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在战疫途中走过一些弯路”，我们谈论的是无法言明的无声苦楚；当我们谈论黑死病、天花、流感、霍乱，谈论中世纪的蒙昧天谴，我们谈论的是理性科学的当代阶段；当我们谈论农产品批发市场疫情爆发，谈论病原体环境与自然宿主，我们谈论的是一体化带来的忧患与考验；当我们谈论“后疫情时代”亦是“前争端时代”，我们谈论的其实是生民刚需，是重振经济，是对抗自己。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繁衍生息中，疫病相随而生。《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一书收录了东周时期至清朝2500年间826条疫病记录，其中不乏破坏力极强、影响力巨大的事件。《三国志》记载：“公（曹操）至赤壁，……于是（这时）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这里明确指出瘟疫影响了赤壁之战的战果；而唐朝天宝年间的“南诏之战”也因为湿热的“瘴疫”大败，次年爆发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明朝末年京师大疫，死亡人数日以万计，导致守军锐减，一触即溃，闯王进城，清军入关……相关事例不胜枚举。
与疫情并行的是防疫。甲骨卜辞中的“疾，亡入”，意思是不要接近病患，避免感染；《周易》提出了“预防”这一说法；云梦秦简载有麻风病人的独立安置机构“疠（lì）迁所”；《汉书》指出要“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对待染疫民众，要空出房舍，建造隔离场所，为他们医治）……这些也正是今天我们戴口罩、勤消毒、分餐进食、采用五步洗手法、建造隔离病房等举措的由来。
以史为鉴，当我们在今天谈论疫情时，我们谈论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谈论的是“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可看出人之气节”，谈论的是我们能为后来人留下什么，谈论的是未来人在时间的长河中、在沧桑的巨鉴前，映出的那“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与“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而这些过去、现在与未来，才是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给我们更为完整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