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7年，我计划了一次日本关西地区的旅行，之前之后对日本文化进行了一番研究。本文是学习笔记，以日本文明当中思想发展为核心，涉及宗教、文化、精神等话题，以结论性质的观点阐述和其内在逻辑为主，间或举一些例子。因为是极简史，故而未加入具体论据和论述。其他如文学、艺术、美学方面则基本上没有涉及。
本文分为上下两篇，以明治维新为界，上篇不以事件、时间为顺序，而是以维新之前日本思想、精神、文明的状况为果，分成风土、原生、外来等几个方面探讨其因，较少涉及具体的人物和事件。下篇则按时间顺序，边叙述主要事件的发生，边探讨事件发生的思想、精神因素，涉及较多具体的人物。
风土
我们常说风土人情，风土是地理、气候、自然环境。而风土影响人情。
一个民族的性格，包括其精神、其思想，形成是个非常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要受许多的因素影响，有些是外部的，有些是内部的。其中风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力量。黄仁宇在他的著作《中国大历史》中如此论述中国的的自然与历史：“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职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它们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
那么，对日本民族性的研究也不得不考量其形成的地理特征、自然环境、气候的特点。
从地理来看，日本是位于亚洲大陆的东侧的一弧形列岛，西南至东北长约3000公里。除了4个主要岛屿外，周围散布着4000多小岛。日本多山，但山地不高，几座高山海拔3000米左右，比较年轻，活火山多，地震多。国土的2/3都是山地，大多数被森林所覆盖，平原少，河流短，地形复杂多变。基本上没有草原和沙漠。
从气候来看，受亚洲季风影响，是一种温暖、湿润的海洋性气候。降水量大，多雨雪。日本列岛年平均降水量为1700毫米，相比较而言，西亚地区仅有500毫米，北京600毫米，南京1000毫米，韩国大邱950毫米。6、7月间是高温多雨的梅雨季节，8月后常有台风带来的暴雨，冬季日本海一侧则是世界上降雪最多的地区之一，例如新县一带经常积雪4-5米。
200万到1万年前为地球的冰河时代，海平面比现在低100米以上，那时有陆桥连结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冰河时代结束后，气候急剧变暖，陆桥消失，日本列岛从此与大陆被大海隔绝。约8000年前，对马暖流进入日本海，日本列岛多雨雪的海洋性气候至此稳定形成，至今未有太大变化。日本的森林生态体系大体形成，关东以北地区多为落叶阔叶林，关西地区及以西为常绿阔叶林。
由于以上的气候地理特点，日本森林覆盖面积大，四周又环海，所以与其他文明比较，早期人类容易获得食物。那时的日本人，使用刀型石器和尖头石器工具，春季采集山菜，夏季捕捞鱼贝，秋季采集树果，冬季捕猎野猪和鹿，年年如此，周而复始。人们劳动生活的循环与自然季节循环相互吻合，人与自然共生。这种生活在冰河期结束后大概持续了2000多年左右。可见，日本的早期文明是独特的森林海洋文明。相对于大陆中华文明而言，由于日本的地理、气候、自然环境的特点，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出现比较晚。
民族的起源
一般认为，冰河期，东亚大陆和日本之间出现陆桥期间，“古蒙古利亚人”之一支从东南亚来到西日本，形成了“原日本人”，即绳文时代日本人的母体。绳文时代，海平面上升，日本与大陆隔绝，造船技术水平所限，期间大陆与日本之间人们来往甚少。
自绳文时代末期，到弥生时代，也就是中国的战国时代末年、两汉、到三国时代，大陆移民剧增，来自朝鲜半岛、中国东北、蒙古、东西伯利亚，属于“新蒙古利亚人”系统，最初居住于西日本，后逐渐东扩至关东地区。原因大概是造船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为躲避战乱。
弥生时代后，大陆移民仍不断进入日本，并继续向东扩散，不断与原居民混血。从体质结构来看，日本绝非来源自单一民族，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来自东南亚和东北亚的人口集团，不断混血形成“混合的单一民族”。
语言的起源与文字的进化
普遍认为，日本语为“混合语”。
