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每件事情你都想明白，因为老觉得，有些事情不明白，就是生活的慌张。后来等老了才发现，那慌张就是青春。你不慌张了，青春就没了。”——高晓松
01
1969年冬，一个名叫高晓松的孩子，
在北京清华园一个高知家庭呱呱坠地了。
他们家真可谓群星闪耀：
外公张维：深圳大学创办者、两院院士。
外婆陆士嘉：著名流体力学家、教育家。
舅舅张克潜：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主任。
舅公施今墨：民国四大名医之一。
母亲张克群：著名建筑学家和教育家。
父亲高立人：清华大学教授。
高晓松说：“硕士在我们家基本等同于文盲。”
从小在清华大院长大的高晓松，
在求知上可真是占尽天时地利，
“小时候我遇到什么问题，家里人就写一张字条，说你去问谁谁谁。”
这些谁谁谁，很多都是中国头把交椅。
“随便踹开一家的门，进去聊会天就很长知识，梁思成林徽因就住我家前面的院子。”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高晓松，
等于在脑门刻了两字：学霸。
他中学读的是北京最牛的北京四中。
且是A1班——成绩前50名的尖子班。
高三下学期，他获得了保送浙大的名额。
高晓松窃喜不已，他喜欢江南，
“那里山清水秀，美女如云。”
结果没高兴几天就被爸妈发现了：
“你怎么不复习啊？准考证也没有？”
他瞒不住了，只好实话实说。
然后，爸妈给了他两个选择：
第一个：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但你必须自己打工上浙大。
第二个：听我们的，考清华，我们养你。
“根本就是伪民主，我怎么养自己啊，那时不像现在可以随便打工。”
不得已，高晓松只好考了清华，
以超线60多分的成绩进了电子工程系。
系主任嘛，就是他舅舅。
03
爸妈已替高晓松规划好了人生蓝图：
“读完清华，就到国外留学读博，
然后成为某个领域的学者或科学家。”
打小，爸妈就培养他学习琴棋书画，
想让他成为一个有艺术修养的科学家。
“琴棋书画，我娘既当师父又当师娘，
手把手嘴把嘴教我这些‘雕虫小技’，
以备我人生不如意时用以解忧。”
哪知生活常常事与愿违，
高晓松没爱上科学，倒爱上了琴棋书画。
别看他家是高知，但生活依然很艰苦，
为贴补家用，妈妈油印乐谱，让高晓松拿出去卖：
”不管卖多少，只收两毛，剩的归你。“
高晓松用攒下的钱，买了第一把吉他。
那时，妈妈教育晓松时喜欢说一句话：“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你要觉得眼前这点苟且就是你的人生，那你这一生就完了。”
这句话像钉子般镌刻在晓松脑海里。
只是妈妈万万没想到——儿子的诗和远方，不是成为一个有艺术修养的科学家，而是成为一个懂点科学知识的艺术家。
高晓松抱着那把吉他，开始了浅吟低唱。
老狼和高晓松
04
1988年，高晓松上了大一。
念了两月后，实在觉得没意思。
“我不喜欢数理化，我爱音乐。”
他提出组建乐队，爸妈不让。
一家子科学家怎能允许子女成为艺人呢？
妈妈说：“你敢拿把琴就走吗？”
晓松答：“我敢。”
妈妈立马过去搜身，把钱搜光。
“我给你买张火车票去天津，
如果你能在天津坚持一周回来，
乐队的预算我们立马就拨给你，
如果坚持不下来，就乖乖念书。”
高晓松抱着吉他就去了天津。
第一天，他坐在天桥弹琴，
一天下来要到了5毛钱，
花4毛7买了盒烟，就没钱吃饭了。
第二天，他饿着肚子去天津大学卖唱。
“结果被当成流氓，让学校保卫处抓了起来。”
保卫处要没收高晓松的吉他，
这可是他的命，他一下急了：
“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最后，表哥去把他接回了家。
打赌失败，他只好回清华念书。
05
念书也不正经，整天想着乐队。
他从北京各高校东拉西凑，
找来蒋涛、戴涛、赵伟、老狼等人，
就这样组建起了“青铜器”乐队。
没有经费，乐器超级烂：
“吉他和贝斯不超过一百块钱，
没有鼓槌，就用刷子把替代，
音箱是用电子管收音机改装的。”
几个人就带着这堆破烂玩意，
坐在清华礼堂旁边那片大草坪上，
对着夕阳、对着啤酒、对着女生，
把过剩的青春荷尔蒙化成纵情嘶吼。
那时，大家根本没想过出人头地，
“写歌就是写着玩，下酒用或唱给姑娘听。”
唱着唱着，青铜器竟有了一点小名。
1990年暑假，海南一歌厅竟发来邀请：
“希望你们能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开始大家很兴奋，但兴奋后多选择了退缩。
只有高晓松和老狼不顾一切踏上了旅途。
“我们的音乐在海南缺乏群众基础，
又坚持不唱粤语流行歌，
几天后就被歌厅老板炒了鱿鱼。”
这几天找的钱只够一人回北京，
高晓松当即对老狼说：“你先走。”
因为老狼必须赶在开学前回去上课。
老狼走后，他摸出剩下的钱计算：
“顶多能买一张去厦门的火车票。”
于是他背着吉他，就去了厦门。
他决心已定——不回清华念那个书了。
后来，类似决定也成了他一生奉行的生活原则：
“每当生活里不知道想要什么时，就先想想自己不想要什么。上清华，再去国外读博，然后成为科学家，这不是我想要的的生活，所以我决定退学。”
