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读的中学叫石城中学，它是一所镇属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一个俗不可耐的名字，我连提都不想提。这个乡村中学据说有几十年的漫长历史，培养过很多不知名的成功人士，获得过很多未曾听闻的政府嘉奖。
我上学的时候，它已经是我们镇里最好的中学。坐落在一个小村庄的后面，每次去学校都要穿过一条狭长的黄泥路，路边是各种杂货店，其中有几家游戏机室生意特别红火。学校的门高而宽，隐约透露着一种简单粗暴的俄式风格，“石城中学”四个金色大字在阳光下发出耀目光芒，仿佛在无声的证明——读书能赚大钱。我上学的时候学校正处于建设期，颇有几分历史韵味的黑灰色砖瓦房所剩不多，新建的大楼还在紧张施工中，整个校园被分割成好几块，让人难以想起完整的学校是什么样子。
我们宿舍被安排在紧靠学校大门的一座阴暗潮湿的瓦房里，三十几人住在堆满上下床的空间里，想转个身都不是件轻松的事。冬天学校并不提供热水，一度连水都没有。有一个学期，宿舍门口的水龙头一直是开着的，却没有流出一滴水，全校学生的生活用水就靠一口井，我们都成了节约用水的好榜样。那是我见过最大的井，直径有两米多，大部分的时间里井水很少，大家都要用水的时候井底的原本湿滑的石头都是干的，如果去得晚，你恨不得拿铁锹把井底再挖深几米。有时候你在淘米刷牙、洗衣擦脸，那些没脑子的家伙懒得打水，索性跳到井里洗澡，你越是说他，他越是得意，好像他身上搓出来的是救命仙丹，来救治受苦落难的人。你气的要命，却不得不继续用小桶打起他的洗澡水。甚至有那么几天，唯一的水井也干枯了，我们提着水桶跑到校外村民用于灌溉的农用水井去打水，踩着高高低低的乱石烂泥，提着混浊不清的黄泥水，得意的告诉别人我们有水开饭了。
学校饭堂倒是一直开着，不过以其说是饭堂，不如说是熟食小摊，一排低矮发黑的瓦房看上去无精打采，饭堂职工们在拥挤的房子里一边东家长西家短，一边有气无力的切菜洗锅。饭堂没有堂，也不买饭，不过是个买菜的地方。饭堂的后面是一个巨大的蒸炉，上课前，我们用一个铝盒装着淘好的米，放有足够的水，集中放在蒸炉下，饭堂的职工负责帮我们蒸熟，下课后我们飞奔而来找自己的饭盒，然后到熟食小摊排队。蔬菜一般有那么三五种，一毛钱一份，菜里几乎没有油有，但饥饿的我吃的津津有味，吃完后洗饭盒只需要用水冲一下就干净了，都不用洗洁精，当然了，那时饭盒有点油腻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荤菜只有一种，就是肥猪肉剁成花生米大小的红烧碎块，如果打菜的阿姨心情好会额外给你加点满是酱油味的油汁，你会感激涕零。荤菜款式千年不变，其实也没必要变，五毛钱一份，我们都不舍得吃，谁要是点了份荤菜，就会收获很多妒忌的眼神。一些脸皮厚的家伙笑嘻嘻的凑过去，一边感叹“有钱人啊”一边吃上两口，权当是给你面子。
听起来好像条件有点艰苦，可是考上这所学校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至少在我们那个镇里的人都这么认为。我那一届有五个班，其中第五班是美术班，除此之外四个班又被分为尖子班和落后班。我升学考试成绩不错，最开始被分到尖子班，还没来得及细细体验作为尖子的荣光，就在一次大考之后被无情的赶到落后班。其实并不为离开尖子班遗憾，而是未曾和那尖子班里漂亮、活泼的女同学说上一句话而难过。通常来说，长的漂亮，读书成绩好的姑娘特别骄傲、冷酷，可是我那尖子班里俊俏的学霸姑娘却十分平易近人，活泼可爱。假如你在路上不经意的遇到她和其他女同学，她肯定会第一个向你打招呼，笑盈盈的挥动着纤柔的手臂，好像你们是多年不见的极要好的朋友。假如你有什么事情要问她或请她帮忙，她会睁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静静的看着你，等你结结巴巴的说完，她会欢快的回答或帮忙，有时也会说不知道、不行什么的，但显然是在逗你玩，过会你就能得到满意的答复或帮助。假如上自习课的时候你眉飞色舞地谈论三国志如何才能打通关，哪个录像室价格便宜还有通宵场，她会走到你的课桌前盯着你，当然你可以当作没看见，继续你的高堂阔论，她就会假装生气，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出你的全名，直到你闭上嘴巴。那些捣蛋鬼就经常用这招吸引她的注意，真叫人腻烦。后来我到了落后班，很少看到她灿烂的笑容和假装生气时撅起的小嘴，真叫人心碎。不过落后班也有些漂亮可爱的姑娘，以弥补心中的巨大的失落。