研究日本语的构成，可看出，其语法架构与阿尔泰语系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主-宾-动结构、单词后附加助词或助动词等，但也有不同之处。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语、蒙古语、朝鲜语等。同时，日本语与“南岛语系”也有亲缘关系，比如说5个元音、不使用双重元音、单词以元音结束等，两者在表达人体的词汇有许多事相似的，“南岛语系”分布于马来西亚、印尼、太平洋诸岛，以及中国南部的一些少数民族。
从起源看，“阿尔泰语系”在绳文时代前由东北亚经陆桥传入日本，而弥生时代，“南岛语系”伴随着东南亚移民传入，伴随着水稻种植的农耕时代的兴起。而进入大和时代后，中国大陆移民的增多，以及先进的汉语文明的输入，对日本语造成强烈的影响，最终混合形成了日本语。
学术界普遍认为，日语并没有原生文字，我个人认为这跟上述日本早期的森林海洋文明形态有关，四季分明周而复始，部落之间较少冲突战争，没有太多重要的事件需要记载下来，人们日常生活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用语言交流日常生活便足够了。
汉字，最早于1、2世纪传入，大概是秦汉时期，但只是被当作图案，日本人对其含意并不了解。直至5、6世纪的大量的书籍、各种的技术传入日本后，汉字作为文字才开始被运用。但由于汉语与日语的巨大差异，汉字的使用，经过了音读，即只借用汉字的音；训读，即只借用汉字的形和义；这两种方式，都成为假名。最早的假名被称为“万叶假名”，一个汉字一个音节；后来出现合略假名，一种复合音假名；直至9世纪，最终出现了接近现代的平假名，来自汉字楷书，和片假名，来自汉字草书，汉字完成了日本化。例如，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的作者，女作家紫式部，就是基本上用被称为女文字的片假名书写。尽管有了表音的片假名和平假名，汉字音读和训读就不必要了，汉字的表意功能必然保留下来，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宫廷，记录法律条文，历史事件等都是由纯汉文书写。大量的汉字在这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传入日本，融入日语，被保留下来，沿用至今，大约有2000多常用汉字，其中有少量的和制汉字。
日本维新后，翻译引进了大量的西方著作，也创造了大量的现代汉字词汇，后来这些词汇又陆续被介绍到了中国。现代汉语中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名词术语，具信有几百个来自日本。简单举例而言：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
可以说，从文字的角度来说，没有那两个国家像中日两国这样，互相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个现象对于同是中华文化圈的朝鲜和越南就不曾出现，相反的，朝鲜和越南都出现过强力废除汉字的运动。
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初始文明
一个民族的性格是经过悠久的历史、风土、复杂的环境包括自然、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铸造，在其文化信仰等的构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并行构成和发展起来的。
神话传说是远古的民族形成的印记，虽然不是信史，但考察神话，与其他民族的神话比较，还是可以看出很多东西。
来看中国，自然气候方面，有时是相当恶劣的，经常有旱灾和水灾，这也从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反应出来，比如后羿射日，天上九个太阳，那是大旱之年给人的感受；而共工破天，那是大洪水泛滥成灾的记录。我们当然有其他优美的神话传说，但是，这些神话是独特的，反映了在恶劣的气候下，中华民族敢于与大自然搏斗的性格。这也与中国的气候特征相匹配，是具有说服力的。
在日本的神话中，天照大神统治着八百万神，他们忠义、无欲，归顺天照，人与代表大自然的神之间少有冲突，因此日本少有英雄神，少有激烈的行动。可以猜测，这些神话跟前述的，日本气候的特点相匹配。另外还有一点，作为先祖的天皇，直接是太阳神的御子孙，高于一切，十全十美。这种统治者人神合一的传承，是十分独特的，这对于后世日本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当然，这也是导致日本后来成为战争策源地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
