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峪惨案，我们村被活活埋了386人”，一位中等身材，背微驼，清瘦干练的约摸70多岁的老人，站在高大的西峪惨案纪念碑下，给我们讲解着西峪村的革命历史，当讲到日寇对西峪民众采取的“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惨绝人寰的酷刑时，老人的手颤抖起来，热泪涌在脸上，道:“我们脚下踩的就是烈士们的英魂哪！”我们也被老人声情并茂的讲解，带回到那段西峪村民顽强抵抗日寇的场境里，个个像高压锅里沸腾的水，气血贲张。

        金秋十月，单位组织我们党员10人到“昔阳红色教育基地”——西峪村开展主题党日教育活动，重温红色记忆、牢记党的使命。村委特邀老支书白维良给我们讲解西峪村的红色往事，于是就有了上面的那一幕。

      老支书白维良，已73岁，《西峪惨案纪实》的作者，西峪惨案纪念馆策划者、义务讲解员。我听着老人激情彭湃的讲说，看着老人微驼、疲倦的神态，油然而生一份敬意。按自然常态，这样古稀之年的农村老人都已在家养精神或坐村囗晒太阳了。这等情怀、这等风骨的老支书像一个谜，禁不住想去走进、想去解开这个密码……

      午后，村支书新书记引着我们几人推开了老支书的家门。家里简朴、古旧、干净、整洁。与我想象中的村干部家的气派豪华大相径庭。家俱只有一个五、六十年代的柜子，漆已脱落大半，犹如一位已抽干养分的老人，还有一盘大炕砌于窗台边。屋内唯一有时代气息的亮点就是柜子上的一撂笔记本和《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一卷》、《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二卷》和一叠报纸。

        好奇心使然，我径直就走到柜台边去翻老大爷的笔记本，一展开，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如整齐的哨兵，每一页每一本都井然有序，足足有十几个本子，有几本是学习“习近平讲话精神”的党课笔记，一本是《东周列国》手抄本，从第一回的“周宣王闻谣诛杀”一直到第七十三回的“伍子胥过关”。还有三本是《西峪惨案纪实》，真实记载了西峪村抗日战争时，村人被日本人活埋的史实资料。还有一本他的自传体书及几本读书笔记。报纸有澳门回归的1997年12月20日的中央日报、十八大召开、习主席访山西等等一撂撂关乎国家大事的，好几张他写的扶贫赞歌，家规祖训等。

      一个当了四十多年的村支书，一心为公，家徒四壁。古稀之年，还在笔耕不缀，发挥着余热。老支书告我们:他只念了四年书，从二十几岁入了党，开革命、当支书、农机员。以我常人的想象，干了一辈子的老支书，肯定也是月领四、五千的退休干部，孩子们也被安排成吃“皇粮”的国家人员了。我就冒昧问了一句:“大爷，工资几千了，孩子们哪儿上班呀？”大爷的皱纹经笑容肌一带从平纹拧成了花纹，说:“小孩，我全家农民，两女儿嫁外村了，儿子四十多还没成家”。

      我又问道:“大爷，您一直没想过为自己办点事？给孩们找份工作？”这时陪同的新支书插话道:“老白只知道党员是为人民的，农业合作社时期的村干部哪知道为自己？他是一门心思搞生产、学党章，有转正的机会，也都让给别人了”。老支书回道:“那时候真不懂私心，公家的一根针也不能往家拿，你看我现在的生活多幸福，白面、大米，帮扶单位一年发两次，一日三顿白面，过的是白日十五，黑夜年的光景，月月还有两百元的养老钱，蔬菜自己种点，怎不满足？政府好啊”。 

