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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夫》
文/黎峰
“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这是圣人孔子的一声浩叹。光阴的故事，我们有必要作一深读。时间的伟大之处，也正在如此。
《论语》具有文化生命和时间刻度。岁月让《论语》古老，成为过去的经典；时间让《论语》永恒，成为春秋时期的文化名片。儒家思想的源远流长使《论语》具有时间的权威，历代儒学的继承和创新都是在某一时间点上的闪光。今天，当我们走进《论语》，一种温暖而虔诚的时间由此产生，每一个组成《论语》的生命和只言片语与我们在时间点上不期而遇，它们也组成了《论语》的时间坐标系。
《论语》内在的时间体系开阔而绵延，使我们至今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它以支离破碎的形式，存在于各种各样的表述中，我们得到的，充其量是被表述的《论语》，是作为时间碎片的《论语》，而永远不可能是《论语》本身。《论语》拒绝并嘲笑一切表述，这就是生命和时间的伟大。所以对我们来说，《论语》更像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只有它的碎片是真实的，就像其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在各自的位置上感受到时间给予他们的压力。
一、《论语》的生命履历
《论语》是遥远的历史。当我们阅读它时，它又是历史的当下。《论语》存在于春秋，又从春秋一路走来，历代对《论语》和儒家的探寻都是一次生命的考古和时间的激活。《论语》具有时间之谜，也是永恒之谜。它的生命总是在沉睡中被唤醒。《论语》的生命履历具有古老和年轻两种特质，是模糊和清晰的双重交织，《论语》的时间之美来自历史的写意和价值的闪光，来自于它生命创造的神秘感。
《论语》诞生的时间不详，大致在战国初期，是没有生日（或者是丢掉了生日更合适）的历史生命。《论语》是记载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的语录，一共二十卷，11007余汉字，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并首创了语录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正源于此。《论语》与《中庸》、《孟子》、《大学》合称“四书”，又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并称为“四书五经”。《论语》的生命是精彩的、富含高价值的、引人瞩目的，在这里，它存在的事实远大于存在的时间，它生成的时间已被它存在的历史淹没了，其鲜活的生命体征则来自于不朽的语言，并通过这种语言表达了思想的存在和接受。
《论语》的生命履历给予我们众多的时间启示。
首先，历史的时间与生命的时间并行迭合会使时间丧失某些具体细节。这不是时间的变节，而是时间的整理。历史时期的丰富性掩盖了生命周期的单一性，或者说历史的复杂性代替了个体的简单性。在此节点上，个体是历史的见证者，历史是个体的埋葬者， 而历史又作为埋葬者的墓碑永存，反过来泄露个体的历史秘密。
其次，经历的时间与体验的时间也展开精神层面的较量。《论语》记录了历史的时间，但这一时间往往靠精神体验来把握和展示。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物的相继出现和语言的交流暴露了时间的线索，但也不展开对时间的描述和界定，而是只让时间来定格人物的行为和心理。如，围绕孔子这一中心，在时间的起承转合之中展开活动，塑造静态的孔子和动态的孔子，并成功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变，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
第三，受众走进《论语》进行思想汇合也是时间点上的巧妙安排。共时性的时间保证了生命体验的可能，使今人重走圣贤的心路历程，从而赋予历史性时间以鲜明的现实意义。没有共时性时间点上的会师，《论语》使只能躺在历史的烟尘里睡大觉。
最后，时间的紧迫性构成了时间的美学特征。人类作为生命个体无时不在与时间赛跑，但最终还是接受时间的安排，成为时间历史上的尘封过去。如果能想像《论语》这样在时间的汹涌长度里留下一个位置，设定一个驿站，安放一个灵魂，化腐朽的神奇，则意味着对时间的完胜。诚如马先思所说那样，“面对我们的灵魂，高尚的人会流下热泪。”这也是《论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高度。
二、孔子时间哲学的核心观念是“生”。
中国哲学是生的哲学。儒家以天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代表最高存在。儒家认为天是生命的创造者，以生为其存在的根本方式和功能，这就是天道。天道的根本意义是生，即创造生命。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说；“天生德于予”。天不仅生万物，而且生德性。这说明了孔子的宇宙观都是建立在生之上的。 生的基本含义，在孔子看来，主要是指对生命的尊重和实践，也包括对生命系统的把握和生命价值的创造。
《论语》载子路向孔子请教“事鬼神”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请教关于“死”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这一观点放在上述天人之际的学问中一起思考，就很容易得出孔子不是将自然界当做人之外的纯粹客观对象去探讨其如何生成万物的，而是把人和自然界并为一个系统，形成一个生命有机体，不能离开人的生命存在而谈论自然界的生命创造。人既是自然界生命创造的产物，又是生命创造的参与者和主体，这是儒家的生命智慧。这样的生命智慧，显示生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构成和谐的有机系统，也从生命的意义上反思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也是基于这个道理。
