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疆又予 校对/吴嘉杭
咸丰三年六月（1853年6月）已经入夏的长沙城像烧透的蜂窝煤一样燥热难忍，人们都衣衫不整的偷着纳凉，但审案局会议室里的曾国藩和几个幕僚却衣裤笔挺、满脸肃穆的分析着四个月来的工作报告。
会议接近尾声，曾国藩严肃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官至今十三年，自己终于实实在在做了些利国利民的事，开启了“立功、立德、立言”理想的第一步，他情不自禁的感到欣慰。
不过这欣慰的笑容在他脸上转瞬即逝。虽然湖南的治安有所好转，但天下的局势却直转而下。几个月前，太平军攻下南京，并定都于此，同时派兵北伐，现已度过黄河，眼看要攻入直隶境内。
正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果朝廷都没有了，湖南一省的情况再好也无济于事。于是会议上，曾国藩决定，现今湖南治安已好转，审案局的案子也大幅减少，下一阶段的任务是将湘军练成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队来对付太平军。
清朝正规武装力量主要由互不统属的两大系统组成，一个是世袭八旗兵，一个是世袭绿营兵。
八旗主要由满人和蒙古人组成，部署于皇帝居所、满人的老家东三省和一些满人居住较多的满城，他们是皇帝和满人的私人军队。在清朝建立时期，这些军队英勇善战，但是到康熙年间，这些军队已经贪图享乐、腐化堕落，战斗力大幅下降。在征三藩等战役中，这些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大大低于绿营兵。
绿营兵是顺治时期收编的明军和其他汉军。在康熙中期到乾隆中期成为国家最有战斗力的军事组织，从三藩到大小金川，绿营兵屡建奇功。鉴于此，满清大部分地区的防御工作由绿营承担，但自乾隆中期以后，国家太平，绿营兵也逐渐步了八旗兵的后尘。
早已知道国家弊病的曾国藩深知常备军的腐化堕落，所以咸丰元年（1851年）就上奏折说，绿营兵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兵匪一家在地方敲诈勒索，谎报军队人数吃空饷（咸丰年间在籍绿营兵60万人为八旗兵3-4倍，但实际少很多）。
当然奏折特别强调绿营兵战斗力差，由于平时疏于训练，这些兵遇到战斗从不正面打击，而是尾随其后虚张声势，或者打劫百姓以冒充军功，再或雇佣无赖之徒冒充。由于种种弊端，应该予以裁撤绿营，但因为当时曾国藩得罪了皇上和北京官场，所以这份奏折也石沉大海。
由于正规军百弊丛生，所以曾国藩于咸丰三年初（1853年）另建新军，招募朴实的乡村农民为士兵，军官则多是有共同理想的汉人读书人，少部分为曾打过仗的满族、汉族或蒙古族的军官。由于这支军队从士官到士兵，还有后勤人员80%为湖南人，所以这支部队被叫做湘军。
由于湘军的主要构成人员是没有文化和理想的农民，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当兵吃饷，同时鉴于清朝正规军队风气糜烂的负面影响。曾国藩便首创了军队当中的政治教育，他在每周都会对湘军进行训话，以保持其军队有高昂的精神力量。
在近半年的训话后，曾国藩通过湘军整顿治安中，看到了明显的效果，于是想推己及人，也给湖南驻防的绿营训话一下。其实，曾国藩非常痛恨绿营，但由于两个不得不的原因，他想尝试改造绿营。
第一，湘军不是国家正规机构，是为对付太平军临时建立的组织，所以军饷、武器等后勤问题需要曾国藩自己解决。由于这一原因，湘军人数很少战斗力有限，所以改造绿营可以直接扩大战斗力，而且绿营属于国家机构，在最好的情况下或许可以弥补湘军后勤的不足。
第二，这些绿营打仗不行，但是欺负老百姓很有一套，他们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拿老百姓东西不给钱还打人。因为这些问题，湘军在整顿治安时和绿营也有过冲突，绿营也就明里暗里找湘军麻烦。曾国藩也想通过训话改变绿营的思想观念，最好是绿营变成生力军，不行的话也能安分守己。
于是，曾国藩给湖南绿营最高军事首领鲍起豹写了一封言辞恳切、情真意切的信，要求绿营也来听训话，以痛改前非、增加战斗力保家卫国为己任。
曾国藩本是好意，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看信的鲍起豹不这么想。因为治安问题，绿营和湘军本就有摩擦，但曾国藩是副部长也就算了。现在曾国藩又想训他的人，他觉得曾国藩不仅夺了湖南文官的权，还想要军权，刹那间气不打一处来。于是，鲍起豹和所有绿营兵说，都不许去，谁去他收拾谁。
结果到训话那天，一半的操场站满湘军，另一半一个人也没有。极度郁闷的曾国藩只能草草的把训话说完回办公室。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正好有绿营兵抢老百姓东西，在气头上的曾国藩就让湘军把这些人抓了。
