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這本書的原因很隨機，前段時間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段“學術與娛樂之於當代青少年心裡地位”的社會調查結果，讓我毫無征兆的想起了這本書，或許是這本書的書名太過震懾人心的原因吧——娛樂至死。很難想象這是一本著于1985的書，或許對於電視機剛剛風靡全美的那個年代，“娛樂至死”只是振聾發聵吶喊，而對於網絡橫行的2018，這句“娛樂至死”更像一句垂死掙扎。
關於未來世界，有兩個人做過兩種截然不同的預言。一個是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的闡述，他認為未來人們將受制于痛苦，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另一個是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的觀點，他認為未來人們會因享樂而失去自由，我們將被我們所熱愛的東西毀滅。1984年如約而至，但奧威爾的預言並沒有實現，人們歡呼雀躍，毫無察覺，赫胥黎的預言正在悄然靠近。
本書一共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可以分為兩小部分，即媒介、隱喻、認識論之間的關係，這一部分是理解本書重要的章節，也是作者進行立論的重要章節；後一小部分為“印刷機時代”到“娛樂業時代”變遷下的美國，第二部分為通過實例來論證“娛樂業時代”下的美國發生了哪些變化。
赫胥黎說，“我們沒有人擁有認識全部真理的才智”，這個觀點的價值體現在其視角的直接性，根據這個觀點，我們應該將關注點放在人們的“會話”形式上，并假定“會話”形式對於要表達的思想有重大影響，容易表達出來的思想會成為文化的組成部分，那麼有助於容易表達思想的“會話”形式則更容易影響我們的文化。“會話”不僅僅指語言，同時也指一切使某個文化中的人民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術，本書中提到的媒介，則可以理解為這樣的技巧和技術。而不同的媒介，則會傳達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思想又以信息的形式影響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領域，因此馬歇爾.麥克盧漢有句名言警衛：“媒介及信息。”信息是關於這個世界的明確具體的說明，而媒介則是一種符號使會話得以順利進行，媒介自身並不具有信息這樣“明確”的特征，媒介具有另一種“隱喻”的特征，以隱蔽但有力的暗示來定義現實世界。可以說我們所創造出的每種會話工具都蘊含這超越其自身的意義，這種意義可以理解為隱喻，我們的大腦早已習慣了這種隱喻的存在，但閱讀本書則需要時刻提醒自己，如果我們依然僅僅習慣于“隱喻”，那麼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報紙、攝影、電視、電腦對我們認識世界有著怎樣的影響，我們創作出的媒介又怎樣以隱喻的形式創造了我們的文化。
在這本書裡，作者想為大家展示一個發生在美國的關於媒介—隱喻的巨大變化，即電視的產生，隨之帶來的變化結果是無稽之談成了我們公眾話語的重要部分。其實電視本身是無足輕重的，但是我們對待電視的態度還不夠嚴肅，導致電視被表現成重要文化對話的載體，這就非常危險。作者想證明討論的是真理的定義至少有一部分來自傳信息的媒體的性質，那麼媒體在我們的認識論中充當了什麼角色？作者認為每一種媒體都有共鳴，共鳴即擴大的隱喻，它影響著我們對於理解真理和定義真理的方法。而真理不會毫無修飾的存在，它必須穿著某種合適的外衣出現，那麼我們可以認為對真理的認識是一種“文化偏見”，隨著媒介的變化，關於真理的認識也在變化。“智力”被定義為人掌握真理的一種能力，純口語時代，智力取決於記憶力；鉛字時代，智力取決於認識符號、了解深層含義、對身體及大腦的控制；電視時代，智力取決於無需理解的快速接收破碎的圖片信息，如此一來我們會發現電視時代的人會比前兩各時代的人表現的要智力低下。因此，作者的觀點是媒介的變化帶來了人們思想結構和認知能力的變化；符號環境（媒介）的變化都是緩慢累計，然後達到臨界值顛覆文化；以電視為中心的認識論污染了大眾交流和相關活動。隨著印刷術退至文化邊緣電視佔據文化中心，種種話語的嚴肅性、明確性和價值都出現了危險的退步。
