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固定匪帮”（stationary bandit）：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很大程度是由许多军阀控制着。这些军阀带着自己的武装占山为王，为自己的利益强取豪夺。例如，冯玉祥就动用自己的军队镇压当地的盗贼，并击败当地颇有影响的叫“白狼”的匪帮。很明显，在冯控制的地盘中的老百姓都希望他能一直作为军阀呆在那里。——参见奥尔森《权力与繁荣》。
思考：
这则故事试图说明人们能够认可国家去建立的某种现象。实际上，它反映了人们易于接受哪种形式的暴力的问题。
针对流寇不被群众欢迎，而坐寇被群众欢迎（或者至少是不反对）的状况，我们首先来做一个原因的剖析：
①流寇——掠夺100%，与当地民众无共同利益，因为他们是来抢了就走的，所以“蝗虫过后，一片狼藉”，与当地居民冲突自然很大，故而不被欢迎；
②坐寇——为当地人保留一定剩余，企图以共同利益来换得当地人的服从和妥协，从而维持自己的统治；并且，由于当地人可以进行再生产和贸易活动，坐寇也能持续地获得利益。实际上这时候的坐寇就渐渐演变成了一种类似于国家统治者的身份。不妨称这种模式为国家运行层面上的一种“可持续剥削”。
由此，基础的国家体系建立，并且可能有完善的公共物品。当然这都是为了统治者持续地获得利益。统治者提供公共物品的标准就在于，提供公共物品的投入是否能够得到相等的产出效益。
（问：如果要以公共物品来盈利，当投入与产出相等时岂不是总是处于不盈利的状态？）
但实际上，这种模式更倾向于“人治”，即以统治者的利益为导向，而一个好的国家的标准是否应该是“法治”，即拥有超脱于所有群众（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一套规范，在保持物质利益的情况下，保证人的知情权、社会流动的实现等。因为社会不公平的原因可能就在于：群众不知情，被剥夺了信息，并且由于教育的限制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流动能力差，上层保留利益抑制社会流动。
材料：台湾设立“1999市民热线”，通过该热线联络政府相关部门去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例如绿化带种树没种好、道路积水等。而对比的例子是，广西某地多名七旬老人下跪求政府修路。
当公共物品的投入与所得到的产出效益不均等时，即使这是公共领域的问题，政府也可能选择不投资。
台湾1999热线之所以能成功，或者说，小地域治理可能比大国范围下的治理质量更好，其原因不在于地域小、好统治，而是说其民众或社会团体的监督力、话语权有效而且具有针对性。因此能够让其监督力凌驾于政府的先天统治优势之上，逼迫政府去保障民众的利益。
材料：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在技术与征服自然的力量方面，人类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的水平。但是就道德认知而言，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对人性的认识一直与我们比肩，或者说我们从未超出那个时代的最高点。这几千年来中人类文明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对道德产生重大拷问的事件，我们对这些事件的解释也往往溯源于古希腊的思想家。
相较之下，中国文明轴心时期的思想家在学术上无法做到那么耀眼，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思想家的精神缺乏延续力，相反，它是以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潜移默化但深入骨髓的方式，浸润了所有受中华文化圈影响的人类，包括日本、韩国、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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