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和李红东的相识纯属偶然。那是刚毕业不久，我和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合租在一片老旧小区。和城市里大多数老旧小区一样，这里的院子里到处是垃圾和污水，楼道里堆满了废弃的旧家具，扶手上全是寸厚的灰尘，不小心扶上去，就会留下清晰的手印。无论冬夏，浓浓的臭气弥散在院子的各个角落，使我们每次进出都不由地作掩鼻状。好在都是年轻人，加上也没有多少积蓄，能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有个避风挡雨的地方，对环境的好坏也就不怎么讲究了。

      小区外面是一条窄窄的巷道，两边是各色小店，小饭馆、杂货店、理发馆、水果蔬菜铺子一应俱全，和我们一样，都是市井小人物讨生活的所在。离小区不远处，临街的地方是个健身小广场，放着些街头常见的健身设施，旁边立着两幅歪斜的篮球架。小广场自然是大妈们的最爱，伴着乌兰托娅劲爆的草原串烧，早晚都有一群中老年妇女在那里做着整齐划一的广场舞动作。由于合租的那俩哥们儿也是狂热的篮球爱好者，我们很快就打成了一片，小广场自然也成了我们经常活动的地方。特别是在夏天，一吃过晚饭，我们都会在球场上疯跑一阵，几乎和广场舞大妈们保持了同样的频率。通常都是打完球带着一身臭汗，从水果摊上抱个西瓜，一拳砸烂，吸溜吸溜一顿猛吃后，才打着饱嗝慢慢跺回我们的小破屋。

      李红东的水果店就在小广场旁边，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时间长了，相互也就惯熟了。每次我们一去，他就将提前挑好的西瓜抱过来，在一旁咧着嘴看我们享用。我们也渐渐有了默契，虽然那一片水果店有好几家，但我们只在他那儿买。就在这样不温不火的交往中，我们对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别是经常买水果的我，自然就和他更加熟识起来。有时候，买完水果，我也会拉把椅子坐在店门口和他闲谝一阵。话题总是离不开他的生意，偶尔也会谈起他的家乡和亲人，能看得出来，他并不愿多谈。不过，日子久了，从只言片语中我还是了解到他的一些基本情况。

      李红东，男，27岁，甘肃天水人，已婚，家中双亲健在，有兄弟一人，年16岁。他从15岁出门打工，跑过几个大大小小的地方，最后在这个高原古城落脚，先后从事过建筑小工、餐馆服务员、流动摊贩等职业，两年前盘下这间小店，专卖时令水果，目前收入尚可，约有存款五万余元。

      那年我也是27岁，刚考上公务员，吃上了所谓的“公家饭”。看着这个和我同龄的小商贩在城市里默默打拼，并且有了在我看来数额不小的存款后，心里面还是挺为他叫好的。特别是在得知他的右手因小时候受到电击而几近残废时，他的奋斗在我眼中就有了几份励志色彩。闲谝的时候，每当提起那些存款，他总是摇头长叹，感慨赚钱不易，但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掩抑不住的喜悦。我也问过他存钱的目的和未来的打算，他的回答让我稍感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他说等他攒够了二十万就回家盖七间纯松木的大房子，院墙和门楼要用青砖修砌，这不仅是他的梦，也是他父亲毕生的追求。我听完略微有些失望，本希望他能有更长远一些的眼光，将攒的钱用于扩大经营规模，逐渐把生意做大。但转念一想，也许这只是我们这些置身其外的人对于未来理想化的设计，在千百万创业者中逐渐把生意做大的能有几个？李红东的理想固然保守，但在他看来却清晰可见，这愿望朴素，但值得我们尊重。

      或许是源于理想信念的支撑，或许是习惯使然，李红东在生活上的勤俭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身上无论冬夏永远是一身破烂，吃的基本上就是白米饭配几片烂菜叶，更为夸张的是他为了省钱竟然在每次理发时都剔光头，从而延长下次理发的周期。在生意上他也很好地践行了俗言所说的“针尖上削铁”的理念，其吝啬和精明程度估计也只有阿巴贡、葛朗台和严监生之类的角色才能媲美。有一次，我买完水果给他付钱时发现少了五角，就随口说下次给你吧，没想到他嘿嘿一笑就从已经称好的水果中取出一个橘子放回了水果筐，嘴里还说：“两不相欠......嘿嘿”。我很无语，尽管心里有一丝不快，但也懒得和他计较。还有一次，我去买水果时店门口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在抹眼泪，后来才知道是他弟弟李红云。我随口问道：“你哭啥，李红东呢？”那孩子吸着鼻涕哽咽着说：“刚才.....我给客人多找了两块钱，......被我哥打了一顿。”我走进去一看，只见李红东弓着腰在整理一堆烂纸箱，他余怒未消，嘴里还嘟嘟囔囔地骂着：“这个傻怂，一顿不打死你！”我揶揄了他几句，他才讪讪地住了口。

