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卡佛,以及他的小说,本不应该是一件费人心思的事。因为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无止境地去纵深挖掘,恰恰相反,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地简化还原。我们不可以把卡佛认定为是一个蓝领,酗酒者,再婚者,瘾君子,甚至“极简主义者”——卡佛始终拒绝别人给他贴上这个有褒义倾向的标签,我想,大概是卡佛自认为他在遵循“真实”的原则下,已经对生活做了尽可能详细完备的描述——这不是真正的卡佛,这些身份和卡佛无关。对于卡佛的小说,我们也不能根据其内容,从阶级的立场出发,把它简单地归结为“美国蓝领失望录”。要知道,卡佛只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它的小说也只是小说而已。就像我们任何人一样,卡佛和他的小说,都是清白的。
的确,如果用传统的美学观念去审视,我们不难发现,卡佛的小说,始终处在美学之外,它和美几乎没有丝毫瓜葛。它没有康德式的悲壮,也不徘徊于叔本华的欲望和痛苦之间,它更不具备尼采慷慨激昂的生命意志。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这些花哨的学说,我们都无法在卡佛的小说里找到。
那么,卡佛究竟说了什么?他究竟想表达什么?一部不具备美的小说,究竟有何存在的必要?
对于这一点,我只能如下含糊闪烁地回答:卡佛的小说没有美,但是它超越了美。它在美学的止境之处,它是美的尽头。但是,它不是连缀在美学这条通途上的一个点,它和美的关系只是——卡佛用小说终结了美。
仅此而已。
想要进一步做进一步地探讨,我们有必要厘清“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差异——我真的不想大谈这些空洞虚无的主义,但是,此刻如果不动用概念手段来进行阐述,我想我就别无他法了。
可以这么说,现代派和后现代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现代派是“认识论”的,而后现代是“本体论”的。认识论强调的是对于世界的认知过程,而本体论则致力于表现世界本身。也就是说,认识论是一个过程,抑或称之为一种手段,透过这个过程,或者利用这种手段,我们能够获取一种终极意义。在这一点上,现代派和现实主义或者自然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是通过一系列事件地罗列,得出一种他们自身认为是正确的必然结论,巴尔扎克和左拉一生都致力于做这种事,而且乐此不疲。而现代派的小说家则相对清醒审慎。他们也在罗列事件,可是他们却获得了一种迥然相悖于前辈的答案。透过现代派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所揭示的终极意义,它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在向我们揭示——没有什么必然,没有什么正确,也没有什么逻辑,人生不过是偶然的,荒诞的,毫无意义的。
正是现代派的这一终极意义让后现代派猛然醒悟——如果认知的过程最终通向“毫无意义”,那么认知的过程也就成为一桩“毫无意义”的事。于是,后现代主义猛然刹住了前进的车轮,它不在向前,因为现代派已经指给他们前方只是一片虚无。后现代停下来,甚至转过头,去面对世界本身。
纵观卡佛的一生,除了一些零散的诗歌之外,他的全部作品都是短篇小说。他把自己写短篇小说的原因归结为写作时间不够——在卡佛成名之前,他写作的座椅都是借用的别人的。所以他说,他在写作的时候时刻担心物主会把他屁股下的座椅收走,因此,他只能去写短篇。我认为这只能当做卡佛自嘲的玩笑,因为他在成名之后也没有写过长篇。成名之后的他时间是完全自由的,更不必为屁股下的座椅发愁。所以,卡佛写短篇就如萧邦把自己的乐曲做得短促一样,只是一种策略。
卡佛曾经为自己认祖归宗,他把契诃夫当成楷模,他曾经在自己的小说《差事》中描写过契诃夫之死。两个人同是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但是,除了他们都写短篇之外,几乎没了共同点。如果硬要再找出一条的话,那我只能说,他们都是不幸的人。或者说,他们都是幸福的人。
或许,在卡佛成名之前,在他那把借来的座椅上,他就已经考虑过——全部大于个体总和,事件的总和不是事件。他明白,事件一旦罗列,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几件事,而且它会自动产生外延的意义。而意义,要不就是现实主义的片面错误,要不就是通向现代派的虚无。因此,卡佛极力去规避这一切。短小精悍的小说成为他的不二之选,而且在小说中,他竭力写短时间内的某一件事。
我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那里借来一个词来形容卡佛的风格——只是描写一些“原子事实”,或者说“原子素材”。原子事实或者说原子素材用以区别“复合事实”,或者“复合素材”。在罗素的眼里,木头是一种“原子素材”,它确实存在。而椅子则是“复合素材”,它实际上不存在,它只是一种“逻辑虚构”。所以,卡佛看到只是“木头”(原子事实),而不去追逐虚构的“椅子”(复合事实)。卡佛追求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一种彻头彻尾地真实——“我在自己写字台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三成五的卡片。上面写着庞德的一句话:‘陈述的基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卡佛自话)。因此,他拒绝了“极简主义”这个标签,大概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佛自认为他在遵循“真实”的原则下,已经对生活做了尽可能详细完备的描述。
试把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卡佛的小说相比较。读罢《百年孤独》,我们会下意识地产生很多结论,人生的孤独,无可皈依的苦闷,不可抗拒的命运……仿佛有一种惯性存在着,推着我们走出小说,得出一系列结论。(很多人说马尔克斯是后现代派,主要是他们无法弄清什么是后现代而乱贴标签)
但是读卡佛的小说,我们不会产生什么小说以外的想法。《百年孤独》的终点在小说之外,而卡佛的小说本身就是终点,此外,它什么也不需要了。它停留在本体论上,瞄准了世界本身。如果你发现这两个小说家几乎处在同一个时代,你就会对《百年孤独》不以为然,“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嘛”!确实,卡佛比马尔克斯走得要远。
卡佛曾经这么说——作家的职责,如果作家有职责的话,不是提供结论或是答案。如果一个小说能够回答它自己,它的问题和矛盾能满足小说自己的要求,那就够了。而另一方面,我只希望能保证,读者读完我的小说后,不会有受到欺骗的感觉。
卡佛仿佛意识到了传统小说对于读者的欺骗。在他看来,人生既没有价值,也不存在悲剧,同样没有荒诞可言。在这一点上,卡佛不是孤独的。罗伯格里耶的观点和他惊人地相似(在这里,我需要向罗伯格里耶抱愧,因为我曾在《白描》中说过他的坏话)。在罗伯格里耶看来,这个世界只是世界,只是存在着而已。至于其他,那都是子虚乌有。悲剧的崇高和乐观主义的希望都属自欺欺人。
世界只是存在着而已。他们共同从这一本体论的假设出发,去描写一种原子事实。只是他们最终的落脚点不同。罗伯格里耶的世界是静态的,卡佛的世界是动态的。罗伯格里耶描写的是被生活淹没的世界,而卡佛着意于描写被生活淹没的人。我可以这样简单地区别两人:
罗伯格里耶:玫瑰花是带刺的。
卡佛:玫瑰花在凋零。
没有希望,没有意义,没有悲剧,没有荒诞……他们就这样悠长地盯着这荒凉贫瘠的世界和瘦骨嶙峋的人生,尽管他们于事无补,尽管他们照样得和我们一样坐以待毙。但是,他们的行为却的的确确是人类最后的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