鲍起豹听说自己人被抓了，更是怒火中烧。这时听到消息并痛恨曾国藩的地方官便跑来给鲍起豹出主意。这些办正事不行，办坏事在行的地方官告诉他，以大清律例文官不得过问军事，否则便应革职拿问！
有了地方官支持和律法护身，鲍起豹叫几千绿营兵找曾国藩闹事。说越大越好，只要不打死他就不算事大。结果绿营兵闯进曾国藩的办公室差点砍死他，幸好他反应快从窗户跳出，急急忙忙爬到隔壁湖南巡抚的办公场所，找巡抚骆秉章去了。
几千人攻打副部级干部的办公室，湖南官员不会不知道，特别是一墙之隔的巡抚骆秉章，但这些人都闭门等着看曾国藩的笑话。直到曾国藩敲骆秉章的门，他才假惺惺的问出什么事情了。然后在曾国藩的恳求下才迈着方步去调停。
绿营兵一看巡抚来了，还亲自释放被抓的几个人，给足了他们面子，也就散了。事后，骆秉章对曾国藩说，打仗还得靠他们，民兵团练成不了事。
当晚，曾国藩想自己副部级干部，差点被兵痞砍了，真是奇耻大辱。他想向咸丰告状，但又想，就算咸丰听自己的，办了骆秉章和鲍起豹又如何？湖南官场只会更恨他，难道还能把湖南官员都办了。
曾国藩这时想起了湖南民间的一句谚语，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于是决定不和湖南官场的人争一日之长短，而去相对僻静的衡阳把湘军练成精兵强将，之后打几个胜仗，这是挽回面子的主要方式。
咸丰四年一月（1854年1月），太平军由湖北打回湖南，消灭了防守的绿营军，占领了长沙南北的湘潭和靖港合围长沙，战斗力弱的绿营军只能消极防守。此时，已训练多时的湘军觉得时机成熟便主动出击。
湘军兵分两路，由将领塔齐布率领大部分人去湘潭，曾国藩带余下的人去靖港。诚如唐鉴所言，曾国藩没有军事才能，他中了太平军的埋伏。虽然他亲自上阵，并扬言后退者斩，但中埋伏的湘军将士还是后退。他羞愧不已跳江自杀，但被人救起。
战败后，他的战船回到长沙城，长沙的官员紧闭城门并讥笑他。曾国藩自己也无地自容，他不吃不喝，更不脱下在江中泡了很久的官服，而是在战船上给咸丰写遗书，准备自杀殉国。
在遗书还没有写完的时候，他的弟弟曾国葆跑进来告诉他，塔齐布带领的湘军十战十捷，用不到一万人打死太平军一万多人，击溃两万多人。曾国藩立刻将遗书改成捷报。
咸丰收到捷报异常高兴，这是满清与太平军交战以来的首次胜利，也是太平军与满清势力的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大喜过旺的咸丰下诏，湖南大小官员，除巡抚外全部受曾国藩调用。
圣旨下达后，骆秉章带领全体长沙官员用八抬大轿将曾国藩接回长沙城。曾国藩不仅挽回了面子，而且他的对头鲍起豹也因为战败被革职拿问。
专家研究发现，发表意见是领导力的表现，但在展现领导力前需要拥有权力和地位。
大量案例证明，员工主动提供抄写文件、修电脑、端茶倒水等操作性帮助（民间称有眼力见），会受到领导、管理者、同仁的赞赏，但发表意见之类的帮助会遭到所有人的批评。在所有行业里，发表意见越多的人，在两年内获得升职加薪的概率越低，人际关系越差。
原因是对别人发表意见，相当于对别人施加控制，但在没有足够的权力和地位受到尊重和钦佩时，别人会认为发表意见的人难以相处、强硬、自私自利。大家会说：“凭什么要听你的话，你有什么本事”。
因此，在没有权力和地位时，发表意见会受到惩罚，多数人觉得发表意见人无权告诉别人怎么做，并因此反对他。（这也是只敬罗裳不敬人的心里由来，也因为这一点很多人错失了机会，留不住人才）
同样的，专家还发现，没有权利和地位而发表意见的人，会因为别人对他的漠视和不尊重心怀恨意，之后会愈发的实施极端的行为。当然，对于这些极端行为，别人的报复也会接踵而至。
曾国藩作为文官本就无权过问军事，而他又是退职守孝的文官，其实一点地位和权利都没有，仅有咸丰给他办团练的指示，而没实权，他就悍然成立审案局、训话绿营，就遭到不尊重。但之后他报复绿营，导致长沙之辱。
应对不如意，只有四种选择，分别是退出、忽视、忠诚、改变。退出是离开现在的环境，忽视是在环境中妥协混日子，忠诚是在环境中独善其身但不再要求改变，改变是增强实力以改变现状。
多数情况下，退出和忽视对自己和组织都不好。因为问题没有解决，自己和组织还受到打击，自己还被鄙视。忠诚是坚持干好自己的，但是在坏的环境中，也不可能有所作为，同时没有成绩、权利和地位，依然受到鄙视。只有改变，可以挽回面子、干出成绩、改变环境，成就自己、别人和组织。
曾国藩选择了改变，要发表意见就要获得权利和地位，这必须靠自己的成绩来争取。他通过训练出一支战斗力强的湘军，打了胜仗的成绩取得了权利和地位，不仅挽回面子，也成就了自己、他人和组织。
一旦发表意见的人成功，大家都会尊重他，因为大家觉得他有不同寻常的才华和进取心。特别是当发表意的人在不可能的地方做出成果，那些固执的人也会改变。
人们打压那些没有权利和地位，而试图挑战现状的人，但包容和赞赏通过成绩拥有权利和地位的创新人物。曾国藩由发表意见的人逆袭为创新人物，是通过强大的湘军获得的，那么他是如何训练湘军的，如何在他的时代训练出中国最强的军事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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