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MENG
最近有一期圆桌派，讲文艺青年的“病”，蒋方舟、梁文道，马未都、窦文涛四个文化人一起聊文青，梁文道被揶揄为文青代表人物，不免被黑上两句，说是山本耀司店里的模特，穿得和他一模一样。然后马未都说这衣服很贵吗？梁文道立刻摆出很懂行的样子讲解一番，完了不忘加一句：我不穿他的衣服。
然后蒋方舟就开始一脸嫌弃地聊起了文艺青年和“伪文青”，在她看来，文艺青年是没钱才成为文艺青年的，因为无法融入主流价值，所以便找来文史哲给自己当遮羞布（大致意思）。
她讲了一个她身边的文青的奋斗史，据她说，这位文青很崇拜自己，给她写了许多信（还有不少血书），最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编辑，并且成了小说家，写了许多小黄书，女主都是她的名字。
且不说这故事是真是假，光是联想一下蒋方舟成为小黄书女主，就感觉画面很违和……
因为穷，所以做文青，这种奇怪的逻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我还真没见过哪个人是因为穷，所以读起了书的，读书能掩饰穷，那乞丐是不是应该都满腹经纶？
文艺青年穷，值得嘲笑吗？奥威尔做过流浪汉，海明威写过他落魄的时光《流动的盛宴》，张爱玲去了美国以后也很穷（虽然那时已经不是青年），不得不卖文求生；亨利·米勒也曾经穷得叮当响，到处借钱，蹭吃蹭喝……可是哪个时代的文艺青年都没有因为穷而被如此地耻笑过。
记得一个编辑曾对我说：什么是文学？很简单，主人公穷，就是文学。相对而言，主人公有钱了，那就是小时代。这种区分法则也是简单粗暴到令人咋舌——这么说来《红楼梦》也算不上文学，里面的主角都太有钱了。
于是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承认自己文青便等于承认自己穷，而穷是可耻的，所以文青也是可耻的。文艺青年只有努力赚钱，穿上山本耀司，才能摆脱被鄙视的宿命，从而成为“文艺教主”。
马未都说：当年我们都是文艺青年，王朔也是，他不承认他也是。我突然想起之前有一部很神奇的电影，叫《小说》，里面当真是请了一众小说家，从王朔、阿城、马原到方方、余华、棉棉，大家济济一堂，开了一个讲座，讲什么是“诗意”，恐怕是没有剧本的真实讨论，讨论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有钱就有诗意，没钱啥也别提了。
那部电影拍摄于十年前，回头看看这十年间，那些开会的作家，有谁写出了好作品？
虽然“有钱就有诗意”是一句听上去很有道理，很接地气的话，可是蕴含着的内在逻辑却是低俗又荒诞的，当“诗意”被等同于一种获取物质享受的能力，被赋予了“白富美”的个性，那么它就自然而然地依附于钞票，失去了自由，成为典型的中产阶级或富豪审美，无可救药地沦为平庸的代名词。
可怕的不是穷，而是穷的心态。
穷，固然是一种约束，但对穷的恐惧与嘲笑，恐怕更是一种心虚的表现。嘲笑文艺青年的，多半自己就是个文艺青年。并且他们和他们嘲笑的对象一样，并没有大富大贵。所以只能发明出一个“伪文青”来鄙视，让他们自我感觉好一点。
这也是近来发现的，有些文艺青年特别喜欢用“鄙视链”这个词，据说是咪蒙发明的。蒋方舟认为，大多数文艺青年都是伪文青，他们喜欢诗歌和文学，也就是喜欢辛波斯卡的“一见钟情”，聂鲁达的“我喜欢你是寂静的”这类可以当做QQ签名的文学。伪文青充其量看看村上春树，甚至没有资格看米兰·昆德拉。这么一说，好像米兰·昆德拉就比村上春树高级，看米兰·昆德拉的自己就比看村上春树的“伪文青”高级。
我想起一次和一个编剧聊天，他也夸夸其谈电影的鄙视链，把导演按照顺序排了个遍。我不禁怀疑，这样的区分方法，到底对理解作品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和意义？倒是可笑地反映了文艺青年的天真，仿佛看过一部好作品，就等于实际拥有甚至创作了它。
我完全可以用另一种逻辑来反驳蒋方舟：并不是穷，才做了文艺青年，而恰恰是因为丑呀！长得丑，所以只好拼命读书，用文化来装扮自己，这样岂不更说得通？
窦文涛一开头对蒋方舟说了句“客套话”，真腹黑：你明明是靠才华吃饭的，来我这儿成了颜值担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