化，指引一个方向，使逐步积累、延迟享受等概念具有意义。但是，追求体验没有任何延迟的理由，延迟或许只会导致“浪费机会”。

>> 理智的消费者唯一能掌控的，就是在已知的机会最密集的时间守候在已知的机会最多的地方。

>> 富有成就感的工作，能够自我实现的工作，作为人生意义的工作，作为生活核心的工作，作为骄傲、自尊、荣誉和名声的源泉的工作，简而言之，具有使命感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有标志。其他人只能敬畏地远观、艳羡，只能通过低俗小说和肥皂剧来体验。他们在现实中没有机会从事这类工作，体验这种生活。

>> 贫穷并不仅限于物质匮乏和身体上的痛苦，也是一种社会和心理状况。每个社会都有“体面生活”的衡量标准，如果无法达到这些标准，人们就会烦恼、痛苦、自我折磨。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贫穷也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的“幸福生活”无缘，无法享受“生活的馈赠”。随之而来的是怨恨加剧，并以暴力行为、自惭形秽或兼而有之的形式表现出来。

>> 在消费者社会里，作为消费者的不合格是导致个人社会降级和“内部流放”的首要原因。正是这种不合格、这种无法履行消费者义务的无能，转化为痛苦，他们被抛弃、被剥夺、被贬低、被排除在正常人共同享用的社会盛宴之外。克服这种不合格被视为唯一的救赎，是摆脱屈辱困境的唯一出路。

>> 消费世界不允许“无聊”存在，消费文化致力于消除它。按照消费文化的定义，幸福的生活是绝缘于无聊的生活，是不断“有什么事发生”的生活，新鲜又刺激，因为新鲜所以刺激。消费市场作为消费文化的忠实伙伴和必不可少的补充，能够防止烦躁、无聊、审美疲劳、忧郁、绝望或厌倦——曾经困扰富裕舒适生活的所有疾病。消费市场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因为“尝试过所有的东西”而绝望或沮丧，从而失去生活的乐趣。

>> 弗洛伊德在消费时代来临之前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幸福状态，我们只有在满足了某个令人烦恼的需求时，才会获得短暂的幸福，但紧接着就会产生厌倦感。一旦欲望的理由消失，欲望的对象就失去了诱惑力。然而，事实证明，消费市场比弗洛伊德更有创造力，它唤起了弗洛伊德认为无法实现的幸福状态。秘诀在于：在欲望被安抚之

>> 想要缓解无聊，就需要花钱。如果想一劳永逸地摆脱这个幽灵的纠缠，达到“幸福状态”，就需要大量的金钱。欲望是免费的，但实现欲望，进而体验实现欲望的愉悦状态，需要资源。对抗无聊的药方不在医保范畴，金钱才是进入治疗无聊的场所（如商场、游乐园或健身中心）的通行证。这些场所的存在本身就是最有效的疫苗，可以预防疾病的滋生，它们存在的意义是让欲望不断沸腾，永不停歇，也无法停歇，但由于预期的满足而深感欢愉。

>> 如果说穷人的基本特征是有缺陷的消费者，那么，贫民区的人们几乎很难得当地安排他们的时间，特别是以一种被公认为有意义的、令人满意的方式。懒惰的罪名总是危险地盘旋在失业者家园的上空，只能以夸张、过度、最终流于形式的家庭劳碌与之对抗（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比如擦洗地板和窗户，清洁墙壁、窗帘和孩子们的衣物，打理后花园。即使在有缺陷消费者聚集的贫民区，人们仍无力抵御作为一个不合格消费者的污名和耻辱。按照周围人的标准去做是不行的，因为得体的标准已经被设定了，并不断提升。它来自远离邻里守望的地方，来自报纸杂志和光鲜亮丽、永不间断地传递消费者福音的电视广告。贫民区那些绞尽脑汁的替代品不堪一击，不值得骄傲，无法减弱自卑的痛苦。

>> 杰里米·希布鲁克（Jeremy Seabrook）曾提醒过他的读者，当今社会依赖于“制造人为的、主观的不满足感”，因为本质上“人们满足于自己拥有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威胁”。

>> 于是，人们真正拥有的东西被淡化，被贬低，被较富裕的人锋芒毕露的奢侈消费所掩盖：“富人成为被普遍崇拜的对象”。

>> 回首过往，曾经作为英雄被大众崇拜的是“白手起家”的富人，他们严格、执着地履行工作伦理并获得了回报。

>> 时过境迁，现在大众崇拜的对象是财富本身——财富是最梦幻、最奢华的生活的保障。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或已经做了什么。富人普遍受人爱戴是因为他们选择自己生活的神奇能力（居住的地方、共同生活的伴侣），并能随心所欲、不费吹灰之力地改变它们。他们似乎永远游刃有余，周而复始，没有终点，未来永远比过去更精彩、更诱人。需要特别指出，对富人唯一重要的是他们的财富为他们打开的广阔前景。他们看起来确实是以消费美学为指引的，他们对消费美学的掌握（而非对工作伦理的服从和经济上的成功）才是他们高人一等的核心，是他们获得普遍崇拜的原因。