        我相信，除了天性中固有的吝啬之外，像李红东这样的小商贩赚钱之艰辛也使他们倍加珍惜每一分财富。不久之后，当亲自和他到农副产品集散中心进了一次货之后，我对其中的甘苦就有了切身体会。那正是隆冬时节，青藏高原的天气用滴水成冰来形容毫不为过。当我提出要陪他进货时，他立即坚决拒绝，并说我不是脑子进水就是闲得蛋疼。后来，经不住我反复央求，算是勉强同意了，让我凌晨三点在店门口找他。第二天凌晨，当我哈着冷气，在约定的时间到达店门口时，他已经收拾停当了，正坐在三轮摩托车上等我。看到我，他朝车厢里一努嘴，还没等我坐稳就发动了，伴着“哒哒哒”的响声开始在寒夜中飞驰。凌晨三点的城市还很安静，几乎没有人影，间或有车辆在昏黄的路灯下驶过，带起一股冷气。气温比我想象的还要低，尽管穿着两件棉衣，还用棉帽和围巾裹住了头脸，但不一会儿就被冻透了，呼呼的冷风似乎要将脸颊和耳朵撕扯掉，脚也冻得生疼。等到集散中心时，整个人早已冻僵麻木了，连车都下不来。我只能袖着手蜷缩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李红东在一辆辆大货车间穿梭，和批发商讨价还价，并麻利地把一箱箱水果往车里扛。约摸四十分钟后，摞得高高一车水果就批发好了。返回的时候我只好挤在李红东的驾驶座位旁，由于没有遮挡，车启动后寒风就像刀子般刺向身体的各个部位，并逐渐渗入骨髓。我紧咬牙齿，头缩进棉衣里，心里面暗暗祈祷这炼狱般的煎熬早点结束。再看一旁的李红东，他双手紧握着车把，瘦小的身子努力保持前倾，从棉帽下露出的两只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车灯射出的光晕，口鼻喷出的冷气如轻烟般飘散。好不容易熬到了店里，我早已支撑不住了，和他匆匆作别后就跑回屋子钻进了被窝。李红东说他的活儿还多着呢，分拣、喷水、摆架、清扫店面.....,反正够他忙活几小时的。

      由于受寒过度，那天之后我持续感冒了两个星期，吃了一大堆药，又打了几天点滴才渐渐恢复。

      亲身参与李红东经营活动的经历还有一次。那是青皮核桃刚刚上市的季节，每天从他店门口经过时，他都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剥核桃皮。他剥皮的动作很特别，由于受过电击，右手除小拇指外的四个手指紧缩在一起不能分开，他只好将剥皮用的小刀夹在小拇指和无名指之间，用力切开核桃厚厚的绿色皮层，剥出带有硬壳的内核。吃过青皮核桃的人都知道，剥皮时如果不小心沾到青皮滴出的水汁，其中富含的核桃青皮素会立刻将手染黑，而且很难清洗掉。李红东的手自然是黑的，就像在墨汁中浸泡后又用硫磺熏烤过一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要剥掉十几吨核桃。有好几次，当我深夜归来时，都看到他在路灯下剥核桃的身影。

      不过，尽管如此，李红东还是很欢迎核桃季的到来，因为这会带来可观的收入，他说有时一天能纯赚五六百块。每到这个时候，他都会叫他弟弟红云来看店，他则蹬着三轮车到人员密集的地方专门卖核桃。于是，就有了我第二次参与他经营活动的经历，这次经历也让我从中发现了小商贩们的许多“鬼把戏”。那天正好是周末，当我们到达这个城市里最热闹的步行街口时，正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个中辛苦自不必说。但人多的地方生意确实好做，虽然周围也有一些叫卖的小摊贩，到我们这里买核桃的人还是络绎不绝。李红东专门收钱过秤，我负责往塑料袋里装核桃。没过多久，我就看出了一点猫腻，只要我装完核桃放到秤盘里，他就会说，“你继续装吧，我来秤”，然后手扶着秤盘的底座给客人报出斤两和钱数，总之，那台破旧的电子秤是绝对不会让我触碰的。我心里有一些不快，低声问他：“这秤是不是有问题？”他嘿嘿一笑，偷偷指了一下秤盘下的一颗螺丝，悄声说“紧一点就是足量，松一点一斤就八两”。我听了很不是滋味，但也没再说什么，心想也许这就是小贩们的生存哲学吧。又过了一会儿，我又发现一点蹊跷，我们的核桃外壳干干净净，泛着亮黄的光泽，而不远处另一个摊贩的核桃却显得脏兮兮的，壳上全是没剔净的点点绿皮。我问他缘故，他又是嘿嘿一笑，悄声说：“我昨晚用硫磺水泡了一下，咋样，这招管用吧”，一脸得意的神色。我心里一惊，失声道：“怪不得我手上有股硫磺味，你就不怕吃死人吗！”他赶紧用手挡我的嘴，然后皮笑肉不笑地说：“人的命硬着哩，哪那么容易就死了。”我苦笑了一声，无奈地摇摇头，喃喃地说：“希望如此吧。”那一天，核桃卖得很快，回去的路上李红东喜滋滋地数着一大把钞票，而我一言不发，心里有点堵，就像吃了一只苍蝇。

