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刑罚最早应该出现在夏禹时期，逐渐形成了五刑体系，即墨、劓、剕、宫、大辟。
墨刑，又称“黥刑”，是在人的脸上或身体的其他部位刺刻符号或字迹，然后涂上墨或别的颜料，形成无法抹去的永久性标记。受过墨刑的犯人常被充作守门人和苦役。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太子嬴驷触犯了法令，商鞅为了顺利推行变法，坚持对太子的老师公孙贾施以黥刑，以惩诫其教导无方。
墨刑后来改成刺字发配充军，一直沿用到清朝。我们熟悉的大汉三大名将之一淮南王英布，又叫黥布，就因年轻时受过黥刑，还有豹子头林冲被高俅陷害，刺配沧州。
劓刑，就是割鼻子，受过劓刑的人往往被派去守关。劓刑在先秦之前运用比较广泛，汉文帝曾用笞刑代替劓刑，以后各个朝代间或都有使用，或与其他刑罚并用。
剕刑，也称刖刑，就是断足，后来演变为斩掉脚趾，属于重刑，到唐朝还见使用。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最多使用剕刑，著名军事家孙膑所受的膑刑，被挖去膝盖骨，应该就是剕刑的一种。齐国专门创造了一种适合剕刑犯人穿的鞋子，叫踊，踊的价格要远远贵于一般的鞋子。
宫刑，也称腐刑，男子割势，女子闭宫，至隋初废除。司马迁因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汉武帝怒而给以腐刑。
腐刑侮辱性极大，司马迁一度想一死了之，但想到父亲的遗愿，告诉自己：“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于是忍辱负重，遍采文献，游历南北，终于完成史学上的恢弘巨制《史记》。
大辟，即死刑。执行死刑的方法名目繁多，不下数十种，古代多比较残忍。
太子嬴驷继位，为秦惠文王，秦公子虔诬陷商君谋反，秦惠文王乘机处商鞅车裂之刑，车裂就是大辟的一种。
荀子说，社会上有一种论调说：“安定的古代社会是没有肉刑的，只有“象刑”，即象征性的刑罚。”
他们认为，用黑墨画脸来代替黥刑，系上草缨代替劓刑，割去衣前的蔽膝代替宫刑，用穿麻鞋来代替剕刑，穿上没有衣领的红褐色衣服代替死刑，这才是治世。
荀子说，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
如果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治世，那么当时的人就应该没有犯罪的，不但用不着肉刑，象刑也不需要。
如果当时还是有人犯罪的，只是减轻他们的刑罚，就是说，杀人者不会被处死，伤人者不会被惩罚。罪行极重而刑罚极轻，那么平常人就不会知道罪恶，这样的危害可就大了。
惩罚罪犯的根本目的在于禁止暴行、反对作恶，而且防患于未然，让其他人引以为戒。
杀人的不被处死，伤害人的不受刑罚，这是优待凶恶的人、宽恕作乱的人，这是鼓励作恶。
所以象刑恐怕并非产生于治理得很好的古代，正是混乱的现代才出现了象刑。
凡是爵位、官职、奖赏、刑罚都是一种报应，与行为的善恶相应。一件具体事情的处理如果违背这个理念，就是祸乱的开端。
德行和地位不相称，能力和官职不相称，奖赏和功劳不相当，刑罚和罪责不相当，这是最不好的现象。
从前周武王讨伐殷商，诛杀商纣王，砍下了他的人头，悬挂在大红的旌旗上。
惩罚凶恶，诛杀残暴，正是安定社会最好的体现。
杀人的被处死，伤人的被惩罚，这是历代帝王共同遵循的，只是大家都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刑罚和罪行相当，社会就安定；刑罚和罪行不相当，社会就会混乱。所以社会安定，刑罚就重；社会混乱，刑罚才轻。因为在安定社会犯罪，罪行本来就重；在混乱的时代犯罪，罪行本来就轻。
《尚书》上说：“刑罚有的时代轻、有的时代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荀子的逻辑思辨能力真的令人佩服，在荀子看来，在法治健全的太平盛世犯罪必然受到严惩，只有在法治不健全的乱世，罪恶才会得不到惩处。
在现代文明国家中，新加坡也许是最安定的，但他们的刑法也许也是最严，至今仍保留着鞭刑，属于典型的肉刑。
乱世刑罚轻，这是一种现实后果，并不是应该这样。俗话说，乱世当用重典，说的是拨乱反正，这与荀子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古代的五刑通过对身体的残害来惩治罪恶，警示人们远离犯罪，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由于行政和司法不分，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古代刑罚越来越存在滥用的倾向。
同时，随着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刑罚残害身体的倾向有所减弱，后世代之以其他形式的刑罚，形成笞、杖、徒、流、死新五刑。
现行刑法的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等五种，狭义的肉刑已经被完全禁止，死刑的执行也更趋人性化，这是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
至于象刑，虽然肉体的伤害没有了，但它对人格的伤害较之肉刑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这种伤害是终身的。有的肉体的伤害是可以痊愈的，而心灵的摧残将伴随一生，因此，很难说象刑是更文明的惩罚手段。
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取消了死刑，世界上不少地方要求取消死刑的呼声也不少。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科技越来越发达，所谓的现代文明程度越来越高，但不可否认的是，人性的丑陋和丑恶程度在某些人中也越来越令人匪夷所思，甚至让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所以但从人格尊严角度片面的要求取消死刑，实属矫枉过正，走入另一个歧途，正如绿党极端主义者走向反人性一样。
任何时代的刑罚只要适合当时的社会现状就好，并不是越宽容、越温和才好，才先进。有些人不要东施效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