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典故“芒刺在背”出自于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霍光传》，曰“宣帝始立，謁见高庙，大将军霍光驂乘，上内严惮之，所有芒刺在背。”但是令人费解的是，霍光又是何许人也？，以至于至高至贵至上至尊的大汉孝宣帝为何会“内严惮之”？汉宣帝又是何许人也？汉宣帝又为何惧怕臣下霍光？要理解此中内涵，必须还原当时的时代背景，以便深刻洞悉。
首先，大汉孝宣皇帝者，何许人也？宣帝，姓名刘询，小名刘病已（这或许是在医疗条件与水平低下，古代人们的对自己免疫疾病的美好希冀与愿望。诸如秦朝的冯去疾、汉朝霍去病、汉宣帝刘病已、宋朝辛弃疾，无不说明这种起名风气非常普遍），乃雄才大略的大汉孝武皇帝刘彻之曾孙，是政和二年（即公元前91年）七月，因巫蛊之祸而被卷入其中兵败被迫自杀的戾太子刘据之孙（刘彻与倾国倾城的卫子夫皇后之子），于元平元年（即公元前74）被大将军霍光为首的官员强行扶立为皇帝，在位长达25年之久，是为“汉孝宣皇帝”，成为大汉中宗。
大将军霍光，又是何许人也？霍光，字子孟，西汉政坛权臣与杰出政治家，是霍仲孺之子，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同父异母弟，为人异常谨慎忠耿，才干突出，深为汉孝武帝刘彻的倚重和重用，正所谓“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在公元前87年，雄才大略的汉孝武帝刘彻驾崩之前，安排年仅8岁的少子刘弗陵为元子皇嗣，并逐渐形成以大将军霍光为核心，以金曰磾（读如金密滴，霍光之女嫁与金曰磾之子金赏）、上官桀（霍光另一女嫁与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丞相车千秋为主的辅政班子。在当时自上而下集权体制之下，所有官僚都以权力攫取最大化为目的，成为最重要的特征。在汉孝昭皇帝时期，汉武帝身前苦心安排的托孤顾命集团内部由于一系列权力与人事的矛盾逐渐走向分裂，渐次形成了以大将军、大司马霍光为首的政治官僚集团与以燕王刘旦为首，以上官桀父子、桑弘羊与盖长公主为骨干的政治势力集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政治集团的尖锐矛盾日益表面化和公开化，昭帝刘弗陵出于保护皇帝之位，消灭其中燕王刘旦对皇位的觊觎的目的，全力支持霍光集团。最终族灭上官桀、桑弘羊（金曰磾早逝），恩赐盖长公主和燕王刘旦自尽（毕竟是先帝之儿女，当今圣上的兄长与姊姊，毕竟刑不上大夫）。自此，武帝身前呕心沥血安排的多人辅政集团，让他们相互制衡的目的瞬间灰飞烟灭，霍光也成了一人辅政与一人顾命，使其地位更加独尊化和唯一化，同时，昭帝对霍光更是信任有加（即对昭帝有再造之恩——保住皇帝之位）。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四月，汉昭帝无子驾崩，霍光迎立武帝之孙，昌邑哀王刘髆（汉武帝与绝世独立的李夫人）之子刘贺，继昭帝位。但又于二十七日后，霍光就联合京师大臣以淫乱无道为由，请求其外孙女上官太皇太后（霍光之女与上官桀之子上官安之女）的名义，废黜刘贺被贬出京师。估计是霍光想卖个人情给昌邑王刘贺，并于之前追封昌邑王刘贺祖母李夫人为汉昭帝皇后——孝思皇后。（窃以为：刘贺被废乃是以霍光为首的京师派官僚集团与以刘贺为魁的昌邑国官员集团之间政治权力之争失败的结果，“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句昌邑国集团成员的悲歌，证明了一切。）。
经过挟震主之功与废立之威的霍光，经过冷静理性的分析后，重新考虑帝国之君的人选的难题摆在霍光面前，在丙吉极力推荐下，逐渐成成为霍大将军的中意人选。刘病已成为霍光心目中皇帝人选有诸多因素。