作者認為表達思想的方式將影響所要表達思想的內容。從17世紀到19世紀，印刷品幾乎是人們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鉛字之所以對公眾話語有持久而強大的影響一方面是其印刷數量，而更重要的是因為其長期的壟斷地位，甚至對人們的語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作者將在之後探索印刷機作為一種象征和認識論，是怎樣使公眾話語變得嚴肅而理性的，而現今的美國又是怎樣背離了這一切。
印刷文字或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頭語言都具有一種有語義的、可釋義的、有邏輯命題的內容。如果一個句子不能起到稱述事實、表達請求、提出問題、明確主張或作出解釋的作用，那它就毫無意義，如果要傳達意義，內容自然就要嚴肅。作者和讀者在表達和揣測句子意義的時候，其實就是在面臨智力的挑戰。從純口語時代到印刷術時代，智力除了記憶力外還被新賦予了推崇客觀和理性的思維，也因此鼓勵了嚴肅、有序和具有邏輯的公眾話語。19世紀電報的產生消除了空間界線，將整個美國納入统一的信息網絡。但與此同時，電報也使得脫離語境的信息——即不能引導我們採取有益行動的信息——變得合法化。電報和報紙的結合，使得信息的價值不再取決於其在社會和政治決策中起到的作用，而是取決於他是否新奇有趣，信息變成了一種商品，一種可以至異議于不顧而進行買賣的東西。大量失去語境信息出現顛覆了“信息——行動比”，我們第一次得到了不能回答我們任何問題的信息，而關於這些信息我們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電報式的語言不允許人們進行歷史回顧與深入分析，對電報來說，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他們。久而久之，經過電報描繪過的世界開始變得無法控制，甚至無法解釋，就像柯勒律耶說的“到處是水卻沒有一滴水可以喝”。之後，攝影術被發明，而自從攝影術被確定下來以後，就一直被作為一種“語言”，這是非常危險的。攝影與字句不同，照片把世界表現為一個物體，無法提供給我們關於這個世界的觀點和概念；照片表現的是事實，它沒有句法，無法同這個世界辯論，就像加夫里爾.薩洛蒙說的：“看照片只需要辨認，看文字卻需要理解。”當語言表現為一系列主題時才有意義，單獨的一個字句從語境中被抽走讀者是不明白其意思的。而照片則把世界再現為一系列支離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沒有開始，沒有中間，也沒有結束，存在的只有現在，且不是任何一個故事的一部分。從19世紀中期，照片和插圖大量侵入符號環境，對於無數美國人來說，“看”取代了“讀”而成為他們進行判斷的基礎。與此同時，人們發明了“偽語境”，偽語境的作用是讓脫離生活、毫無關聯的信息獲得一種表面的用處，它唯一的用途就是娛樂功能。隨著19世紀末期，電視出現，為了攝影和電報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現形式，把圖像和瞬息時刻的結合發揮到了危險的完美境界，成為新認識論的指揮中心。任何一個公眾感興趣的話題都能在電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電視也贏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種不僅決定我們對世界的認識，而且決定我們怎樣認識世界的工具。電視還贏得了“神話”的地位，人們對於電視為媒介表達的世界人們不會有任何懷疑，成為一種扎根于我們無意識中的思維方式。我們對於電視認識論的接收非常徹底，無聊的東西變得充滿意義，語無倫次合情合理。本書希望通過後面的例子將電視認識論再次拉回人們的視線，讓人們認識到“嚴肅的電視”永遠不存在，電視只有一種不變的聲音——娛樂的聲音。
