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唐浩明在他的历史小说《张之洞》里，提到过这样一个情节。有一次，慈禧的太监出宫办事，在宫门与护军发生了冲突，慈禧听了太监的一面之词，觉得自己被扫了面子，一怒之下对几个当事的护军作出了严厉的惩罚。消息传出，朝野震动，以陈宝琛、张之洞等人为首的朝臣纷纷上书表示反对。但是，这两个人的风格却完全不同。陈宝琛的奏章直接指出慈禧在处置这场冲突中态度不公正，给了护军不该有的处分，而且慷慨激昂，义正词严。相比之下，张之洞的奏折就要温和得多，他并没有直接指出慈禧在这次事件中处分的不公正和偏颇，也没有说她对护军的处罚是不合适的，他只是强调了应当对太监严加约束，因为清朝自开国以来，一直接受明代太监专政误国的教训，对太监约束非常严格。而这次如果不处分太监的话，有可能会让太监得意忘形，不利于国家。

慈禧在读完两人的奏章之后，明显的对张之洞的奏章更有好感，历史上，张之洞的奏章也的确发挥了作用，被时人称为“静言回天”。

在这次事件中，张之洞体现出了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他知道慈禧并非明君，如果直言其非，一定会引发她的反感情绪，事与愿违。所以在奏章中，尽可能地不去谈太后的错误决定，与对护军不公正的处置，只是谈应当做但没有做的事情，通过这种方式，慈禧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这远远要比陈宝琛等人直接指出他的错误效果要好得多。

事实上，张之洞在这次事情中所体现出的智慧，就符合了所谓的花刺子模信使问题。所谓花刺子模信使问题，是王小波在1995年《读书》杂志中发表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提到中亚古国花刺子模有一个非常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国王带来好消息的人就会得到提升，而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得到的万维钢老师在《精英日课》里提到，这其实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不光中国，古今中外每个人都有这种毛病。在国外，研究者就曾经对这个问题做了几个简单实验，其中有个实验是关于抽奖的，有两个实验人员参与这个活动，一个人负责给受试者抽奖，一个人负责告知受试者是否中奖。结果统计发现，如果受试者没有中奖的话，他会很不喜欢那个通知他是否中奖的实验人员。研究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是因为人们希望在坏事发生时，得到一个解释，而人们本能地强烈地想把坏事发生的原因归因于别人，所以要找到一个能够责备的人，而这样一来那个说出坏消息的人就能成就了我们最直接的责备对象。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问题也屡见不鲜。有时候你可能是满怀关切的心情，告诉你的朋友或者亲人一个不好的消息，但结果会让他对你产生敌意。同样的，即使别人满怀关切之情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的本能反应也是对他产生敌意。就像前面我们所举的例子，虽然陈宝琛和张之洞上奏章的目的都是为了纠正慈禧的错误决定。但陈宝琛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慈禧：她犯了错误，这就如同那个带来坏消息的人，一定会引起慈禧的反感。相反，张之洞并没有指出慈禧的错误，而慈禧也就不会对他的奏章带有先入为主的反感，他的意见就更容易被接受。

这个问题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第一，我们尽量不要去做那个传递坏消息的人。尽量不要给人提供负面的反馈。如果不得不传达坏消息，那尽量要进行一份保障，充分考虑对方的感情。而不是抱着一种我是为你好的简单粗暴的信息和方式。而且还要有被对方讨厌的觉悟。第二，那就是当别人给你带来坏消息的时候，你自己应该想办法抑制住自己的非理性冲动。特别是如果你决定要做番一番事业的话，事实上历史上有很多明君，都曾经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唐朝时期的名臣魏征，在指责唐太宗李世民的错误是从来不留情面，有一次李世民被他弄得下不来台，一路回到宫后宫之后还发火说将来一定要杀了他，但这个时候他的皇后一脸正色的向李世民表示恭喜。并且说，我听说只有君王贤明的时候，橙子才敢直言不讳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李世民这才转怒为喜，第2天重赏魏征。君臣相得，成就一段佳话的同时，也成就了贞观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