      我边听着老人的肺腑之言，边看着屋里的摆设，一直用余光搜寻着老人每天可以看书写字的桌子，可是左瞅右瞅，只见除了那个旧柜，坑坑洼洼的水泥地上有几个小板凳和柜子边的一个长条木凳子，这也都是七十年代时的老古董了，连个折叠的小写字桌也找不到。我纳闷了，不由出口问道:“大爷，您的写字台在哪？您怎样每天看书写字？”大爷立即搬了那条磨得明光如镜的长凳子放在长柜子跟前:“你看，柜子就是我的写字台，凳凳就是我的太师椅呀，陪伴我三、四十年了，我的老伙伴，有感情了。我也买得起，节约惯了。村里也给我捐哩，我不能拿国家的东西。”大爷笑眯眯地坐在凳子上，摆开他的书本继续道:“现在的年轻人物质丰富了，精神贫乏了，必须得接受党性教育，珍惜幸福生活。”随即，他开始给我娓娓道来关于西峪惨案纪念馆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西峪村是边区有名的“抗日模范村”。1940年农历10月19，日寇集结伪军共1000余人包围了西峪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西峪惨案，386人殉难，烧毁房屋400余间，抢走生畜160余头，灭门25户，震惊华北。

      1977年，修建了“西峪烈士纪念塔”。办起了展览馆。

      一直到2011年，展览馆历经风雨30多年，已陈旧、荒凉，当时快七十岁的白支书常常独自一人坐在寂静的纪念塔下，看着那座被风霜侵蚀的展览馆沉思，屋顶上的杂草经寒风的凛冽，发出震耳的啸声，白支书听到的那是三百多西峪英魂的哭泣声、倾诉声、呐喊声。他心中的那份激情像沸腾的河流喷泄而出，来自胸腔的疼痛和窒息使热泪从涨红的脸颊上滚下来。这是一种召唤，烈士们保家卫国的召唤、当下红色教育的召唤、西峪村一砖一瓦的召唤。他要写《西峪惨案》，他要把真实纪录下来，传承教育后人；他要搜集资料，让时间的沟壑清晰起来。

      使命感是可以让一个人创造奇迹的，一个只念过四年完小的老年人要写书了，不是靠想象力、创造力来写小说，而是写西峪村的抗日战争纪实故事，来不得半点虚假，况且40年至今已过近70多年了，知情人、见证人已仅仅剩寥寥数人了，受害者的后代们已遍布五湖四海，有国外的、国内的，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手资料犹如海底捞针。再说白支书文化不高，年近古稀，境况就是四个字——难上加难。

      再说，村里人听说近半文盲的白支书要写《西峪惨案》，各种声音犹如泥石流喷薄而出，有的人是持信任的态度，相信白支书以他“咬定青山”的气魄是能写出来的。但绝大多数人是持怀疑否定语气的。家家户户搜集资料，整理，撰写，岂是一个快七十岁的老人都办的事？

      当然，白支书很理解村民的心声，不管什么声音，都是在关注、关心这件事。反而，他倒很自信，以他半辈子当支书经历过的坎坷，这点问题总会一一化开的。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干就干，做事雷厉风行的白支书执手联络相关人员，关于本村的，他就一天三五趟去村民家里采访、搜集；关于外地的，他就通过打电话、写信等方式来联系。

        功夫不负有心人，素材整理完毕了，开始写作，白支书遇到不会写的字就查字典，遇到战场上的画面描述，他就看《抗日战争纪实》等革命书籍，学习书中的场景、人物结构的描写手法。他常常是写到深夜，空旷的宁静里，钢笔在他布满老茧的手上滑动着，“唰，唰，唰……”毫不含糊在纸上留下一行密密的文字，隐在那盏小台灯的光线下，一闪一闪的，仿佛一颗颗星星，忽明忽灭。我问他:“想过退缩吗？”他说:“没有过，阻力越大越激发战胜的决心，我就是一名战士，挫折就是敌人，我必须杀出重围，才能胜利。”

      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用了多少瓶墨汁，不知熬了多少个夜晚，不知填了多少白发，整整三年，二十多万字的《西峪惨案纪实》终于尘埃落定，共分三部:抗日烽火、血腥屠杀、前仆后继。前言有一段话，这样写道:“我们这代人有责任教育后代，永远不忘这段历史，永远记住这段屈辱，从而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和革斗志”。老人捧着这本手抄本，眼里的光含着水样的明亮、清澈。

