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年春晚，开心麻花团队演了个小品《扶不扶》，弘扬正气，寓教于乐，主题思想还是不错的。
可惜，碰瓷的老人，不会停下诬陷的步伐。扶老奶奶过马路在21世纪的今天，俨然成了最高级别的炫富方式，若是没有万贯家财，只能敬而远之。
不过，近期的一条扶老人反被讹的新闻，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前期老人的家属得知涉事路段由于修路无法提供监控视频，气焰十分嚣张，对小伙子破口大骂，并要求赔偿巨额医药费。
通常来说，这小伙子没办法，只能认栽了。但交警队的警官很负责，走访调取了附近店家的监控，万幸视频清晰的还原了事实真相，老人是自行摔倒，小伙子是被冤枉的，而老人诬告他人，要求巨额赔偿，涉嫌敲诈勒索。
到这一步，也没什么好说的，老人一方不占理，道歉然后灰溜溜退场吧？不，老人的妻子说：“你好人做到底，去医院看看我老公吧。”小伙子气得不行，提出要起诉，对方无所谓地说：那你起诉好了。
经过警方耐心说服教育，小伙子放弃了起诉。警官是这样说的：“我个人想法，这个人（扶人的网友）的行为是值得称赞的。其实无非是他（老人）家属这边出面道个歉，或者给他报销掉（路费），你说要是起诉的话，我个人觉得是有点过了，当然他要起诉也是他自己的权利。
这名警官肯在事态一面倒的情况下四处奔波为小伙子查明真相，称得上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可是后面的这番话，如果是作为家人朋友的身份，考虑打官司要消耗的各种时间精力金钱成本，劝说小伙子放弃情有可原，但作为一名警察，说出这样的话，并不合适。
想起一个故事：
一位校友在德国留学期间，在一家图书馆，钱包被扒手窃走，包里有20欧元。他不准备报警，可是图书馆的保安却报了警，不到5分钟，一位女警察赶到现场，问了情况，便请他做笔录，女警察说：“图书馆的自动安全系统已经录下了小偷的尊容，警察局今天就可以将小偷的照片张贴到全区各个警察局。如果仍找不到小偷，我们会把录像带送电视台反复播放，直到破案为止。”
“我看算了，只有20欧元，不必兴师动众。即使抓到了小偷，所花费的代价也太大了。”他对女警察说。
“不!我们是警察，不是商人，只有商人才讲值不值，而法律的尊严不能用金钱衡量。触犯了法律，就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女警察严厉地说。
结果，当电视台播出小偷偷钱录像的第二天，小偷就落网了。
一件坏事一再发生，很多时候是因为做好人和做坏人的成本和收益太过悬殊。
新闻里，这个小伙子假设了一下如果无法证明清白的后果：
百度里查到一件2011年的事件，主人公吴俊东，情况与我非常相似，也是没有碰撞痕迹，最后是判7成责任。如果没有钢材店面的监控视频，再加上那个路人的指证，那我应该是全责了，那么我的家人跟我一起受苦，我还要背上不诚信一辈子，然后失业，公司一定会开除失信的人，因为在交警队的事故材料我写的是我扶人，按了手印的。那么我的扶人成本会高到哪种程度，无法一下子估计。
证明请白之后呢？什么都没有，或许还要庆幸自己好运，有负责的交警，有刚好拍到清晰视频的监控。
而坏人讹诈成功的结果呢？从此搭上一张巨额肉票，只要祭出：“撞人负全责”几个字，全家都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坦然吸血。
证据确凿讹诈失败？哦，回去重整旗鼓，换个人再来。
没有人喜欢被冤枉、诬告，证明清白后对诬告人进行反击，是正常的反映，更是正当的权力。
颠倒是非，我不服！混淆黑白，我不服！
我要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我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不服，其实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火种，但可惜的是，很多因素都会不断消耗人的这股不服，最后化为一句无可奈何的算了。
老人摔倒了，该扶，讹人了，请严惩。
因为受冤不服，更该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