在古代日本，经过长期的各种血统混合，已经形成单一的日本人种。这又跟日本的地理环境有关。不断外来的人口，在狭小环海的列岛，融合混同，较少外流。混合的过程并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是比较和平地通谈判折衷而完成的，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种族、民族、部落的冲突，没有大规模的迁徙，对抗，和残酷的斗争。这一点在《古事记》《日本书记》中都有相应记载。单一的民族、统一的政治形态，对于日本民族的性格形成的影响是很大的，是日本民族的根底。如果比较中国的有关神话传说，就会发现，华夏民族的形成是有很多冲突和战争的，比如炎黄阪泉之战、黄帝蚩尤的涿鹿之战等等。相应的跟中国地理广大，各地不同，部落间平行发展，文化相去甚远，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融合有关。
日本国民性格可以总结为：
- 调和与统一的性格：日本所谓的“和”，表现对任何事物不看做是对立和分裂的，多看做是一如的、结合融化为一的。“和”是日本国民性格基本的、主导的一面，也是其赖以统一的精神基础。
- 纤细与素朴的性格：自然地理环境狭小，几乎没有宏大严峻的自然景观，性格中养成纤细、素朴的感情，对事物敏感、敏锐、纤细，追求小巧清纯的东西。
- 简素与淡泊的性格：这跟日本清幽的自然环境有关。在很多方面，以柔和简约其外，深刻蕴含其中为特点。
- 含蓄与暧昧的性格：也就是一切多从感性出发。语言的特色也是具有极大的暧昧性，往往省略主语、宾语、述语，用很多代名词，主要靠语气、语感、敬语以及上下文来体味真实的含义。人际交往中也是朦胧含糊、模凌两可，很少直接明确地肯定或否定。
儒家思想传入及影响
5世纪后期儒学自朝鲜传入日本，6世纪，日本人开始系统学习儒家典籍及思想，但对古代日本的影响并不广泛。7世纪后，日本面临新罗和大唐两个强大的邻国，于是开始寻求社会变革，不得不开始学习先进文明，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而已经传入的儒学“天命”观、“王土王民”、“德治”、“仁政”等思想恰好符合其理论需要。比如，圣德太子公元603年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即对官吏的道德训诫中就集中表现了这一点，例如第12条：“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40多年后的“大化革新”孝德天皇开始称自己代行天命，此后，天皇诏书和法律条文中都将天皇说成是受命于“天”的“天子”，要行“德政”。这些都是儒家思想被日本古代政治接受的体现。
另外在道德方面，原本日本人虽然存在亲子间的自然亲情，但并没有“孝”的观念。儒家思想传入后，对“孝”道的提倡被逐步人为加强，以及其他如“忠”、“信”等儒家道德观念逐渐成为道德行为的规范，大大提高了日本人的道德文明水准。
儒学自7世纪开始兴盛一时，公校有中央的大学寮，相当于唐朝的国子监，地方有国学，当时日本地方最高行政单位称“国”；私校有中央的大学寮别曹、地方的私学，相当于中国的私塾。所有这些学校主要的教学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几百年间，数以万计的日本青年诵读这些经典，为天皇制国家培养了所需的行政和技术官僚。从学生来源来看，主要是皇家和贵族子弟，庶民极少有机会入学。另外，虽然学生需要经过考试，合格者为官，但是日本始终没有发展出完整完善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些是与中国儒学发展的显著区别。
至12世纪，儒学在日本的传播有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有几个原因：一是9世纪后半期，中央集权制度衰落瓦解了，儒学丧失了其社会需求和政治支持；二是儒家经典始终是异国文字写成，用途限于天皇制度官僚们的需要，思想上只有照搬与模仿，鲜少创新与发展，没有真正融合入日本文明；三是未能广泛影响日本社会的底层，未能积淀为日本民族心理，扎根未深，生命力不旺盛。即使在儒学鼎盛的奈良时代，日本人口约600万，京城人口约20万，二接受了儒学教育的不过数万。虽然如此，在长达几百年的日本中古时代，儒学在日本政治思想中的影响也是独一无二的。
