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甄文晔; 学号:20181214260; 学院:通信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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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牛导读】“半部电台起家,长征路上办学”,正逢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和母校喜迎90周年校庆之际,怀着对革命先辈无比崇敬的心情,我在这里简单讲述一下新中国通信事业"半部电台起家'"的故事,追寻红色通信的初心。下面主要讲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党在上海开通了第一部秘密电台的过程。
【嵌牛鼻子】中国通信事业的起步与发展
【嵌牛提问】中国最早的通信是怎么发展的?
【嵌牛正文】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在上海、武汉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分共”,大肆逮捕和杀害中共党员,制造“白色恐怖”。
面对敌人的残酷镇压,我党决定创建自己的革命军队,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
1927年8月1日,八一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不久后,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和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原宁冈县龙市镇)胜利会师,并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当时,革命形势非常紧迫,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与位于井冈山的根据地之间,相隔千里,通信只能依赖传统的地下交通方式,非常缓慢且风险巨大。所以,尽快建立红色无线电通信,成为革命事业的重要任务。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请求其帮助代培无线电技术干部。
该申请很快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不久后,毛齐华、涂作潮、宋濂等多名中共同志,被安排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1928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上海。为加强秘密工作的领导,保证党中央机关在上海地区的安全,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在原军委特科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也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中央特科。
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共四科。交通科又称通讯联络科,科长由李强担任,主要负责设立秘密电台、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建立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以及共产国际的联系。
周恩来还秘密安排时任中共法租界党支部书记张沈川,前往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
上海无线电学校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办的,校址就在第六军司令部,校长也由第六军电台台长刘鹤年兼任。为了不暴露身份,张沈川化名为“张燕铭”去报考,结果被录取。
1929年5月,张沈川完成学业,进入第六军司令部电台实习。不久后,他借口离开,随即成为我党第一名报务员。
1929年夏天,李强、张沈川、贺果等人,共同研制出一部功率为50W的发报机,以及一部3灯收报机,为秘密电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29年秋,根据周恩来指示,特科通讯科在上海大西路福康里(现延安西路420弄9号)租赁了一幢三层楼房,由张沈川和蒲秋潮假扮夫妻,开通了中共中央历史上第一部秘密无线电台。
第一部秘密无线电台开通后,为了培养更多的无线电技术人才,我党安排各地党组织选拔政治可靠、学历较高的青年优秀党团员,送到上海参加培训。
培训过程中,李强负责教机务,张沈川负责教报务。两人配合默契,很快就带出了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蒲秋潮等十多名“徒弟”。
有了人才之后,特科通讯科开始想方设法前往各地建立更多的秘密电台,以实现上海党中央与各地方局(香港南方局、天津北方局、武汉长江局)、国际局的联系。
1929年年底,李强和黄尚英秘密抵达香港,着手建立了中共南方局秘密电台。次年1月,电台在在九龙弥敦道正式建成,实现了与上海党中央的首次无线电通信。
李强从香港回来后,带着他在香港新搞到的一部电台,赶往武汉,试图打通上海至华中局的无线电通信,却因供电问题没能成功。
后来,李强又派翁英、王子纲等人,带了一部50瓦电台到天津,租好房子准备建立秘密电台,却又因顺直省委遭到破坏,电台人员被迫撤回。
1930年年中,涂作潮、宋濂等人从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回国。李强组织他们在西摩路的一幢楼房里,建了一个功率250瓦的“国际电台”,打算一方面分担张沈川电台的一些任务,一方面与海参崴国际电台通报。结果事与愿违,该电台年底就因邻居失火,为防暴露被迫搬走。
随着革命的快速发展,无线电人才缺口仍旧巨大,周恩来指示李强:“要扩大规模,抓紧培训无线电人员。”
李强和张沈川接到任务后,本想按之前的经验,再开两个隐蔽培训点,分散培训。但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否定了他们的方案,自吹他在法租界巡捕房有内线,集中办个大的培训班没有问题。
1930年10月,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无线电集中训练班,在上海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现巨鹿路391弄12号)一座三层楼内开学。为了掩人耳目,楼门口挂上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牌子。
在训练班担任教学工作的,除了李强、张沈川外,还有从苏联学成归来的涂作潮、方仲如等人。
非常遗憾的是,1930年12月17日,开班不到两个月,“福利工厂”被法租界巡捕突袭,20余人(5名老师、15名学员)惨遭逮捕。
这些人当晚就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年底又被押解到南京陆军监狱。敌人对他们实施了四个多月的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一个人招供和叛变。
最后,沈侃夫等4人被折磨致死,其余同志在抗战爆发后获释。
祸不单行,“福利工厂事件”后不久,设在香港的南方局机关和电台也遭到了突袭。电台报务员邱德被逮捕,电台工作被迫中断。
其实,香港南方局电台当时有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作为中转站,打通中央与赣南闽西苏区根据地之间的无线电联系。
香港电台遭破坏后,这一方案只得作罢。于是,中央决定派遣“福利工厂事件”那天因外出办事幸免于难的曾三、伍云甫和涂作潮,带着密码本,绕道香港,去苏区尝试建立中央与苏区之间的电报联络通道。
与此同时,中央也将上海本地的无线电技术培训从集中授课改为单线联系、登门施教的分散培训方式,继续培养无线电学员。
1931年9月,历经艰难险阻来到中央苏区的曾三,与上海党中央电台成功互发了一份加密电报,实现了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通信。
据当时在上海党中央担任译电工作的邓颖超同志回忆:“我们第一次同苏区中央局通报时,苏区方面是弼时(任弼时)同志译的,上海方面是我和恩来同志译的。”
他们之间所使用的密码,被称为“豪密”,是1931年周恩来在上海主导编译的中共中央第一部无线电密码。周恩来曾用化名“伍豪”,所以称为“豪密”。
1932年年初,搬迁到英租界静安寺赫德路福德坊一街23号的上海秘密电台遭到敌人破坏,负责留守的于昆夫妇被捕,随后被判无期徒刑。
1932年6月,因顾顺章叛变,上海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12月,周恩来秘密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3年1月,中共江苏、山东省委相继受到破坏,对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造成很大的威胁。经请示共产国际同意,临时政治局迁往江西中央苏区,在上海设立“上海中央临时执行局”。
1934年,因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相继被捕,上海临时中央执行局负责人以及秘密电台工作人员被捕并叛变,上海地下电台遭到彻底破坏。
次年秋,中共中央通知上海临时局和特科人员分批撤离,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继续从事对敌斗争工作。
红色通信的星星之火,将转战江西苏区,继续它的燎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