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沈从文的第一次相遇是二十年前，那时我六岁，正好在朝阳宫（如今从文广场往里百步即可到）学画，那是个唱戏的老剧场，早已没落，被县里文化部门定为书画院，由一位中年老师负责打理。这老师是我搞艺术的叔叔的要好同学，于是每个周末我便被父亲安排在此地打发时间。
那是99年，正值世纪之交，央视在筹备个百年文化名人的节目，东方时空栏目要做一期沈从文的纪录片，剧组跑到朝阳宫里取景时正巧发现了我，摸出张分辨率极低的老照片一看，我与那照片上的小孩颇有几分相似。接下来整整一周，我忙着理发，化妆，换戏服以及对着镜头发呆，陪同的文化局领导则忙着用蹩脚的普通话与京城来的导演打趣玩笑。
六岁的我刚随父亲进城不久，凤凰对于我来说，就如清晨沱江上的雾，而我就是河边一只永远找不到路的鬼（水）蜻蜓。故居、文昌阁小学、北门码头、听涛山、洋戏以及翠翠，这些富有年代感、民族感的东西一下子涌入到我眼前，而头晕目眩中我唯一念念不忘的只有那欠了一周的作业。
这部《沈从文1934》在几个月后的某个周日早上六点二十由中央一套东方时空播出。剧组刻了盘碟，夹在几张剧照中寄了过来。我父亲又托人刻了几盘送给了亲戚朋友们。
第二次接触沈从文是在课本上。湘教版语文书上节选了《边城》中傩送、天保与翠翠爱情故事的桥段，印象最深的是句骂人话“背时砍脑壳”，想想写小说竟然可以把骂人土话写上去，甚是惊奇。还有一篇就是《云南看云》，似懂非懂。
此后，出去上学工作，遇人谈起家乡，有晓得凤凰古城的，也有知道沈从文的。小城我生活了十多年，每条巷子每片屋檐我都走了无数遍，但令我难过的是，对于沈从文先生，我竟像个外乡人般陌生。
几个月前一位弄文化公司的舅舅发了期故乡画家肖振中的画展，而我学油画的表哥正好在长沙有位出生凤凰名声在外的肖老师，虽然我不清楚是不是同一位，但一种特殊的情结让我对这位肖姓画家感兴趣：原来他是著名画家黄永玉的徒弟。
黄永玉是沈从文先生的表侄，这是我早就知道的。儿时的一幅鬼画符得了个绘画比赛铜奖，奖状正是由黄永玉先生亲自签名颁发，书画院的老师们早早地就想好了等到我领奖合影时跟黄老的玩笑话，“看小沈从文来了”，可惜那天我发烧错过了。
这种同乡人间千丝万缕、跨越时空的联系深深震撼了我，我原以为小时候那次偶然间的演出经历只会成为数年后某种模糊回忆或是玩笑谈资。我开始读起了《湘行散记》、《边城》、《从文自传》，我仿佛又听到了城门外的水声和边街上的叫卖，触到了赶场时满地的烂泥，我再一次闻到了由大成殿飘散到各条巷子中的桂花味。我开始懂得那部纪录片标题为什么是“1934”，而沈从文又为何被遗忘在了时间长河里。
整整二十年后，我再一次认识了沈从文，而我将继续踩着儿时走过的青石板，拂过粗粝的城墙红砖，努力去追赶他留下的微弱气息，那是种蕴含了苗土汉民族淳朴血性的气息，那是种丰富了文化自由精神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