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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从前的邻居洪二说,卡夫卡曾经希望自己永远待在屋子底最深的地窖里,不用出来,由人给他传递纸笔和饮食,在深刻的脱离社会里谋求无阶级、无差异化的创作,或者凭此自我求证,孤独与生存的统一道路。他的灵感在封闭的空间里步向开放。而当下的人群拥挤,无数傻气的年轻人在开放的空间里找寻独享的意义。
丫都挺傻的,我评论道,
“不是”,我聪明的邻居回答道,
“他可能把自己当成了另一只甲虫”。
“那如果说现在已经是或者正慢慢蜕变成一个甲虫社会,会不会太过耸人听闻?”,为了表示我跟他也是一样的聪明,不失邻里和睦,我提出了一个深如马里亚纳海沟的疑问。
“为什么要变成虫子呢?社会的本质并不是平面的,你能看到很多荒诞如虫的部分,但不意味着这就是全部的方向”,他给了我一个高如珠峰的回答。
我不信任这个答案,但在他深深的瞳孔里似乎看见了另一只缩小的甲虫。
但荒诞毕竟是存在的,异化社会,抽象个人,萨特在他那本得诺奖的《苍蝇》里,浓墨重彩地谈了这类“存在主义”,他所推崇的卡夫卡一早在《变形记》中以匪夷所思但又理所应当的角度具象化了这个人与社会异化并分裂消亡的过程。故事从一个清晨开始,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了一只甲虫,而他的家人,也在困境与挣扎中露出了本性——自私。
人类的人性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东西,很多时候并经不起试探,何况是艰难和可怕、长久的试探。你最亲近的人呢,因为你脱离了这个社会,也再无法提供原有的价值,他们就会慢慢放弃你,甚至因为你的死去反而得到了解脱。变成了大甲虫的格里高尔,价值不再,生而为人,再而为虫,它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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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孤独的卡夫卡写这个时,并没想启发或者暗示社会制度或者整个国度对人民价值取舍的运行方式。他只是看到了人性里孤独至死的一面,并且这是深层次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悲剧,当一个人被淘汰出这个社会了,他也就不具备存在意义,因为与之相关的事物都被斩断,或者主动想要离开他。这是无可避免的。
《变形记》里结尾说,格里高尔想要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更强烈,就在这一晚上,格里高尔死了。萨姆沙的一家,也无需再照顾刁难的房客,干脆地撵走了他们,给自己放一天假,憧憬美好的未来。
这是它唯一的结局,没有好与不好,它失去了选择的权利。这是其余人最好的结局,没有对与不对,自私是人性的最深层,他们失去了一个异化者,一个出局者,但在这种社会下,并不会缺少下一个出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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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看似叵测而实则可测的行文动机源于他不祥的艺术直觉,当然研究家会说是源自他现实里各种不顺和家庭背景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的是结果,就是一个寓言派作家,以自喻也好,荒诞也罢,讲述了一个人性本质下的悲怆寓言,变身为虫的人是回归原始吗?
那他为何会不被接纳,说明我们的本原已经不再是这个社会化里的一部分了,那最原始的部分不但被隐藏,而且将被舍弃。难以定论这是好坏的事情,是深度的悲剧。
人是分裂的动物,总是一叶障目,但分裂的个体都是一样异化的结果,你无可选择,格里高尔选择赴死,霍尔顿成了麦田里的稻草人,“我”在《狂人日记》里渐渐麻木,《三体》里人类觉得外星科技是一个虫子,而他们反认为人类是一群虫子。一群个体独立、思想同化、互相倾轧的虫子,“现代人的困惑”尽在于此。
《变形记》有许多尖锐细小的诡谲对话,什么想象,什么悖谬,什么荒诞,都在以言辞掩饰着这一诡谲真理表面的浅薄保护色。之所以荒诞,之所以被社会异化,是因为所谓故事里的人的困惑,并不是细密有致地横亘在一个“格里高尔”的一生里,它是以散点逐渐连成线段的方式蚕食掉一个现代人的根本自由,即他并不是那一天突然变成虫子,而是一直在经历一个过程。
又由于这个被逐渐蚕食的现代人恰巧生活在历史断裂的地方,他无法获知和完善过去的经验,或者对现状布满,但有心无力,他逐渐“异化”、逐渐被社会淘汰的过程依仗的是他所唯一熟悉的生存环境,但最可悲的是:正是这一环境造就了他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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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将故事倒转来看,格里高尔从虫子开始慢慢同化成一个人,以及他生存环境随之变化,亦能看出这个社会并没存在变化,他最后也只是披着表面的虫子,用那被困住的小小自由,投入到荒诞的现实中。只不过不同的是,我所信任的是在那样的社会状态下,人选择任何一个方向,都会游向同一个宿命。
所以《变形记》的背后是那从不变形的东西,它们无处不在,它们触手可及。人作为生命主体在社会中的虚无,让一切看似荒诞;而荒诞是现实的分化,虫子也是人性的物化。
据我当年的邻居洪二说,卡夫卡寓言式的写作中其实都是每个现代人的心理困惑和悲观意象,它们游走在性格的两极之间,不稳定得像不稳定的电流。这是我听他说过的最好的类比,但之后此人举家搬迁,我也再无人可讨论,只好沉迷严肃文学的代表《故事会》。
一晃许多年过,听说他消失在人海,无人记得,也再不见,不见得像一只投入甲虫群里的细小的甲虫。只余下捧着一本《变形记》的我瞳孔里没有产生任何变形的迹象。
我就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