      那次回来之后，我去李红东水果店的次数明显比以前少了，也渐渐没有了和他闲谝的热情。有时候，我也想义正辞严地和他谈谈那些“鬼把戏”，并深刻阐明其中潜藏的危害，但一见他穿着那身破烂在店里忙碌的身影，以及看我时狡黠的眼神，还有那标志性的嘿嘿声，提前准备好的一套长篇大论就会在瞬间变得苍白无力，我只好摇摇头黯然离开。

      李红东依然像上足了发条的挂钟紧张而有序的忙碌着，每个月末都会看到闪着轻快的步子，用塑料袋包着一卷大大小小的钞票往返于附近的银行。有一次他刚从银行出来时和我不期而遇，我打趣道：“李老板又去存钱了？”他嘿嘿一笑，将我拉到路边，环顾了一下周围，然后将食指和另一只手的小拇指交叉成十字，悄声说：“快十个了，照这样下去再干他个两三年，松木大房就成了嘛。”说完又是嘿嘿一笑。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好嘛，到时候去你新房里喝酒去。”他咧着嘴连说了两个“能行哩”就匆匆走了。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有一天，我又来到李红东的水果店，只见店门口椅子上坐着一个姑娘，挺个大肚子，脸色发黄，看上去约二十出头，我猜想这就是李红东的老婆。走过去一问，果然就是。

      我说：“李红东呢？”

      那姑娘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低声说：“出去了”

      我说：“干嘛去了？”

      她说：“最近店里没生意，他蹬着三轮车转街去了。”

      我说：“你们生意一直不是挺好的吗，最近怎么不行了？”

      她犹豫了一会儿，才说：“巷子那头开了个什么平价蔬菜水果店，啥都比我们这儿便宜，人都去那儿买了。”

      我说：“那你们也便宜点卖呗。”

      她白了我一眼，“听说人家有政府补贴给钱，我们要是也卖那个价钱，根本一分钱都赚不到嘛。”

      我“哦”了一声，就没再说什么。随后几天，也去那个新开的平价店转了转，果然就像李红东老婆所说的，每样水果要比他们那边便宜近百分之二十。水果的种类、新鲜度以及店面的规模和店内的卫生标准都是李红东的小店所不能比的，服务人员也很热情周到。我不禁为李红东深深担忧起来。

      后来，由于换了工作单位，我从那片老旧小区搬走了，走之前还和李红东见过一次。他看上去还是老样子，但精神状态明显不如从前，看到我时发出的“嘿嘿”声中带着几份苦涩和无奈。他不停地向我抱怨新开的平价店，嘴里不住地骂着：“日妈妈的，这就是不让我们活嘛，就是不让我们活嘛......。”他还说这边的生意快做不下去了，有个亲戚在贵州干拉土方的活，一天能挣两三百块，实在不行他也要过去。我劝解了几句，终究无力，向他道一声郑重后就匆匆离开了。

      我去的新单位是个政府的中枢机构，公务烦剧，压力重重，时间久了，此前的许多人和事就慢慢淡忘了。李红东和他的水果店也正从我的记忆中渐渐远去，如果不是前不久在街上和他偶遇，此生也许不会再想起我曾经还认识过这么一个人。

      那正是秋风乍起的时候，高原的天凉得早，杨树叶纷纷掉落，随秋风翻舞，四处一片寂寥。见到李红东时，我正和新婚的妻子在大街上转悠。当我们从那条著名的步行街前走过时，耳边忽然传来一声熟悉的叫卖声，我定眼一看，街角有个熟悉的身影，没错，就是李红东。我赶紧跑过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转过身来，盯着我看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又是标志性的嘿嘿一笑。他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但背明显驼了，显得比以前更加瘦小，眼神有些麻木，脸色也更加苍老，旁边的三轮车上是一堆红心柚子。我们就在街边聊起来。

      我说：“店里生意怎么样，你的松木大房修成了没？”

      他的脸皮抽动了一下，哭丧着脸说：“修个屁，店早关门了，钱也日弄没了。”我注意到他说到钱时咬字很重，表情有点扭曲。

      他告诉我，自从开了平价店后他的生意就难以为继了，勉强撑了两个月便忍痛关门到贵州投奔了他的亲戚。谁曾想，他的亲戚在那边也没什么正经营生，而是伙同几个人在搞传销。经过百般威逼恫吓后，他这些年辛苦攒下的近十万块钱便不翼而飞了。他们还限制他的人身自由，直到有一天夜里从二楼的窗户里跳下来才侥幸逃脱。回来后不久，他妻子也病死了，现在家里只有两个老人和他不满两岁的孩子，弟弟红云常年在新疆打工不着家。一家人还得吃饭呢，于是他又来到这座高原古城，继续他十年前干的营生。听了他的遭遇，我唏嘘不已，又不知该说点什么来劝慰几句，只好拍拍他的肩默默离开了。

      黄昏临近，天忽然变得阴冷。当我们穿过马路回望李红东时，只见他袖着手佝偻着身子，依然迎着风向过往的行人扯着嗓子叫卖。一阵刺耳的汽车鸣笛声过后，那声音很快就被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