>> 其次，在穷人变得更贫穷的同时，非常富有的人——那些消费美德的典范——却更加富有。

  第二部分

>> 确实，如果没有福利国家，生活的艰辛可能令人无法忍受：

>> 工作伦理完成了它的任务。它让所有人明白，每一个正常和健全的人（男性），只要有能力，就应当工作。在20世纪中叶，这被视作理所当然。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工作可做，或无法工作，该怎么办。正是对这种情况的恐惧折断了人们的翅膀，使他们失去进取心，也剥夺了他们面对风险

>> 具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险将消除人们对于丧失能力的恐惧，使他们能够从容应对个人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实现个人价值的自由需要免于匮乏，免于失业，也免于对匮乏和失业的恐惧。

>>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是：把消费者欲望作为主要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力量，作为解决冲突和秩序维持的主要手段，从长远来看，这会使“劳动力成本过高”。那些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耕耘过的连绵土地迟早都会枯竭，成为收益递减规律的牺牲品。为了保持生产利润，必须寻找新的处女地，未被开垦过的土地。这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解

>> 真正的原因或许在于他们缺乏自信。运气使然，到目前为止他们仍能自力更生，但他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运气能永远持续下去？他们所处的世界声名狼藉，因为繁荣是那么不平均、那么零散、那

>> 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财富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无数更渺小、更脆弱的生命被拽入深渊。一个人需要如何足智多谋才得以安全度日？安全难道不需要比最勤勉的努力所召唤的东西更有力、更可靠的基础？这是每个人需要面对的问题。这是一个反问，有且只有一个答案。

>> 第二个原因是消费者社会的到来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深入人心。消费主义最重视的是“选择”。选择，就纯粹的形式而言是一种价值，也许是消费主义文化中唯一不容置疑的价值。它是消费者社会的元价值，被用于评价和排序所有其他价值。这不足为奇，因为消费者的“挑剔”是作为市场命脉的竞争力的映射。为了生存，进而发展，消费市场首先必须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消费者：选择是由竞争提供的，鉴赏力使得这种供给具有吸引力。

>> 相应的，处于没有选择的境地（没有东西可供选择，或在选择时没有发言权），就会被消费者社会摒弃。剥夺选择权本身是一种羞辱

>> 消费心理造成的压力占据了绝对优势，即使国家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仍然会背负“丧失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个消费者社会获得豁免的基本缺陷——在业已皈依的、虔诚的、“获得新生的”消费者眼里，这个缺陷使得福利国家无可救药地声名扫地。

>> “常规劳动者”从事的工作既不需要难以掌握的稀有技能，也不需要面对面与顾客沟通所需的特殊机敏，因此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在所有有偿的低技能工作中切换。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很容易被弃用，工作不稳定。他们随时可能被替换，这不会给雇主带来什么损失。他们可能在生意不景气时被就地解雇，因为业务回暖时有很多这样的人随时可以上岗。因此，他们没有找麻烦的气力，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即使有能力也愿意争取更好的就业条件，他们仍没有胜算的机会。

>> 这些“常规劳动者”是临时的、可替换的、用完即弃的。在雇佣期间，他们的身体虽然在工作，却心不在焉。工作仍然是生存的源泉，但不是生命意义的源泉，当然也不是培育人与人之间纽带的温室，它不足以支撑和维持道德信念和道德实

>> 被赖希称为“常规劳动者”的人（再重申一次：临时的、不稳定的、用完即弃的、容易被替代的、与从事的工作关系脆弱的人）没有资格要求雇用工厂与自己建立更稳固、更亲密的雇佣关系，更不用说赢得这种关系。

>>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像幽灵

>> 不同工作的区别仅在于是否能有效防范雇员的反抗：以消极怠工、逃避责任来对抗雇佣关系的脆弱性。没有哪种工作能免除失业，也没有人可以免除近来出现的“长期失业”——这个词现在已经被更准确地描述为“过剩”。如果说“失业”，甚至是长期失业，意味着工作生活的一个阶段，那么“过剩”则更贴近如今失业的本质。