那么，生的时间哲学含义是什么？首先，生是存在的时间、经历的时间、实践的时间，这没有疑义，也很好解释；
其次，生是内心的时间，是外在时间的生命确认。外在时间是永恒的，内心的时间则短暂而有限，如孟子所说“吾生也有涯”，但是再短暂的生也都会烙下时光的印记。生不创造时间，但认知时间，并在某一节点上与外在的时间共享。《论语》中有“古”“今”的概念，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知者也。”“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与今构成了时间的遥相呼应，也是外在时间与内心时间的统一。
第三，生是时间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汉语中，春秋是与时间最亲密的词语，因孔子修订的《春秋》编年史而被历史追认，春秋是自然的规律，也被指定为人为的时间，其存在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诸子百家哄抬了时间的物价，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所以时间坐标的伟岸身影乃至王朝的背影，在当时看来是偶然，在今天看来却充满必然。
第四，生是自然界和谐状态下的进化和发展。人从自然界分化出来这种说法，只有相对的意义，不能将其绝对化。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个体生命认知下的自然界从来就是唯我独尊的“私自然”，这里用不着“我思故我在”式的论证，但不能将其绝对化。中国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认为自然界是一个“生生不穷”的生命体，也是生命流行的无穷过程，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又是有自觉意识的特殊部分，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孔子说过“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话，《论语》也表达过“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的观点，这是从生命意义上理解自然界，意味着把自然界看作是生命赖以生成的家园和组成部分。
第五，生也是时间的价值体现。价值是在关系中存在的，但关系是相互的，不是单向的。在生命创造的问题上，中国哲学认为，不是只有人才是价值主体，自然界在创造生命的同时，也在创造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界也是价值主体。这就是生命创造与价值创造的统一。其所以能够统一，关键仍在“生”字上。生是一个意义广泛的概念，其中便有价值的含义。人既是生命创造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价值创造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看时间，已经突破了它的一维性，不仅是长度的问题，而且也是高度和厚度的问题。根据这样的理解，当孔子说“天何言哉？四十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时，主要是从存在上说，天之生物亦即物之自然生成，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人也是天之所生，时间表示为一种存在的天性。当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时，则主要是从价值上说，“德”是一个价值范畴，指德性、道德。德是人的生命的内在本质，是与生俱来的，但这需要在生命活动中不断培养，不断提高，这是价值主体所当为者。同时，天之生物也是德，天须有德才能“予”，“好生之德”即是天德，但实践必然在人，检验则靠的是时间。
三、孔子的时间观
人们对时间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往往是由自己对实践的切身感受作为出发点的，而这种切身感受又与人们的宇宙观密切相关。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哲学对于时间的思考有一套自身所特有的宇宙观。
（一）时间的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论语•子罕》有一段著名的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如果从探究时间的角度来理解这段语录，这当是孔子借着河流的一去不返的特性来感叹时间的一维性，它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没有人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这样的理解差不多把孔子当成一个自然哲学家了。孔子当然主要还是一个伦理学家，它的这段话也不是描述性的，而是包含着深深的人生感喟和哲理在内的。朱熹对此的解释是：“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这就是说，孔子在此是以河流来比喻宇宙的“道体”即“天地之化”。其目的是“示人”，给我们一种时间的压迫之感，引起我们对时间的珍惜和利用，是从事物的运动属性来揭示时间的永恒性，而时间的永恒性又具有相对静止的哲学性。这就是时间的魅力。