自13世纪镰仓时代中期至18世纪江户时代，儒学有一个复兴的过程。13世纪初，朱子学，或称宋学、理学，传入日本。当时儒学是随禅宗传播的，在禅之下，主要在中央的武士、禅僧、公卿中传播。后来，武士集团“下克上”，进入大名间连年混战的“战国时代”，公卿禅僧投靠大名，儒学开始普及于地方。儒学复兴的另一个原因，是大名们领地不断扩大，出于领地控制的巩固稳定的需要，“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比禅宗更能提供思想工具。儒学在江户时代复兴，进入全盛期，儒学也再次官学化，此间，儒学在武士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儒学日本化的过程中，有一些有别于中国的特点，一是日本儒学长期于佛教、神道等思想共存，而在中国则比较排他，且各个学派常互争正统；二是日本儒学的伦理观更富于感情色彩，贴近人生，缺乏哲学抽象，而中国儒学更注重人生哲学和个人修养。当然，儒学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相比较，抽象思维本就比较缺乏；三是相比中国的“有德者王”、孟子的“放伐”思想，为避免与日本的“神国”思想和天皇万世一系的观念冲突，更提倡极端的忠君报国主义，变有条件的君臣关系为单方面臣对主君的无条件忠诚。[例子]
儒家思想在民众当中的影响也不同于中国，中国的民间组织结构是以同姓宗族为主的，靠的的父系的血缘维系，家有祠堂，家族谱系绵延；而日本只有贵族才有姓氏，而普通的庶民直到明治维新才为了统治的方便，强制所有人必须有姓，之前的几千年都只有名无姓，但是地方有封建领主，所以庶民通常组织在同一领主之下。由于这种不同，儒家思想中的“忠”、“孝”等概念的内涵也不尽相同。
总之，日本化的儒学是几百年来外来中国文化与日本文明相融合的产物，其特点是重直观、轻抽象、重感情、轻理智、多元共存。
佛教思想传入、神佛融合与神道教的成熟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两汉传入中国，逐步与汉文化融合，形成以大乘为主的汉传佛教体系。公元6世纪，汉传佛教经朝鲜半岛传至日本。佛教作为外来的较先进的意识形态，与日本当时主导的原产的神灵信仰的冲突是必然的，于是出现了几番崇佛排佛，最后以佛教的胜利告终，但另一方面，佛教的广泛传播也极大促进了原生宗教神道的发展。
佛教传入日本后，推古时代的圣德太子开始大力宣扬佛法，指定佛教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奈良时代（唐），中国佛教的主要流派传入日本。平安时期（唐宋），佛教已经不是简单的照搬移植，开始有了本土化的发展，并且开始出现了神佛会通的趋势，开始走向民族化。镰仓时期（1183—1333年）日本宗教发展的最大特点是佛教进入了全面民族化历程，带有民族特色的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等一大批教派在世道变革中应运而生。
谈日本佛教的发展是离不开谈神道教的，而以古代天皇制和古代神道思想为基础，形成了日本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这样的：
- 崇尚自然的朴素宇宙观，经过原始思维简单地抽象为统治人间的神灵，憧憬自然的原有状态，感恩自然的恩惠。
- 膜拜自然神灵，又将自身看作神的子孙，根深蒂固的敬神崇祖思想。作为早期神道崇拜精神外化形之于国家体制的逻辑结果，繁衍成宫廷神道、神社神道和教派神道，以及天皇制中心的贵族政治统治。
佛教传入之前的古神道还是相当朴素的，没有复杂的理论体系，也没有神社神像，而最高的国政仪式也不过是简单的祭祀仪式罢了。佛教传入之后的神佛融合过程经历了了如下阶段：
初期，由于佛教的先进性和宽容包容，神道沦为守护佛教的“护法神”，佛教寺院内开始出现简单的神社，用神来保护寺院的平安。此时的神是在佛之下比较低的位置的。
奈良末期，出现“诸神解脱”说，神的地位开始上升，神道吸收佛教营养，开始营造寺院雕塑偶像等，寺院中的神社开始升级成为“神宫寺”，请僧人在身前念佛经为神发愿。
平安时代后的“佛主神从”的“本地垂迹”阶段。所谓“本地垂迹”就是将佛看作是神的本体，而神对于佛是“权现”（或说是菩萨），所以，神奉菩萨名号，神体防治本地佛。神佛本来同一，本地在印度是为佛陀，在日本即垂迹为普渡众生的神的观点已经十分流行。具体讲，是把天照大神比附为大日如来的化身。换言之，佛是“本”，显化垂迹于日本。可见，神的地位再次提高了。
同中国宗教历史上佛教道教互争高下的情况相仿，神道一经成熟，就必然会努力争取平等地位，进而颠倒主从关系，要求把神作为“本地”，让外来的佛作为自己的“垂迹”。
本土文明的成熟
