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发展，中国历史上的武侠具象不断被重新塑造演绎，而相关题材也以影视等媒介载体广泛传播于大众社会。在经历传奇时代、侠义时代、武打时代、娱乐时代和重构时代后，期间衍生出不少优秀的国产武侠电影——电影《绣春刀》便是新世纪武侠电影的典型案例，其主旋律基于源远流长的侠义文化，在通过叙事对传统侠义观进行解读和传播时，也针对性地作出了革新与突破。

电影《绣春刀》讲述了明末崇祯年间三位锦衣卫受命行刺阉党头目魏忠贤，却身不由己卷入政坛风云，为改变个人命运而艰难求生的故事。影片沿袭了侠义文化的“以侠取义”实质，将经典侠客形象四要素——行侠仗义、爱国志士、自由洒脱、捍卫名节——分别体现于上述人物，既突出了“任侠赴死、舍生取义”的侠义文化，也隐含了朝廷大时局下锦衣卫这类小人物的无奈。

《绣春刀》对“武”和“侠”二字的阐述是生动别致且贴切到位的。“武”即通过武器来表现侠士形象：卢剑星的斩马刀可伸长可缩小，象征着其可进可退的人物性格；沈炼惯用的绣春刀为锦衣卫标配，呼应了片名，暗喻其为推动叙事情节的主人公；靳一川的短刀适于近战且耐久力差，与其内伤严重、不可久战的身体素质相符。“这种具有漫画风格展示的兵器设置以往是说书人的拿手好戏，在传统武侠片中却逐渐消失，而今却借由这种形态重生，令人欣慰。”通过以武器象征人物性格，《绣春刀》为武侠电影中惯用的刀光剑影等打斗场面注入了新的活力，呈现出了华丽的视觉效果，引发观众的视觉快感。

另一方面，《绣春刀》也不忘对“侠”进行形象塑造，以人物个性的发展来推动电影叙事。回顾全片，一次次奉命捉拿阉党的浴血拼杀，使卢剑星、沈炼和靳一川三兄弟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他们充分体现了传统侠义观中的自我牺牲精神，轻生死、重义气。三兄弟都是林冲般的末路侠士，心中虽系世外桃源，但却受世道所迫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纵然深陷官场斗争，他们仍然坚守侠客精神，维护身为大明武官所应具备的一份气节和一份傲骨，譬如费劲千辛万苦当上百户、却身着官袍自首官府的卢剑星；因一念之差葬送兄弟性命、随即只身前往关外复仇的沈炼；念及同门情谊、临死仍不忘为师兄丁修挡枪的师弟靳一川......可以说，《绣春刀》对“侠”的着重描绘让观众既能体验武侠电影一贯的跌宕剧情，又有机会介入涉及侠义、忠诚、复仇等有血有肉的个人叙事主线。此外，影片对锦衣卫这类小人物平生际遇的特写与刻画，也使得个人理想层面上升到国家命运层面，成功升华了本片的主题。

一般而言，除了“武”和“侠”，华语武侠电影的要素处理还难以脱附“江湖”二字，但《绣春刀》并没有受传统类型定位所束缚，而是在此基础上选择了一条独辟蹊径的道路。《绣春刀》的故事构建于明末政坛风暴之中，以朝堂机关作为基础的叙事背景，电影人物的生存空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江湖”，取而代之的是勾心斗角的大臣府邸、暗流涌动的京城街巷和似真似幻的花阶柳市。因此，传统武侠片中常见的白衣如雪、快意恩仇的江湖情境，在《绣春刀》中都被一概重新诠释为官场沉浮下的阴谋暗杀和尔虞我诈，字面上的“江湖”对片中的人物命运来说无足轻重，关键的是他们在侠义观受到挑战时作出何种抉择。

时代以永不停息的姿态前进着，一切当代史都将成为历史。“如果武侠世界积淀了历史深处的民族记忆和梦想，那么这种记忆和梦想要为工业、后工业时代的受众所认同，客观上就要在叙述武侠世界的同时，体现出现代意识和现代手法。”在中国电影界各类新式体裁百花齐放的大背景下，积极探寻转变才是现代武侠电影持续发展的出路。电影《绣春刀》虽立足于武侠文化，但并没有盲目追随奇观化和商业化的影业潮流。正如课堂中所提及的武侠电影中侠文化定义的转变，《绣春刀》在表达侠义观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无论大体的叙事走向，还是人物的形象塑造，甚至是个体与朝廷机关之间的关系，都区别于传统武侠电影“敌我双方、是非善恶”的对立叙事结构，体现了对传统侠义观的突破，继而传递给观众更为羁绊的武侠背景和更为沉重的侠义精神。

综合来看，电影《绣春刀》代表了一种新式武侠电影风格，其在立足于传统侠义观的基础上，完成了对武侠要素的绝妙阐释和对江湖背景的创新突破，不仅最大程度上重现了武侠电影的真谛，也凸显了国产电影的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是一部值得观众细细品味的武侠电影，更是一部充满诚意的业界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