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大夫瓜分晋权，请封诸侯国。三家又以魏为大，国君魏斯，封魏文侯。
魏文侯派乐羊攻下中山国之后，把土地封给了自己的儿子魏击。有一次他问群臣说：“我是个怎样的君主？”这时候大家都拍马屁说，“您是个仁德的君主！”只有一个叫任座的对魏文侯说：“您得了中山国，不用来封给您有战功的弟弟，却封给了自己的儿子，这算个什么仁君！”
魏文侯勃然大怒，任座站起来一溜小跑离开了。
于是魏文侯转而问翟璜，翟璜施施然说：“您是位仁君。”魏文侯又问：“你怎么知道？”翟璜回答说：“臣听说君仁则臣直，您拥有这种敢于直言的臣子，所以我知道您是一位仁君。”魏文侯大喜过望，马上派翟璜去把任座追了回来，奉为上宾，并加以重用。
这个故事固然是为表述魏文侯善用贤人，但也不失为一件处理君臣关系的经典案例。首先，魏文侯能听翟璜的劝解，此为“君之明”；次者，魏文侯敢放下姿态迎回顶撞自己的任座，此为“君之仁”；再者，任座、翟璜都敢于说实话，此为“臣之责”。
一、“君之明”——明辨是非，分清真假
俗话说：忠言逆耳。一个合格的领导，必然是明辨是非、心中有数的，同时必须要有接受“直谏”的气度。毕竟真话实用，却不一定好听；假话误事，却都“貌似实用”。所以，作为领导，一定要听得进去真话、分得出来假话。
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帝辛纣，少年时“资辨捷疾，闻见甚敏……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怎么说呢？才思敏捷，聪明果敢，能言善辩。
不过，人都是会变的，纣越长越暴虐昏庸、任用小人、听信谗言。“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作淫声、厚赋税、收奇财、建丘台，酒池肉林、苛律重刑。
以至于当时百姓都说“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老天怎么还不让胡人过来拯救我们呢？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蛮夷身上，可见当时百姓生活在何等的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有位大臣祖伊，他向纣说明了当时殷王朝岌岌可危的现状，纣却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劝说无望，“纣不可谏矣”，遂起兵造反。
再后来，包括纣的哥哥微子、殷的太师、少师在内的许多大臣，都因为“数谏不听”而离去。甚至王子比干强谏纣之罪行，被纣挖去了心脏。
长此以往，本就气数衰微的殷王朝国力衰空、民不聊生、秩序混乱，社会矛盾空前激烈。后来，武王伐纣，殷王朝灭亡。
二、“君之仁”——张弛有度，把握姿态
万物都讲究一个“度”，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儒家重“礼乐仁政”，讲礼法，讲仁义，其实就是一种“度”，一级有一级做事的界限，每一级都有不可僭越的“度”；第一帝国秦用法家，法家重法制，讲法不讲理，也是一种“度”，一切事物都以法为重，法就是绝对的“度”。
对于上级来说，善用人才、虚心请教，就是一种“气度”。古时权术讲究“恩威并施”，再后来政治讲究“大棒加胡萝卜”，都是“度”的体现。
秦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就是因为秦的历任君主都广纳人才、善加任用，张仪破六国合纵，卫鞅以变法强国，秦总会在关键时刻得到关键人才。
这里有一个故事，说秦昭王时，魏人范睢在魏国被人诬陷治罪，九死一生心灰意冷逃到秦国，秦的谋臣王稽听说后引荐其见秦昭王，昭王在离宫召见范睢。
所谓人才，总会有不同与常人的地方。据说范睢假装迷路，撞到正前往离宫的秦昭王轿舆，太监们很生气，大声驱赶范睢：“王来了！”范睢故意胡说：“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
这时候就体现出秦历任领导的特点来了，昭王一听心里微微一动，心说这个人有点东西，当场就让左右大臣退下，直接跪下问范睢：“先生有什么要指教我的？”范睢还打马虎眼，一个劲儿的说“哪里哪里没有没有。”如此跪着连着问了三遍，昭王再问：“先生这是不愿意教我了？”
范睢依旧顾左右而言他。
昭王知道这是范睢在试探他，刚站起来又跪下了，说：“今天见到先生，是上天见我浑浊把你赐给我的！先生你不要在怀疑我的真心了！”
范睢这才放下心来，向昭王跪拜行臣子礼，昭王跪着还礼。前后共跪拜五次，昭王求贤若渴之心可见一斑。据说，后来昭王为了给范睢报仇，亲自派人去取了魏王的人头。
范睢也不负厚望，一上任就连破魏地怀、邢丘，秦昭王封范睢以应，号应侯。之后，范睢一路助秦伐韩攻赵，威名直盖当时不世名将白起。
然而，单靠“低姿态”驭人是不太可能的，毕竟秦的领导们一直都是法家的“忠实拥趸”，手段狠起来是绝对的不留情面。还拿秦昭王来说，从刚提到的武安君白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另一种“度”。
白起攻赵时，范睢私底下被苏代劝服，于是建议秦昭王退兵接受赵的割地求和，昭王听了范睢的话。白起非常失望，跟范睢产生了矛盾，从此便托病不再出征。
但是在经不住秦昭王的死命令再次带兵后，白起又被秦昭王坑了一次。这下人才的倔劲儿可拦不住了，彻底“病”在老家。
作为一国名将，可以说当时秦的威名很大一部分是白起打出来的……但不好使，秦昭王直接下令把白起贬为士兵，后贬为庶人驱离咸阳。在其离开咸阳后，又派使者去给白起赐了一把宝剑示意其自裁，白起自杀。
三、“臣之责”——敢作敢为，敢说真话
作为下属，大部分人是很难做到“敢作敢为，敢说真话”的，但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排除暴君当政的情况，那些敢于作为敢于说真话的下属，几乎都成为了一代名臣。
西汉时的汲黯，史家多评价其“敢于直谏，为民请命，爱护百姓”。孝景帝时给太子洗马，武帝即位后任谋士，官至都尉。
此人最大的特点——“愤青”，“性情沉刻严肃，常面折人短，不能容人之过”。到什么程度呢？对于法官出身的丞相张汤，汲黯当面痛斥他为“刀笔吏”；对于御史大夫公孙弘，则直斥其“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大将军卫青兼外戚之尊，也不敢“稍捋憨须”。
一次，武帝对群臣说：“我想振兴政治，效法尧舜，怎么样？”汲黯就说了：“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怎么能效尧舜呢？”武帝的反应比当时魏文侯还激烈，“怒而罢朝”。
这时候大臣们都为汲黯担心，都劝他自爱保身，汲黯大义凛然：“陛下设公卿大臣，不是为了匡正错误难道还是专门用来阿谀奉承的吗？我既在其位，总不能只顾个人安危，见错不说，让陛下陷于不义之地。”
据说，汉武帝执政期间，召见其他大臣都很随意，有时帽子都不带，甚至见卫青时还能一边上厕所。唯独见汲黯，“不正冠竟不敢与之朝相”。
汲黯为官数十年，主张薄赋轻徭，与民休息。任东海太守一年多，东海大治；任淮阳太守一年，淮阳又大治。所到之处政和民富，上下称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