日本文明是自发生成于大和民族的实际生活中，但由于地理风土的原因，在尚未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甚至还没有发明与自己的语言相适应的文字的时候，就受到了中国文明的强烈冲击，但伴随吸收消化融合汉文明，本土文明也不断地进化发展，经过几百年的积淀，日本文明开始本土化，从约10世纪到19世纪明治维新之前的几百年间最终走向成熟：
- 10～11世纪的平安时代，在思想上完成了“和魂”的自觉，也就是开始强调日本精神，建立了“和魂汉才”为指导的消化融合外来文化的机制，也就是，中国的学问须要以日本精神作指导，两者结合，而和魂是根本。几百年来的汉风思潮开始总体上转轨到和风思潮。
- 9世纪开始，从发明了日本化的假名，建立完整了本民族的文字体系，取代了汉字表音标记，从此可以更彻底确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从而带动了整个文化的本土化。比如“物语”和“和歌”这两种本土文学形式，到了10世纪，和文率已占绝对优势，一改之前汉诗文站统治地位的状况。
- 本土禅宗文化走向成熟，超越汉地禅宗。中国的唐代禅宗融入了儒道两家的思想成分，宋代“儒释合一”的思潮也影响了日本。日本禅宗文化的独特发展是在广大武士阶层中形成了广泛的武士禅；另外禅宗跟日本文化嫁接，生长出各种“艺道”。
- 虽然缺乏完整的本土哲学思想，在文艺和审美方面，却建立了一些深层的文化精神，更充分地表达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例如“真实”、“物哀”（物の哀れ／もののあはれ）。
- 艺道文化，从“物哀”精神发展出“空寂”，“闲寂” 的理念，三种精神的相通，形成日本特有的文化精神和艺术深度。
- 新模式的文艺形式的诞生，17～18世纪的江户时代绘画领域诞生了浮世绘，而戏曲领域则诞生了歌舞伎。
- 复古国学，神化天皇。主张恢复日本民族固有的精神，即所谓的古道，比如天地自然之道，认为儒佛这些外来的思想是遮蔽古道的东西。复古国学的代表人物是本居宣长，他的最重要的思想是他的神道观，他极其强烈地提出了日本的优越地位观念和尊皇观念，认为日本是神国的思想，关于皇室尊严的思想本身，或多或少是同以往的所有神道说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他的主要特点在于强调日本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日本是天照大御神的本国，且皇统连绵，日本就是中华，其他一切国家都是夷狄。这些标志着萌芽状态的国权主义从此诞生了。此后，排外主义、国权主义、尊王攘夷的兴起渐成大势，对明治维新，对近代天皇制的形成和确立，特别是对国家神道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西洋文化的传入、影响
16世纪，一个偶然的机会，日本开始跟西方接触，贸易与宗教被耶稣会带入，并很快传播。16世纪末，天主教在日本已经有了15万信徒，200多座教堂，并先后出现了数位笃信天主教的大名（地方长官）。但是，很快的，幕府统治与西方宗教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西方教义的思想体系，比如上帝唯一绝对神的排他性、原罪意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一夫一妻制度等，与现已本土化成熟化的日本固有思想意识不仅冲突，而且威胁到了幕府封建统治的基础。幕府禁教的行动十分残酷，而信徒和百姓的反抗也十分激烈。最后，在17世纪，幕府下达了最后一道锁国令。把天主教国家的商人全部赶走，禁绝了天主教的传播，关闭了沿海口岸，只保留了对中国和荷兰的贸易。
幕府虽然推行锁国，但未能完全截断日本与西方文明的接触。荷兰人重商并笃信新教，与传统的天主教对立。荷兰语书籍因此被允许进入日本，西方学问得以传播，统称为“兰学”。到幕府末年，日本各地共有34所兰学塾，培养了9000余名塾生。“兰学”最主要的是医学、天文学、地理学，还有物理学和化学，但兰学者还凭着有限的书本知识，间接地朦胧地认识到了西方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在他们心目中，中国作为文明之理想国的信仰开始动摇。
兰学使日本开始有限地开始把对外目光从中国和天竺转向西方，是“西学东渐”趋势的结果，但是除了科学的传播，社会政治方面由于具有批判色彩而在18世纪末受到镇压。所余部分归入官学，限制在幕府容许的范围内，成为服务于幕府统治的御用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