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天，我可能得罪了三个人！长久以来，好像因为吃文学这碗饭，我得罪了不少人。

今天上午，首先是一位教育界朋友，说他们小区有孩子让狗咬了，让我写一篇关于文明养狗的文章。

原话是，求一篇文章。我说，写不了，我对于社会治理的情绪太大，格局太小，恐怕写出来也满是牢骚话，不得体。

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现在就是想努力提高一下自己的生活水平，换个没有狗天天在电梯撒尿的小区。虽然，我经常做公益活动，想影响身边的人有公德心、公益心。但是，那只是不问收获，默默前行而已。

万幸，没答应。最后模糊地知道，他刚进了小区业委会，文章也好像是业委会要在小区内做宣传和呼吁用。我本江湖一闲人，着眼立意，都到不了这高度。而这位朋友远在边疆省份，素未蒙面。

不过，他应该没生气。或者说，应该还到不了得罪他的程度。谁知道呢？这个问题，也许没有答案，或者没办法知道答案。

傍晚，回家做完饭，忍着感冒头疼忙一下公司的事，老同学打电话说要替他写曹文轩《草房子》的读后感，两千字。

曹文轩最近好像会来潍坊，我可能也会陪儿子去参加见面会。双十一我给儿子买的书里，就有一套曹文轩的文集，有一大箱——20本。

可是，我没读过《草房子》。确切地说，我没读过曹文轩任何一本作品（看作品简介和文学评论不能算读）。我是看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书稍多，看闲散古籍稍多，偶尔读小说。我的阅读范围，算不入流，仅仅是个人爱好。

而且，《草房子》是长篇小说。单单是读，就需要时间。我拒绝了，同学说理解。

也不知道，得罪他了没？

儿子看到《曹文轩文集》的时候，很高兴。我说，书是读不完的，就算一个人什么也不干，也读不完天下的书，所以要快乐地读，快乐地学，学习可以努力，反而不能刻苦，喜欢了，也就不觉得苦了。

晚上，媳妇说洗衣机水管坏了，阳台的门坏了。我说，我晚上回去修好。更着急的是，媳妇的电动车充电器也坏了，如果修不好，明天骑不了。

我们家是城市移民，老人都在外地老家。作为这个一家三口的唯一成人男性，这些都在我的工作职责之内。

正着急想快点处理完工作，又一位老同学说，学校给了家长任务写名著的读后感，两千字。还给我发来了通知的照片。

曲阜不愧是文化之城，给家长的学习任务都是名著的心得体会，还要求“主题鲜明，文笔流畅，语言生动，字迹清楚，必须原创。”连标题、正文分别用几号字，行距20磅都要求的很清晰。

在同学的心里，这个差事自然安排给我最合适。而且，说实话，这个同学，当年于我有恩。

拒绝，有时候确实是很难的事。

可是，说的再漂亮，什么“小菜一碟，随便弄弄”，也不过是要你的免费劳动而已。

律师会被要求说，随便给我处理一下案子；设计师会被要求，随便给我修修图；摄影师会被要求，随便来给我拍几张照片；做翻译的朋友，则会被要求随便给我翻译篇文章……

所有这些“随便”，在他们眼里，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他们不在乎你背了多少万字的法条，不在乎你把自己累成鼠标手，不在乎你背着几万块起步的器材屁颠屁颠跑半天，不在乎你为了背单词熬过多少次夜，为了一个细节查阅多少资料……

他们只知道，你随便给我弄好！

拒绝一个人，是一件很难的事。这几年我一直在学习。坦白讲，如果是三年前，我至少不会拒绝这位在学生时代有恩于我的同学。

《陪你长大就是幸福》这本书，出版的版本是16万字，当时写了20万字。整本书真正写作的时间，大概就是两个多月的晚上。白天忙完工作，晚上熬夜写，写到凌晨两三点钟，再做个宵夜吃。睡三个小时，第二天继续工作。偶尔在周末的时候，我会完全黑白颠倒。

写完了，出版了，有同学问我要几本看看。我说，我手头并没有书，我拿的是版税。同学说，给他几本送人。我说，我也是向出版社买一点的，有成本。同学问，是手写的还是用电脑打的，把草稿或者word文档给他也行。

