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带着他独特而深沉的人生阅历与诗性哲思浸入了对陶渊明的全面体验，历史的际遇使这两个相距六百年的诗人在百余篇《和陶诗》中得到了精神的相交。才气横溢的苏轼诗性地阐释、并重新建构了陶诗。《和陶诗》乃苏轼以“我”与“你”的主体间性的姿态对陶渊明理解与对话的产物。东坡所追和的一百零九篇"和陶诗",是他"师范渊明"乃至"我其(渊明)后身盖无疑"的心迹呈现,这些诗作集中展现了东坡对渊明的浓厚兴趣.在"和陶诗"中,东坡紧扣渊明的深情,在儿孙,兄弟乃至乡友之情三个方面与渊明进行了跨越时空的交流。

北宋时,陶渊明的地位被推向了顶峰.苏轼在时人的感召下,对陶渊明有着特殊的感识.他平生尤其是晚年之所以创作大量的《和陶诗》,源于其与陶渊明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相通之处:两人都曾胸怀大志,关心黎民百姓,希望建功立业;都是感情丰富,注重情趣之人;在挫折中都能表现出达观的人生态度;都具有真率自然,不拘一格之性格;都具有共同的诗学观点.但苏轼的《和陶诗》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模拟,其中既有对陶的认同,也有对自身精神的一种超越.

苏轼《和陶诗》是北宋熙丰、元祜党争影响下的产物。苏轼对陶诗的选择,反映了其思想上兼融儒道的主要倾向,《和陶诗》是透视作者心灵变化的一扇窗口。苏轼把“和陶”当作疗救心灵创伤的良方和排遣人生痛苦的途径,把“和陶”看成自己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和陶诗》代表了苏轼后期诗歌创作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苏轼的《和陶诗》不但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占有相当的重要地位,而且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中国思想史发展的进程。

陶渊明和苏轼的诗文中都表现出“旷达”的人生态度,然而二人的“旷达”却同中有异。陶渊明明白了官场的黑暗和世态的炎凉,放弃了仕途,转而寻求田园生活的快乐,于通透中展现着安乐;苏轼则为兼济天下等待了一生,为寻求生存,他只能淡然地看待一切,在期盼中度过一生。

苏轼"崇陶"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颇有趣味、令人深思的文学现象。究其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深受北宋学术思想文化思潮和当时人们注重理性、精神、道德重构,以及社会上"学陶"风气等外在因素影响之外,尚有其内在的直接的心理动因:一是苏轼在人生困境中,经过人生反思,为寻求一种精神依托而自觉"师范"陶渊明;二是苏轼对陶渊明疏朗淡远诗学境界的倾心推崇;三是苏轼艺术审美理想与陶渊明审美旨趣的高度契合。【张国荣《试论苏轼“崇陶”的心理动因》】

苏东坡在序中的态度却不够明朗。“把盏为乐”，以何为乐？“把盏”只求气氛，而非求醉，于是“吾中了然”。于他人来说，谁也说不清，“莫能名”，一心想置身于世外，而“欢不足”，纵然想超然于世俗外，却难避心中责疚，于国于家均难割舍，因而“为醉为醒”莫能名。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此时的苏轼却不尽“了然”。显然只是找到了片刻的欢娱，片刻的闲适，相比“欢不足”而言，这“适”恐怕也就难“有余”了。这是一种向往，读陶诗，羡慕那种大超脱，向往那种大自在，于是强烈的产生了追求的意愿，而最终难以实现，并非“饮酒至少”，而是难出其世。向往，追求，所以“常以把盏为乐”，只为酒，不为醉，将人性超脱于世俗之外，把政治压抑在适然之下，却到底也未如愿，故也只能“仿佛”了，不可名，不可名，难！因此，和诗头一句就产生强烈的感慨：我不如陶生。

这是和陶诗的开始，表达的是苏轼对时势的不忿与内心强烈的挣扎，对个人追求的迷茫和对精神世界的重新思考。《和陶饮酒二十首》，主要写于1092年，“七典名郡，再入翰林，两降尚书，三忝侍读”（《谢兼侍读表》，《苏东坡全集》第595页），他的遭遇只是开始，对自身和世事产生了分裂的意识，对个人追求的失败，对社会状态的失望，从情感的高潮滑入冷清，陷入了激烈与蜇伏的冲撞。当然，这只是开始。

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作于苏轼病逝后（1102年崇宁元年）八月，对苏轼的深沉悼念。“跋”，文体的一种，写在书籍，文章或书画作品的后面，这是表示对苏拭的尊敬。苏轼晚年知扬州时，和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南迁之后又和《归田园居》八十九首。1094年（绍圣元年）苏轼被安置惠州。在唐宋时代，贬到边远瘴疠之乡，就等于置之死地。连韩愈、李德裕、寇准这样的名臣，都曾为南迁而凄怆，李德裕、寇准就死在贬所。只有了解这个背景，才能懂得这首诗头两句的分量。何况章惇（当时的宰相）一心要杀苏轼。而苏轼是不以迁谪而悲怆自苦的。他写过这样一些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章惇以为把苏轼放到惠州，水土不服和悲伤足以致他于死命，但苏轼随遇而安，在惠州写的《纵笔》诗里说：“白须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艇斋诗话》说：“章子厚见之，遂再贬儋耳（治所在今海南儋县），以为安稳，故再迁也。”“时宰欲杀之”是有事实根据的，作者不直书章惇名字而用“时宰”二字，是含有深意的。北宋自绍圣年间（1094-1098）逐渐衰败，以至后来灭亡。当时宰相弄权，残害善良，比比皆是，不独章惇一人，黄庭坚也亲受“时宰”之害，故着此二字以表现小人弄权为祸之烈。从这首诗看，这两句是为反衬苏轼的胸怀人品，交代题目中“和陶诗”的背景。“饱吃惠州饭”，说明不以迁谪介意。这句话，后人注解时都引杜甫诗“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长相见”（《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为出处，实际是用苏轼《儋耳》诗“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之意。借陶渊明人品赞苏轼，大开大合。五六两句说得非常郑重恳切，从称呼上加以变化（“子瞻”——“东坡”，“渊明”——“彭泽”）。陶渊明见机而作，彭泽令只做一百多天就去官归隐，前人多视他为处士。而苏轼却一生都在宦海浮沉。拿陶渊明喻苏轼，从形迹看，两人截然不司，而他们不以贫富得失萦怀，任真率性而行，则是共同的，所以七句又一反，着一“虽”字以为转折，八句以“乃”字一合作结。“风味”二字含蓄不尽，由读者自去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