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厉公时伯宗的死想到了苏仙东坡的“天可必乎”。
苏仙东坡在其《三槐堂铭》中,例数“厚施而不食其报”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祐植下三槐,到他的儿子魏国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时荣任宰相,享受福禄荣名十八年,从而得出“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而伯宗,在晋景公时以“贤而好直言”闻名于世有功于国,却在厉公时同样以直言劝谏遭“三郤”忌恨而被谮害。其逃到楚国的儿子伯州犁,虽颇懂“上下其手”之术,亦未逃脱楚灵王的捕杀。倒是伯宗的孙子嚭,从吴王阖闾到夫差时一直担任作为执政之卿的太宰,吴灭后又为越国太宰,虽在品格、学识、谋略等方面远不及伯宗父子,却声名显赫平安终老。
“善恶之报,至于子孙”——以苏仙的话——“则其定也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