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驴得水的这个村庄，这个学校，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是良知，温良恭俭让是反常，戏剧冲突在张一曼的头发掉落下来的瞬间达到高潮（而并非在其他任何时候），她的眼泪也同时掉了下来，多么美好的生命，多么美好的曾经，都在她歌唱的歌声里慢慢随风飘扬，也在她消瘦的旗袍上慢慢滑落。
而那个曾经在人群中作为地位最为卑微而存在的铁匠，一旦为时势所需，成为那个坐在最高宝座的，吆五喝六，不断提要求的指挥官，在这个学校里，最需要钱来进行教育，而整个学校的人们，包括来视察的特派员，最最需要的也就是教育，没有了对于温良恭俭让作为铺垫和基础，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就成为了结果，曾经提供学习场所的学校就会变为挥拳开枪的打斗战场，这里我们反思的是教育，对于荒蛮开化的教育，而更要反思的，恐怕是人心，人心最需要的也是对于心灵的教化。
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如果有了这些，那个曾经横冲直撞一切都不在乎仗义执言的英勇斗士铁男，居然在一声枪响以后变成了坐视士兵强奸一曼的懦夫。他怕死，不管他平时多么仗义执言，多么不在乎，可一旦轮到自己的生命时，他还是在乎的，这是他的底线，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底线，而作为一名教师，不管多么不合格，他没有觉悟到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士”上的觉悟，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生长在乡间学校的老百姓，他没有“仁”和“义”对他的感召，他对张一曼的同情也仅仅限于普通意义上对于正义的定义范畴，他对校长女儿的爱情也仅仅限于一个男人懵懂青春的爱情定义，不可能再往前一步，他没有张一曼在彻底绝望后对自己开枪的勇气，他的爱情也不可能伟大到在校长女儿说出“败露了会怎么样，天会塌下来吗？”以后有更进一步的行动，他只不过是个愣头青，他不可能像校长女儿那样有毅然决然的觉悟，即使为了爱情。
张一曼，是个自暴自弃的人，她私生活里的自暴自弃就开始酝酿了她的结局。她向往美好，对于明天有自己的定义，但她找不到出路，所有的出路都被堵死的时候，她只能抱着头在原地打转。她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却无法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是这群人里唯一会说英语的人，但当铜匠开始强迫她把头发剪掉的时候，她就把头发剪掉，即使掉着眼泪，她也要把头发剪掉，在火把驴棚烧起来的时候，忙着救火的张一曼听见校长说不救了，就心甘情愿的不救了，任由火在远方恣意蔓延，直到把驴棚烧为灰烬。她“睡服”了铜匠之后，铜匠老婆找上门，铜匠让她不要承认，她就坚决不承认，等到校长让她承认，她就承认了，铜匠老婆给了她一耳刮子，她就直挺挺地受着那一耳刮子。最后让她做了一把主张的是，她拿着那把本来不是指向自己的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扣动扳机，即使是这一声枪响，也把另外那三个本以为一切事情都可以恢复原样的人吓了一跳。
张一曼的爱情不在现实生活里，她的爱情在她唱的歌声里，这首歌唱响了这部电影的开头和结尾，很可能是她在这部电影里唯一的温情所在：
我要，你在我身旁
我要，你为我梳妆
这夜的风儿吹
吹得心痒痒 我的情郎
我在他乡 望着月亮
都怪这月色 撩人的疯狂
都怪这Guitar 弹得太凄凉
欧 我要唱着歌
默默把你想 我的情郎
我在他乡 望着月亮
在刚开始，校长用一个谎言来掩盖另一个谎言，发现盖不住的时候就把铁匠引出来制造另外一个谎言，于是发现这个谎言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美国人来的时候，这个雪球已经变成一颗不可触碰的炸弹，大家都避而远之，生怕触碰心底最隐秘的角落，我们都是凡人，我们都有弱点，在这个故事里，铜匠，校长孙恒海，周铁男，张一曼，裴魁山，特派员的心里都有隐秘不可见人的角落，不管他们平日里表现得多么英勇无谓，铜匠的以怨报怨，孙恒海的饰非掩丑，周铁男的大义凌然，张一曼的满不在乎，特派员的狡诈奸猾，裴魁山的自私自利，在一切的是非，斗争，动乱，变荡冲突最剧烈纠结的时候，最先受到伤害的，通常是最为正直最右理想的那个人，在那场争斗和矛盾激化的过程中，每个人都用尽全力想要保住自己的位置，最后，有些人去了远方，有些人心安理得地留了下来，有些人，因为创伤实在难以愈合，选择永远留在了心灵最为纯洁的地方，心却跟随春天的风不断飘扬。
如果你仍然不知道我以上说了些什么，你可以就此让它保持这样，如果你还不死心，想从这部片子里探究一下人性最深处的心里到底住着什么，那么只能这么说，第一，懵懂需要开化，而开化并不能完全地避免懵懂；二，如果你决定离开，那就毅然决然离开，寻求心中的那片绿草地，远比在激烈的争斗后得来的宝座更为重要，这一点，我没有后悔过，或者，远比用枪指着自己的脑袋所喷洒渲染的献血更为重要。
所以，我在这部电影里看到的并非有多少个笑点泪点，不管是对于民智的开启有所匮乏，还是对于争斗厮杀的焦灼挣扎，我们都没有看到多少出路的可能性，张一曼带来的可能性已经被扼杀，没有了停留和安逸的可能，唯一的可能就只有校长女儿骑着的那辆马车和从满箱子散落的彩球里，我们可能看到的青草地和阳光，但在那个年代，几乎谁也无法确定吧。
--Dec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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