>> 把工作神话为人类的最高职责、高尚道德的体现、法律和秩序的保障，以及治愈贫困的良方，这种做法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过共鸣，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以增加产量。如今的精简型、小型化、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则把劳动力视为生产力提升的制约要素。

>> 后者，以合理化社会对他们的冷漠”，因此“说明贫穷是个人缺陷的必然后果，进而促成对穷人和被剥夺者的漠不关心”。换言之，工作伦理虽然不再是减少贫困的手段，却能帮助调和社会众生和永恒存在的穷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安宁平和。

>> 他们确实有一个共同点：在其他人看来，他们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完全无用才会被归入底层社会——若他们消失，其他人会生活得更好。他们无疑是美丽风景线中的污渍，是丑陋又贪婪的杂草，他们对园林的和谐之美没有任何贡献，还偷走了其他植物的养分。如果他们消失，所有人都会获益。

>> 可以认为，这是底层阶级的无用性为社会提供的一种重要价值——这个社会中没有哪个行业或职业能够确信自己的长期有用性；这也是底层阶级的危险性为社会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这个社会被太多焦虑困扰，人们根本无法分辨究竟在恐惧什么，如何减缓这种恐惧。

>> 正如堕入底层是一个选择问题，脱离贫困也是个选择问题——如果作出的是正确的选择。穷人沦为底层阶级是选择的结果，这个观点暗示的是，他们完全可以作出另一种选择，使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 消费者社会有一个没有争议的、核心的、不成文的规则——自由选择需要具有竞争力：行使选择权的技能和决心。选择自由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既有好的选择，也有坏的选

>> 最终作出的选择是是否具有竞争力的证据。底层社会是错误选择者的集合，证明了其成员“选择无能”。

>> 在很大程度上，赤贫的成年人逃避工作，不是因为其经济状况，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念……在就业没有禁止性壁垒的情况下，穷人的个性成为理解和克服贫困的关键。心理学是探究他们为什么不愿工作的最后可能……为什么穷人不能像社会期望的那样奋力抓住机会呢？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贫穷的文化核心似乎是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也就是心理学所说的效能缺失。

>> 但是，必须具备发现机会的能力，具备拥抱它们 的能力：一些智慧、一些意愿和一些努力。穷人很明显缺少这三种能力。穷人的这种缺陷，总体来说是个令人欣慰的好消息。

>> 这个比喻简直无可挑剔。底层阶级在当今富裕社会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吸纳恐惧和焦虑，过去强大的外部敌人扮演了这个角色，但他们已不复存在。底层阶级是内部的敌人，注定要取代外部敌人，成为保持社会健康的关键药物，成为源于个体不安全感的社会紧张的安全阀。

>> 这些人被告知，奢侈的消费是成功的标志，是赢得公众掌声和名誉的捷径。他们还了解到，拥有和消费某些商品，践行这种生活方式，是幸福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实现人类尊严的必要条件。

>> 如果消费是衡量成功人生的标准，衡量幸福的标准，甚至是衡量尊严的标准，那么人类欲望的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再多的购买和刺激的感觉，都不能唤回过去“达到标准”带来的满足感

>> 不停生产这种废弃品还有个重要原因：需要让仍在参与游戏的人看到作出其他选择的可怕后果（他们也被告知这是唯一的后果），这样他们就能够忍受，并愿意忍受这场游戏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艰辛压力。

>> 它是经济规则能容忍的唯一变体。工作伦理不是一味追求利润和竞争力的敌手，而是其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对于世界上的富裕阶层来说，工作伦理是单向的。它阐述了那些在生存中挣扎的人的职责，却只字未提那些超越了维持生计、有着更高层次追求的人的职责。

>> 永久和持续的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这种生存方式使它有别于其他

>> 那些生存方式大体上主要致力于社会的持续再生产，最好形式上不要发生任何变化。然而，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现代化都被看作是一个有期限的过程或任务，一项“有终点线”的事业。

>> 他引用迈克尔·哈默（Michael Hammer）和詹姆斯·钱皮（James Champy）的话说：再造意味着“少花钱多办事”。

>> 市场竞争造成的就业环境不稳定，是且将继续是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对于社会地位和自尊的不安全感的主要根源。社会国家承诺保护其公民，首先要排除这种不确定性，让他们有更稳定的工作、未来更具保障。然而，之前已经讨论过，这种情况不复存在。现在的国家无法兑现社会国家的承诺，政治家也不再热衷于重复这个承诺。相反，他们的政策预示着一种更不稳定的、充满风险的生活。人们在制定长期规划时需要直面各种意外，“终身”规划已是镜花水月。他们教导选民变得“更灵活”，为更多即将到来的更多不安全做好准备，并自己寻求社会产生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第三部分