（二）时间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儒家哲学比较重视“经验的时间”，而较为轻视“超验的时间”（即“无时间”或者“永恒”）。孔子说“天何言哉？四十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既是感叹“道体”之玄妙莫测、律动不息，也是对宇宙时间观的规律性探求，这一规律使儒家的时间观基本上没有“无时间”这个层面，所以孔子注重发现和研究这一规律。除了“天何言哉”之说，孔子还反复强调了这一规律的普遍实用性，如，“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等等，都表现了他对时间规律的渴求。
（三）时间的循环论气质。时间是一维的，但因为纯粹时间的渺茫和无序，人们不得不将之截为不同的时段，如天、星期、月份、年等。人们用以标示时间的又常常是空间中的事物，比如四季观念的形成显然与庄稼的生长、成熟、收藏有关（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天的时间则与太阳的升降有关，一月的时间则与月亮的圆缺有关，一年的时间则与地球的公转有关。中国人把时间又叫做“日月”（岁月、日子、光阴、时辰等），在这里标示时间的空间物体（日、月）与时间完全等同起来了。以此观之，孔子语录提到的“昼夜”、“四时”以及《论语•阳货》中所讲的“日月”（“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就不单纯指的是一维性的时间了，而是表示着一种循环往复的时间观念。常理上讲，时间是没有回头的，不存在重复的可能（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只有相似的可能，循环论思想是对时间的相似性的挽留和纪念。
（四）时间在人生中的阶段性把握。时间在人的一生中也有循环论的气质，这是“经验的时间”的绝作。《论语•为政》记载了孔子的人生阶段：“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般对人生的划分也具有时间气息，如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等，不管哪一种划分，都留下时间的痕迹，表明时间和人类的不可拆分的关系。这种关系使人的创造欲望和时间冲动日益膨胀，最终转化为人生价值而得以留存，使“活在当下，流芳千古”成为可能。孔子的另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则直接把纯粹的时间同人的生死完美结合和高度浓缩，给了人生一个超越时空的标准答案。
（五）血缘伦理打造的时间观。儒家“志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其基础无疑是“孝悌”的观念。
《论语》首篇有一段重要的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学而》），这即是说“孝悌”是“仁”的根本，也可认作是儒家哲学的核心精神。孔子作为“殷商遗民”，一生以“克己复礼”为己任，比如在维护“三年之丧”这个古老的礼制时，孔子是这样说的：“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孔子的意思，在儿女的一生中，起码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就应该行“三年之丧”，否则心里不安。孔子把“三年之丧”的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把“礼”的基础直接诉之于心理依靠，把原本属于动物本能范畴的“舐犊”之举（“父母之怀”）上升到某种普遍性来强调“孝道”的作用和意义。
《论语•子路》载，父亲偷了羊，儿子出来告发作证称得上是一种义举，但孔子却表示反对，认为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其目的当是为了说明血缘关系对于培育人伦道德的原发性意义。如果从时间哲学的角度来看“孝悌”，它实际上从纵、横两个向度完成了对儒家哲学时间观的构筑：
1)所谓“孝”主要是解决时间的连续性问题，即通过子孙对父祖的尊崇、敬拜而使生命之流得以延续、传承。此一观念的基础是“父子关系”，将之扩展即为“君臣关系”，再扩展即为儒家所谓的“道统”；
2）所谓“悌”主要是解决人事的共时性问题，即通过同辈中弟弟对兄长的恭顺、尊重而使个体生命的和谐共存得以实现。此一观念的基础是“兄弟关系”，将之扩展即为“朋友关系”，再扩展即为儒家倡导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语出子夏）的道德境界。正是通由孝、悌这两个向度的时间结构的确立，儒家哲学就将“不舍昼夜”的宇宙之流和人的生命之流统一了起来，从而打造了一种独特的、建基于血缘递嬗基础上的时间哲学，满足了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心灵渴望。这种“血缘时间观”的直接后果，就积极方面而言，它为五千年的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超稳定结构”，即使在外敌入侵、战乱频繁之时我中华民族仍屹立不倒，其功劳是不容抹杀的。
孔子的时间哲学不是自然哲学（或者物理科学）的，是形而上学（或者生成论）的。从这个维度出发，可以发现儒家哲学关于时间的独特观点。它的表现，在宇宙观、人生观、伦理观、价值观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