大腦和技術都是物質裝飾，思想和媒介都是使物質裝置排上用場的東西。一旦技術使用了某種特殊的象征符號，在某種特殊的社會環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了經濟和政治領域中，它就變成了媒介。和大腦一樣，每種媒介都有自己內在偏向。每種技術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種隱喻。但本書談論電視時，不是談論一種技術，而是談論一種媒介。作者從不否認電視為觀眾提供娛樂，是觀眾得到情感滿足。但作者想說的是我們的問題不在於電視為我們展示具有娛樂性質的內容，而在於所有的內容都以娛樂的方式表現出來，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好的電視節目需要的是掌聲而不是反思，這就決定了電視本身必須捨棄思想，來迎合人們對視覺快感的追求，適應娛樂業的發展。
關於 “電視新聞”——“好…現在…”是新聞聯播中常用的連接詞，它在提醒著你該把注意力轉移到下一則新聞或廣告。在“好…現在…”的世界里，所有的事件都是獨立的，所有的關聯性都消失，沒有同一語境，新聞的自相矛盾條件也會消失，那麼這側新聞的是真是假也無人關心。作者並不是說新聞聯播在故意蒙蔽大眾，只是當新聞以娛樂的方式呈現時就不可避免的起到了蒙蔽作用。這樣的信息讓我們自以為知道很多事實，但其實離真相越來越遠。
關於“電視宗教”——宗教儀式不一定要在教堂舉行，但舉行的地方必須進行淨化并遵守一定的行為規範，如果人們不能沉靜在非世俗的神秘氛圍中，那他就不能獲得一種超凡脫俗的宗教體驗。但是如果宗教的傳遞方式變了，傳遞的信息就極有可能不一樣了。電視宗教節目中會有俊男靚女捧場，會有外景拍攝、會有廣告，苛刻而嚴肅的基督教被表達的輕鬆愉快時就是完全不同的宗教了。電視最大的長處是讓具體的形象進入我們心中，看完電視宗教節目后讓你崇拜的或許並不是上帝而是衣著光鮮的主教，而真正危險的不在於宗教成為電視節目內容，而在於電視節目可能會成為宗教。
關於“電視選舉”——電視廣告提出了一個獨特的心理學原理：所有問題都是可以快速解決的。電視廣告蔑視詳盡的解釋，它教會我們短小簡單的信息優於冗長複雜的信息，表演優於說理，得到解決方法優於面對問題。在電視廣告的影響下，政治家們開始湧向電視節目，而他們給觀眾的不是他們自己的形象而是觀眾想要的形象。“形象政治”一方面保留了為個人利益投票的傳統，但又改變了“個人利益”的含義，所有的利益都變成象征性的，只能起到心裡安慰作用。就像電視廣告為了起到心理療法的作用就必須捨棄真實可信的產品信息一樣，形象政治為了同樣的目的也必須捨棄真實可信的政治內容。
關於“電視教學”——教育者普遍對《芝麻街》（一檔寓教於樂的綜藝節目）持支持態度。但我們需要知道的是，在教室裡，娛樂不過是達到目的手段，而在電視上，娛樂本身就是目的。電視是不分等級的課程，它不會因為任何原因拒絕觀眾，換句話話，電視通過摒棄教育中的順序和連貫性而徹底否認了它們和思想之間存在任何關係。對於電視來說最重要的學習者的滿意程度，而不是學習者的成長。我們並沒有發現看電視可以有效提高學習效果，但電視在培養深層次、具有推理性的思維方面明顯不如鉛字，如果媒體商人讓人們深信學習是一種娛樂方式，任何值得學習的東西都可以以娛樂的方式呈現，那是極其危險的。
有兩種方式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個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奧威爾的預言更容易辨認更有理由反駁，而赫胥黎的預言更像溫水煮蛙，如果至今你依然不能意識到技術必然會帶來社會變遷，依然還堅信技術是中性的，依然認為技術始終是文化的朋友，那麼你實在太愚蠢了。作者在書中沒有提到太多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他只是希望人們意識到這個問題，并告訴我們我們依然有理由不失去信心。
看完這本書后，我不能說完全看懂了，寫到這裡依然還有很多思緒沒有理順，但我想這僅僅是一個啟示，真正的探索還未開始。最後引用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的話結尾吧，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以及為什麼不再思考。
2018.11.13
于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