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能起床了，经过24小时的平躺和12时的仰卧，骨头都睡霉的我按照医嘱吩咐总算可以下床活动了。我缓慢地起身将肥大的白色住院裤往上提了提，又将腰绳收紧系了个蝴蝶结，然后一手扶着床头柜，一手扶着床沿侧身滑下来，脚正好踩在从家里带来的黑布鞋上。
邻病床的小朋友正吵闹着想下床找隔壁小伙伴玩耍，孩子妈紧张着制止，告之耳朵上还包着纱布，不能碰到也不能摔跤，边说边用零食哄着他，那孩子吃起薯片就开心起来，丝毫不觉得包着纱布的耳朵有多麻烦，还可以不用上幼儿园。真是儿童不知愁滋味。
看着这一幕羡慕起那孩子来，内心一阵叹息转身准备蹲下身穿鞋。
他从卫生间出来看见我要蹲下，快走几步到我面前大声说：“叫我啊！多大的事，还要您亲自动手。”我笑了起来。
邻床孩子妈也过来凑热闹，打趣到：“你老公真逗，这两天看他照顾你忙前忙后的，你好福气哦！”我突然发现没有看孩子妈的嘴型能听到话语。惊喜中向那孩子妈说声谢谢，又看向帮我穿鞋的先生。
回想起这五年，在我听力缓慢下降的五年里，我的脾气没有随着听力图的走势一路下滑，反而是上涨。先生舒畅对我说话声小了听不见我会生气，对我说话声大了态度不好我也会生气。看见先生与家人在那里嘀嘀咕咕的，心里想是不是被嫌弃了我又会生着闷气。每天家里的气氛都充满了火药味，只差一个点火索就能引爆。舒畅先生与我谈话沟通不畅反而增添各自的烦恼，也就不再与我计较由着我闹。
我的无理取闹得不到回应变得越来越沉默，转而向网络寻求安慰。
这时查房的声音从走廊传来打断了我的回忆，我慢慢走出病房。
这是有名的大医院，前来排队住院的病人要排到半个月后，而且当天打电话病人必须当天办完住院手续，否则排队号做废。
这么紧俏的住院部走廊里却没有加号的床铺，清晨除了查房的护士，只有做清洁的阿姨一手提着冒热气的水桶，一手拎着拖把进出于病房之间。走廊尽头的门关地紧。要出去容易，门旁就有个开关，按下去门就开。可要进来就麻烦了，得按门铃，征得护士同意才能进。
护士整理完病房，就是医生们查房看病人的时候。我想找我的主任医生了解病情和术后恢复情况，等不急医生来我就一个个病房找了去。好在手术前与左邻右舍的病人聊病情谈生活，共同的耳聋史拉进了彼此的距离，找医生也容易多了，从病房门前过不会被人嫌弃，还会拉着聊上几句。
走了不过三个病房，就看见我的主任医生与另一位年长的医生围着一张病床。窗外的阳光正好洒在那张病床上躺着的男孩身上。那男孩大约十四、五岁的光景，紧闭着眼睛和嘴唇，面无表情的躺着，床头柜上监护仪正滴滴的发出声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