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依稀是上小学的时候，母亲的嫁妆中有一台井冈山牌电视机。它俨然是左邻右舍宠爱的“名角”，脸上只画黑白两色，只奉献中央一台、赣州七台两个剧目，每周二还要歇养一天。
那时，电视剧《围城》正值热映，大人们叽喳不停，我却倍感无聊，只记住了“陈道明”这一个名字。原因很简单，就是长得帅，而男娃娃对于高颜值总是会有种天生的渴望和痴迷。除此之外，“围城理论”还被我炫进了小学作文，把鼻梁上架着眼镜的语文老师差点惊讶得从座位上弹起来。
彼时的我，也坚信自己是成熟的。看着小伙伴们还在光脚丫、玩珠子、斗纸板，就满心觉得幼稚。我自然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于是，当同年崽子们剃着五毛钱光头的时候，我早以“方鸿渐”自诩，留起了略向中分的长发，偷抹上家里的木籽油，黑湿亮丽，仿佛苍蝇落上去都会摔断腿。
真正读到钱先生的《围城》，是无所事事的大学时代。青春懵懂，对爱情与生活总有美好的憧憬，我也仅仅将其当作一本打发时间、略充谈资的小说来应付。那时最为钟情于金庸武侠、周星驰电影，坚信爱情也好，生活也罢，问题、困难、冲突必不可少，但结果总会是美好的，“围城”终究能够逃离！
毕业找工作时，不费吹灰之力就进了西南Z城的一家事业单位。抱着铁饭碗，日子过得优哉游哉，我曾一度以为，自己妥妥地做了“围城”之外为数不多的幸运儿。可两年不到，我就厌倦极了这种安逸到令人发指的生活。
真的，投一枚石子都激不起涟漪的那种平静，让人无端的恐惧。连午夜梦回，想到的都是逃离。于是，不顾父母的极力反对，狠心摔碎了人人艳羡的“铁饭碗”，重新挤进了围墙内的校园。恍惚中又想起《围城》。利用一次周末，抽了两天时间，强自细细阅读。幼时曾以“方鸿渐”自诩，莫非一语成谶？
鸿渐自西洋归国，方老、凤仪、七八个堂房叔伯兄弟及朋友亲自到站迎接，就连地方日报的记者也未闲着，口口声声“方博士”，丈人、丈母更是果断登报、广而告之。方母大烹乡味，方父欣然应允县中学的演讲邀请。鸿渐心虚惶恐，工作尚无着落，内心的煎熬有口难言。如此场景，愈看愈觉熟悉。
不管有没有穿越到彼时彼地，我终究还是进了“围城”。面对眼前和未来可以预知的、无尽的苟且，鸿渐试图再次逃离，萌生了退却重庆的想法。我则干脆付诸行动，再次逃回了熟悉的大学校园。
回味这部诞生于七十年前的作品，颇有几分洞穿世事后的凄凉，自己不管是不是“方鸿渐”， 都面对何其相似的围城世界，或膏肓痼疾，或瑕疵微疖。
如学科的偏见。“在大学里，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这大抵是“尊卑有别”的老路子，依照未来出路的好坏来论资排辈。
又如男女相恋问题。因苏文纨之父颇有名望且做过实缺官，方父觉得尚可考虑，鸿渐暗想，“许多人谈婚姻，语气仿佛是同性恋爱，不是看中女孩子本人，是羡慕她的老子或她的哥哥。”不过，山河日异，而今“他”恐怕要换成“她”了。
再如“啃老”问题。鸿渐和孙嘉柔结婚，二人都飞鸽传书向家里要钱，做新衣服，打结婚戒指，钱先生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顽疾，“做儿子的平时呐喊着‘独立自主’，到花钱的时候，逼老头子掏腰包。”
无须更多赘述，《围城》终究还是将整个社会成功围住了！
其实，早在多年以前，我已堕入“围城”，既是自己的选择，同时也没有选择。不管是读书还是工作，不管是学校还是单位，不管是恋爱还是婚姻，十方娑婆不都是围城所在吗？“由爱生忧，由忧生怖，若离于爱，何忧何怖？”围城之围，盖在于世上本没有完美的事物，若心存希冀，执著于圆满，毋能坦然面对，则势将被围，时时刻刻处处都会沦陷。哪怕狠下心来，体无完肤地逃离了一座围城，殊不知不是进入了另外一座？
面对这举目皆是的无垠围困，会有不满，会有批判，会有失望，也会“哀己不幸，怒己不争”。钟书先生是了然的，他只是以讽刺为力量，用无声的文字来默默改变这轮回的围城世界，寄托着内心无比深层的爱。这比起惯会逃离的方鸿渐，或时常愤慨的我而言，不知高明了几重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