至于“想要什么”，去路上找吧！
后来很多人说：“你这辈子真走运。”
高晓松说：“我走运是因为我知道放弃。”
晓松来帮唱，从不烫头的他竟烫了头。
这就是兄弟。
什么是兄弟？
就是一起做过很多傻逼的事情的人。
如果你年轻时没和别人一起做过很多傻逼事，
年长时就换不来老狼高晓松一样傻逼的兄弟。
最好的兄弟，都是从路上找来的。
而且，我们越是年长就越会懂得：再多各自牛逼的日子，也比不上那些一起傻逼的岁月。
特喜欢高晓松写的这首《如果有来生》：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
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
我穿过金黄的麦田，
去给稻草人唱歌，
等着落山风吹过，
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
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
你穿着透明的衣服，
给我一个人唱歌，
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
等候鸟飞回来，
等我们都长大了就生一个娃娃，
他会自己长大远去，
我们也各自远去，
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
就这样吧！
喜欢歌里传达的那种随遇而安的达观。
这也是他的人生哲学：以顺其自然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
郑钧谈高晓松时说了这样一句话：
“有些艺术家被抓进精神病院，成了精神病；
有些精神病人从精神病院逃出来，成为艺术家，
你就是那后者，你的生活就像行为艺术。”
这句话说得很经典很到位，
高晓松的生活的确像极了行为艺术。
他这正是他的追求：生活得有意思。
而这正是拾遗花这么多笔墨写高晓松的因由。
因为大部分中国人都活得太没意思了。
学者萧功秦和一位留美朋友，
研究东西方文化差异时发现一个问题：
“中国人的生活追求，与西方人相比，
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
那就是中国人喜欢沉溺于物质生活的享受，
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
在世俗生活享受方面有很强的从众心理，
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
欧美人，也有不少关心物质生活，
但是更多的人一生都在追求“活得有意思”。
“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物质享受方面相当随便，
有的人成了亿万富翁，但生活依然非常朴素。
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
物质生活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
他们只想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意思。
而我们中国人则把生活过成了竞技场，
一个个都在忙着追求“标配人生”：房，车，存款，婚姻，孩子……
“我要在×年内有房有车。”
“我要在×年内结婚生子。”
“我要在×年内当上部门主管。”
都忙着成为别人眼中的“人生赢家”。
一旦在认定时间段完不成目标，就会深深焦虑。
焦虑的我们似乎忘记了一点：当人生只剩下标配，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把人生过成标准答案，那活着还有什么乐趣？
人这一辈子，活得有意思比活成标配重要得多。
就如蔡澜所说：“活得不快乐，长寿有什么意思？”
所以趁我们还未老，赶紧去——
做一些最有意思的事情，
去一些最有意思的地方，
交一些最有意思的朋友，
爱一个最有意思的恋人，
因为，我们真的会死去很久。
生活本身是没有色彩的，
你将它涂成灰白，它就赠予你冷清淡漠，
你赋予它彩虹，它就还你一根甜甜棒棒糖。
在日复一日的鸡毛蒜皮中，
我们或许忘了自己原本还拥有变出玫瑰花的魔力。
无论你将来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
过上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都是先从遇到自己开始。
你不将就生活时，生活才会厚爱于你。
特别喜欢《欢乐颂》里那句台词：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
但愿我们都有那样一天，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样子，
让过去所有狼狈与伤痕，都变成不辜负自己的勋章。
等到那一天，我们才敢说“不负此生”。
一如高晓松所言：等我把所有喜欢的事情都做了，才能勇敢数着日子，等着永逝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