>> 或者换句话说：对秩序的渴望是一种堂皇的托辞，是强烈厌世的借口。

>> 事实上，对秩序的渴望未必源于厌世，却会促进厌世，因为它为厌世支配的所有行为提供了一个借口。我们说过，任何秩序都在不顾一切地把一致性、规律性和可预测性强加给人类世界，但人类倾向于多样化、反复无常、不可预测。

>> 人的存在就意味着不断选择并推翻选择，而要阻止人们进一步选择，使当下的选择不能被推翻，则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只有出于“选择质量”的考虑，向往秩序才可以想象。任何一种秩序模式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它想要取代所有其他选择，终结所有进一步的选择。不过，终结选择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否有意，是否欢迎，厌世必将随之而来。怀疑、厌恶和憎恨，这些糅合出厌世的情绪和态度，是人类与生俱来、根深蒂固、不可救药的怪癖，是无止境混乱之源。

>> 另一种强制力是规范。规范是秩序模式在人类行为上的投影。规范告诉人们，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中，有秩序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可以说，它把秩序的思想翻译为人类的行为选择。如果说任何秩序都是一种选择，那么规范也是如此。一旦确定了秩序，也就限定了可选的行为模式。规范认定了某些行为是正常的，除此之外的其他行为

>> “不正常”意味着偏离了规范许可的模式。它会一直延伸到“背离”（deviation），这是“不正常”的极端表现。如果一种行为不仅不符合规范的要求，而且超出了可容忍的边界，就会引发纠正性干预或惩罚性干预。在单纯的不正常和更邪恶的背离之间，从来没有明晰划定的界限，其划定规则常常会引发激烈的讨论。因为，容忍限度问题决定了两者的区别。

>> 既然如此，为了消除贫困，把繁荣的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诱导穷人去工厂工作，并在必要时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命运。实现这个目标最明显的方法当然是剥夺穷人的所有其他生活来源：接受条件，无论这些条件多么苛刻，无论这些条件多么令深恶痛绝，它们都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严格地说，在这种“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道德义务的说教是多余的，把穷人带到工厂车间的并非他们的道德冲动。

>> 人们普遍认为，穷人往往安于现状，不会为了更多利益而拼命工作，所以他们的工资必须保持在满足生存的最低水平。

>> 然而，在“后现代”的消费者社会，这两种意义都不成立了。现在的经济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它已经学会了在减少劳动力及成本的同时增加利润和产出。同时，对规范和“社会纪律”的服从，主要是通过商品市场的吸引力来保证，而非通过国家管理的强制力和圆形监狱网络管理之下的训练来保证。在经济和政治上，后现代的消费者社会无需把大部分社会成员卷入工业劳动就能够茁壮成长。实际上，穷人不再是后备劳动力，工作伦理的呼吁越来越虚无缥缈，与当今的现实脱节。

>> 临时雇用制深刻影响了饱受其苦的人，通过把人们的未来变得更不确定，它制止了所有的理性预期，尤其熄灭了人们对未来的基本信念和希望。然而人们需要这种信念和希望来反抗（特别是集体反抗）目前这个最无可容忍的现状。[4]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些“被驱逐者”没有要求，也没有计划，不重视自己的权利，也不履行自己作为人、作为公民的义务。既然他们在别人眼里如同不存在，逐渐地，他们在自己眼里也不复存在。

>> 如今，穷人的苦难不再能汇聚成一项共同的事业。每一个有缺陷的消费者都在孤独中舔舐自己的伤口，最多只能与他们尚未破碎的家庭为伴，与同样没有资源的朋友为伴。有缺陷的消费者是孤独的，感觉自己被抛弃，一旦他们长期处于孤独状态，他们就真的变成了独行者。他们不知道社会能帮上什么忙，也不期望能获得帮助，他们只能指望通过彩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不被需要，被社会抛弃。那么，哪里才是他们的归宿？

>> “质疑自己”正是西方世界追求令人惊讶的、史无前例的自我完善的最深层秘密，也是西方世界成功追求最雄心勃勃目标的最深层秘密。质疑自己是可行的，事实上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规划都建立于主观之上，并且注定只能是主观的。

>> 这个由工厂、办公室、工作间和商店构成的世界崇尚“灵活性”，“工作伦理”的戒律显得空洞乏味。若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工作本能”（workmanship instinct）想在这样的世界中存活，就需要寻求其他的意义。消费市场做好了准备，并愿意提供这种意义。曾经由专业能力带来的自豪感，现在可以从（以合适的价格）购买精美商品中获得——在迷宫般的大型购物中心发现最好的“店铺”，发现推车上最好的衣服或货架上最好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