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带着路，后面跟着一个老人，三个阿姨，四个孩子。
时不时要回头一看，看看大家是不是都跟上了，有没有一两个小朋友跑到别处去凑热闹了，老人还能不能跟住。这项工作总是很艰难，因为每一次回头，都是同样的三五个四十多岁的阿姨聚在一起，以身后的灯红酒绿为背景拍照，同样的三五个小朋友头上戴着从批发小贩那儿买来的亮闪闪头饰奔跑打闹，至于老年人，有时落得太远，也是一样的模模糊糊。恍惚间，好像到了余华的《第七天》中的身后世界，水气氤氲，面容混乱，肉身羽化，自己像是被现代世界的探照灯锁定的青蛙，不敢动弹。
走到回坊入口，我站上那几块大石头，眼前只有五彩灯光下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在作无规则运动，高中化学老师口中的布朗运动此刻可谓是生动形象，世界从宏观到微观果真是遵循着一套运作规则。
“还进去吗？”
“当然进去，来都来了。”
“来都来了”像道士画的符咒，贴在我僵硬的额头上，逼着我迈开脚步往前走。不过我看那“道士”自己语气里也有些无奈，人们能从折磨自己中得到乐趣吗？
人潮让我恐惧的原因一在于怕死，说怕死可能言过，至少是因为觉得这种死法憋屈，有一种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悲伤，是不明不白的结局。二在复杂，穿过这条街，我似乎要用尽多活好几十年的气力。对付各种各样的小贩，对付手段高超的扒手，对付我自己。前两个其实简单，只需不听不看不说不做，再把自己唯一的一点家当拽在手里即可，后一个却是难上加难。
为了尽可能地满足亲戚朋友们的需求，我们并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走走停停，这家尝尝那家看看。此时还在看两个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姑娘在店门口敲金砸银，彼时又被手拿一把烤鱿鱼的店伙计平地一声雷惊得出了魂儿。那鱿鱼被串起来拿在手里如同活了一般，须子左甩右甩，身着鲜艳佐料，我看那吸引往来过客的店伙计跟这鱿鱼竟有一丝相像，被生活拿在手里，被手舞足蹈。
一个游客扮相的女士朝我转向我。
“小伙子，能不能把你手机借我一下，我老公找不见了，给他打个电话。”
我愣在那儿不动，不知怎么说，不知如何做。我知道她找我借是有原因的，我自知长了一副乖学生相，看起来像是父母的好儿子，连同学在酒吧碰见我都觉得惊奇。长成这般在国旗下由老师教导过的模样，该是要懂得助人为乐的。但我慌里慌张，左顾右盼。无缘无故怀疑别人是骗子那是没素质的人，我自恃知识分子，自然不敢给别人乱框帽子。她见我犹豫，再解释一遍，恰巧被亲戚听见，亲戚一把把我拉过去，“喝啥？”“嗯，嗯…都行。”我不敢回头看，叹一口气，算是被亲戚救下来，不用再挣扎了。
但其实我也还是没帮，心里也有点数。
后来再往前走，又看见她找别人借手机，人家正在帮她拨号，老公就找来了，大家笑作一团，感谢的感谢，客气的客气。这一切，跟我没关系，我成了自己的罪人。
打车回了住处，累得很，却偏偏各种事情都没完成，不能任自己躺下。在十三楼的窗户旁往下看，一片灯火，这城市夜晚比白天更热闹了，却只是透过玻璃看在眼里，耳中一丝声音都没有，仿佛在看一部默片。
我总有种冲动，每一次带人来钟鼓楼回民街，就要记下一笔，看看大学四年能置身这灯海多少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