虽然我读书成绩不好，但一心想做个好学生，常常被各种警告吓个半死。开大会的时候校长说的最多就是学生要如何遵守纪律，学校如何惩罚那些违反纪律的家伙。当然，还会吹嘘一下学校如何优秀，老师多么辛劳等等。意思就是学校非常了不起，领导英明，老师负责，如果你还是成绩不好，那就是你太笨太懒，并不是学校的问题，你没本事为学校争光，就老实规矩的呆着，胆敢惹事生非就TMD滚蛋。每次开完会我都战战兢兢，盘算着如何才能安安稳稳度过余下的漫长苦日子，担心哪天班主任一脸厌恶的找我谈话，让我卷铺回家。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却没有鞭策我更加努力学习，也没有变得更加遵守纪律。有个老师拿着我不及格的试卷不无嘲讽的说“大家看，入学时我以为他是难得的好学生，现在连及格都可望不可及，真是今非昔比啊。”他建议我以后留校，因为学校需要个上下课敲敲钟、早晚上扫扫地的人。我为此还特意去查探一下学校是如何敲钟的，发现已经没有专门敲钟的人，仅仅需要按一下开关，我为此难过了好久。
我的老师都很有个性。政治老师是个老愤青，上课时常常愤世骇俗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帝国主义，批判社会风气。地理老师是个喜欢旅游的人，上地理课的时候不用看书，基本都在听他的旅途见闻，那是很有意思的一门课。英语老师是的毒舌，对不努力学英语的人百般嘲讽，我猜想我就是那时练就了抵御挖苦谩骂的金钟罩、铁布衫。数学、物理、化学都是同一个老师，一个毕业不久的年轻美女老师，年轻得像我们一样长了些小豆豆，她上课时我常常走神，倒不是我只顾着欣赏美女，而是她并不怎么凶，上课时轻声细语，有一回还让几个粗野的捣蛋鬼惹哭了。语文老师是班主任，是个年轻的小个子男老师，他经常抛出一些颇有哲理的话，但我们也没觉得他有多高深，因为他爱赶时髦，关注我们所关注的东西，让我们觉得距离好近。历史老师是个高个子帅哥，名字特别好记—梁中兴，因为和历史有关，他就是这么介绍的，可我记不起哪个历史事件叫中兴，也许所有走向繁荣昌盛的历史时刻都统称中兴吧，他是学校所器重的年轻后备力量之一，说话稳重有腔调，但没什么亲切感，我们平常也不怎么见到他。体育老师是个女汉子，高大威猛，作风彪悍，几乎从来不笑，她训练长跑时我差点昏倒过去。音乐老师是个年轻女老师，我已经忘了她的样子，她上音乐课时教我们唱郑智化的《水手》，全班六七人合唱流行歌曲，声音参差不齐，会不会唱的人都乐在其中，真是美妙，我之后再没有这样的经历。美术老师是个老头子，我估摸他一个礼拜就来那么一趟学校，上课5分钟后宣布课堂作业，下课班长收好作业放到他的办公桌上完事，以致后来每当有人问我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我就毫不犹豫的回答——中学美术老师。后来我真的学了美术，只是没资格做老师。
我害怕学校规章制度，钦佩那些敢于挑战规章制度的不听话的所谓坏学生，其实他们并不坏，只是藐视一切、我行我素。我知道自己做不了一个优秀的学生，也无法像坏学生那样潇洒任性，只能唯唯诺诺的龟缩在自己狭小的空间里，和几个相熟的同学打闹逗乐。所谓的坏学生很容易辨认，他们基本都是一样的装扮。三七分开的头发抹上发胶发型能保持一整天，时不时用手撩一下跑错位的发丝顺便凹个的造型；一条上宽下窄的定制萝卜裤几乎没有一道皱褶，走起路来随风扇动；闪闪发亮的尖头皮鞋发出嘎嘎声响，好像大人物走路需要来点掌声；傲慢而颓废的眼神似乎极其腻烦，随时可能揍你一顿；经常哼着最新的港台歌曲跳着炫酷的机械舞，才华横溢。有一次，自习时间，坐我旁边的家伙一时兴起，居然跑上讲台上唱了首张卫健的《真真假假》，那是我第一听这首歌，之后也没怎么听过，因为张卫健实在不是一个唱歌的料，可当时感觉就是天籁之音。他唱完后班里掌声雷动，久久不能平息，在大家膜拜的眼光中，他若无其事的回到座位上，对他来说好像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坏学生虽然多才艺，但不喜欢学习，不喜条条框框，缺课迟到，聊天睡觉是家常便饭，偶尔在打个架拿你点东西都不算个事。我们那时候，自行车被偷了，家里带来的咸肉香肠蒸在饭里没了，藏在衣服箱包里的伙食费不见了，晚上睡觉时推到床底深处的新皮鞋不翼而飞等事多不胜数。你要没在上学的路上被拦劫，莫名其妙的挨揍已经算幸运的了。
这就是我的中学，全国千千万万学校中一所毫不起眼的普通中学，在大部分人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可是它见证了我的迷茫和奋斗，记录了我的冲动和烦躁，种下了我的思念和幻想。在多年后的今天，留下了一份历久弥新、不可磨灭的珍贵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