      《西峪惨案》的问世，引起了省、市、县、乡各级政府的高度评价:这是一部有史学价值和教育意义的报告文学。代之而来的是，省宣传界聘名导演，拍成了《西峪惨案》电影。引起了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关注。然而，白支书并没因此而得到名，更谈不上利，他还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白支书笑迷迷告我:编剧当时成了别人了，不过无所谓，西峪惨案总是得到了关注，西峪村成了红色标杆。

      随后，他就又给我讲述了修缮西峪惨案广场的五次写信:

        2014年至2017年，西峪惨案纪念馆和纪念广场这两项大工程在修建过程中，资金如“哗哗……”的流水，常常使花费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一向作智多谋的白支书也愁得茶饭不思，最后，他竟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要以老支书的身份给省市领导写信，让领导们来献策帮忙。我瞪着祟拜而又好奇的眼睛问:“大爷，您怎敢给领导写信，不怕遭拒吗？”大爷憨厚地笑了笑答道:“怕什么？这是一项党的伟大的事业。领导们就是咱们的父母官。”

      “态度决定一切”，有了想法就要开始着手准备，夜深人静，皎洁的月光轻抚在熟醒的小山村，青蛙的鸣唱伴着人们的鼾声，一起一伏，一首和谐的农村交响乐。白支书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思忖着:给省里哪位领导写信合适呢？对，宣传部负责文化推广、传播工作，先给时任山西省宣传部部长的胡苏平写信，不由分说，披衣下床。台灯、木柜、长凳——白支书多年的老搭档，他拿出了已准备多日的信纸，在纸上写出了“尊敬的胡部长”，写出了西峪惨案的悲壮；写出了西峪人民的奋斗拼搏精神；写出了纪念馆建设的困境。

      信件发出去以后，等啊等，很多时日过去了，杳无音信，白支书猜想可能信件没到胡部长手里？他正考虑要执手给胡部长写第二封信之际。幸运使者降临了，一天，刘春兰村长笑哈哈走进了白支书的家，“老白，你给省领导写信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白色的信封，信封上赫然写着“白维良（收）”落款:山西省宣传部。白支书接过信，轻轻撕开，内容大致是，胡部长对白支书表达了崇高的敬意，表示了对西峪惨案的报大关注，并愿意帮助20万元用于纪念馆的修缮。震惊、激动、感动、兴奋，热泪不知不觉从白支书的眼里溢出，嘴里喃喃自语:感谢党，感谢胡部长，工程有钱了。20万到帐后，全部用于纪念馆工程的建造。

      至此，白支书的信心更大了，写信的热情更足了。给晋中市市长写信，市长亲自派市文化队到村唱戏搞教育。给时任山西省骆省长写信，省长亲自批复西峪惨案纪念馆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国防教育基地”。

      2017年，纪念馆和纪念广场相继竣工，纪念馆和纪念塔犹如两位伟岸的烈士，并立守护着西峪村的生灵，73岁的白支书眼里早已是欣慰和欢快了，是无数的热爱、明亮、坚毅的交叠。他看到了脚下的西峪村烈士们眼里鼓励的微笑……

      “春蚕到死丝方尽”，现在的白支书是越来越忙了，他又自告奋勇成了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每每到清明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白支书的身躯犹如广场的旗杆，不辞辛苦地穿行在人们中间，一场接一场讲解西峪的党史、西峪的英雄、西峪的变迁，有时一天顾不上喝一口水，嘴唇上起干皮长疱经常发生。西峪村的事无小事，他永远是站在前沿擂动着战鼓，奏着生命的赞歌！

      更令我惊羡的是，他还多次与年轻党员们一起参加了我县的“七一”党建演讲赛，讲党史、颂党恩，并获得了“特等奖”。他已不属于他自己，他是属于西峪人民的、是属于西峪村的这块红色热土的……

      采访结束，老支书送我们到街门口，孩子般的笑容，目送着我们，我不停地回眸，不停地让起伏的思绪拉长，不停地在脑海里雕刻白支书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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