其一，刘病已乃是汉孝武帝刘彻与卫子夫皇后之子刘据之孙，皇室血统正宗无疑。其二，大将军霍光与刘病已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一定亲戚血缘关系，刘病已的曾祖母是卫子夫皇后，而卫子夫则为骠骑将军霍去病之母卫少儿之姐，霍去病又是霍光同父异母的兄长。由此看来，大将军霍光是刘病已的表祖父，在人情上也易于接受。其三，霍光选择刘病已也是迫不得已，汉孝武帝刘彻在世子孙后裔，除了戾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昌邑哀王刘髆之子刘贺之外，还有燕王刘旦的几个儿子与其胞弟广陵王刘胥之子。然刘贺被废，燕王刘旦被杀，其子自然不会被霍光所立；广陵王刘胥乃燕王刘旦同胞弟，素来不被先皇所喜，加之刘胥年龄既达，自然政治斗争经验十分丰富，自然不服霍光操纵控制，自然不入霍光法眼。故霍光除立刘病已之外，再无合适的人选。其四，经过强行废立君主事件，认识到权力非常重要，甚至关系到身价性命。故而霍大将军需要一位弱势君主，而非像秦皇汉武一般的强势君主，恰好刘病已刚好满足这样的条件。因此，刘病已很荣幸地进入霍大将军的法眼。首先，刘病已尚在襁褓之时，其祖父戾太子刘据、其父刘进、其兄弟及其党徒均受巫蛊之祸牵连惨遭血腥清洗，独立无援。其次，幸存下来的刘病已被废为庶人，生长于民间，其妻族许广汉又被施以宫刑，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底下，为人若鄙视，故势单力孤，年龄又小，政治斗争经验相对较少及人际关系相对简单，正好满足霍光的胃口。又无封国官员集团大力支持与援助，以抗衡以霍光为首的京师派官僚集团。最后，刘病已在辈分上是汉孝武帝刘彻的曾孙，而刘贺则是武帝刘彻的孙子，是故刘病已是刘贺的堂侄。这解决了摆在霍 光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即儒家所倡导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自上而下的顺序继承体制与原则。
但令人依然费解的是，身为至高无上的皇帝为何如此忌惮大将军霍光？这里边是否只有更加深刻制度性和体制性原因？然这种深层次的体制性原因应该追溯到汉孝宣帝刘病已的曾祖父汉孝武帝刘彻之时。在其任上，雄才大略的汉孝武帝刘彻为了加强君主的无上权威，削弱外朝宰相的权力，创立了中外朝制度，以制衡以三公为首的外朝官僚集团。即设立大司马职位，以统领尚书省事，是为“领尚书事”。尚书，乃是少府之下的官僚机构，是皇帝政治秘书机构，在武帝时成为几要决策机构。形成了以皇帝核心，以大将军、大司马主导下与统领，由郎、侍郎、中郎、郎中、员外郎、给事中、尚书、左右曹与謁者为骨干中朝与外朝相互监督与制衡，甚至是将大将军、大司马统领的内朝决策机构凌驾于以三公为首的外朝行政机构。这无疑使皇权得到空前加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领尚书事的大司马也一举凌驾于三公之上，正式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臣之极。
由此观之，大将军、大司马领尚书事的霍光，托武帝顾命之托，挟自下而上废立君主之威，连三公九卿惟大司马霍光马首是瞻，且门生故吏遍及朝中各个要职，成为大汉帝国名副其实的掌舵人，甚至是超越皇权的另外一个准权力中心，逐渐形成皇帝刘病已——大司马霍光二元主导下的权力结构与政治格局，甚至是大司马霍光主导下的权力格局。然在古代集权体制之下，为维护政权的稳定，只允许出现一个正式的权力中心，若出现潜在或既有权力中心或准权力中心，毫无疑问地出现权臣重臣，二元体制存在，使各方权力斗争现象必然出现，尽管它是隐形的。
对于年龄冲幼，政治斗争经验尚欠，毫无党徒官员支持的刚刚继立的皇帝，面对权势如此之重的大司马霍光，一起拜谒高祖神庙，岂能不芒刺在背，又岂能“内严惮之”？况且謁见高皇帝刘邦之庙，以获取对皇权来源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表明此时宣帝刚刚继立，权位根基不稳。刘贺被废，则有条罪过就是，尚未及时拜谒高庙，已获取皇权的合法性。
在大司马霍光去世两年之后，以霍氏家族为核心巨大政治利益集团，在汉孝宣帝刘询的打压下，刘霍二元体制逐渐奔溃，一元化政治格局逐渐形成。
秦宏亮作
2017.01.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