那是我第一次拉黑同学的微信。远在外地，见到老乡或者突然有联系上的老同学，本来是倍感亲切。变了味的情形却也有。

可是，类似的人却越来越多。

你来潍坊早，孩子上学的事给解决一下吧？

你认识人多，给介绍个好工作吧？

我被人欺负了，你给我找点人……

慢慢地，我明白了，有些人，就是走着走着就远了。也有些人，就是来消耗你的能量的。

2016年1月以来，我删除了不少微信好友或者通讯录电话。

我也慢慢学会了拒绝。

写完《陪你长大就是幸福》的后遗症，是我得了脑梗。去医院的时候，我还能自己骑电动车。

等到住院第三四天的时候，我就已经是很严重的偏瘫状态了，上公交车都困难，连杯子都端不起来，说话也困难……

医生要求一级陪护，24小时不能离人，可是妻子要上班，孩子要上学，也没人能帮我们。大着胆子，我自己一个人住了12天院。没跟媳妇说实情，没跟老人说实话。

我曾经自诩是个坚强的人，但是在最艰难的那个夜晚，我曾经在医院十楼的阳台，思考过要不要跳下去。5分钟后，我决定，好好治疗，努力锻炼。

我是一个很不愿意向别人开口求助的人，远在异乡，没办法求人陪床。刚刚自由职业，没钱看病也恰好没了保险，我刷信用卡治病。

那5分钟，我也想明白，人这一生，其实也简单的很，就是：活在当下。一呼一吸是人生，一呼不吸就是一生了。重新站起来，也重新活过来。余生，就是道法自然，一切如来了。

见我接连拒绝，他说：“拜托了，很简单的。”我回：“不替人代笔。”

他说：“你文笔好。”我回：“不必说了。”

他问：“为什么？”我回：“ 2000字，我至少需要一天什么不干来思考，然后用一天时间写。做不到。我现在的很多琐碎工作其实都是让助理帮忙。而且，今天一天，我就要拒绝三个让我代笔写东西的事。差点死在熬夜写东西上。不敢替任何人写东西了。”

过了一会，他回：“如果知道被拒绝 ，绝不开口，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大作家。”

可是，我明明一直在拒绝——从开始聊天到得到这句“决不开口”，我拒绝了四次啊？

估计，我是得罪这个同学了。最起码，我让他生气了。

我是一个手艺人，写作也是我求生存的饭碗。作为手艺人，我可以有这份坚持，那就是：我可以主动送，但你不可以要求我免费劳动；我可以做公益，但不可以被强迫。

我家楼下，有家豆腐脑店。搬家来六年了，前几天才第一次去买早点，结果店主说，他是我的读者。又一天去买包子、豆浆，老板主动默默地少收了我5毛钱。我第三次再去的时候，看到价格不对，可老板仍然坚持给我优惠。上次的优惠我接受，但是从那次开始，我一直坚持正常付费。

每一份劳动，都应该有它的价值。这个价值可高可低，但是一定得先问问价钱，这是对手艺人，对劳动者的尊重和认可。

帮忙，也许是顺手的事，但也许不是。如果，那是人家赖以生存的技能呢？如果，人家就等着开张吃饭呢？

这次可以例外，那么从哪次开始可以不例外呢？这个不能拒绝，那么从哪个人开始可以拒绝呢？

很久之前，晚上九点多接到老乡的电话，任务是给另一个见过一面的老乡新公司起名字。

我说，办不了。

对方回：很简单，你随便起几个就行。

我说，很难的，就是办不了。

对方回：他们今天去核名，结果试了好几个都不行。你给他起个十个八个，朗朗上口、简单好记、寓意好的就行。明天再去行政审批大厅试试。

我坚持说，就是办不了。

对方不耐烦了，又说了几句就挂了。

那次拒绝，是我引以为傲的事情。

试想，如果我当时答应了，得问这位老乡公司的业务范围等信息，然后熬夜起名字。如果他第二天核名通过，还则罢了。如果是重名呢，我还得继续熬夜。

这还不算完，以后这位老乡经营顺利，那没啥事。如果他在经营过程中，遇到困难，那恐怕就得是“名字不吉利”吧？

所以，果断拒绝！

手艺人，也有自己的戒，守艺，也要守道。商业，是人和人之间非常好也非常重要的关系。

学会拒绝，才是学会了过滤我们的人生。总得滤去一些什么，才能让我们的人生干净和纯粹一些。

想起来一段往事——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在回忆路遥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1年3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的情形时说：“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去领奖还是没有钱，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让我再想一下办法。”

很多人并不理解，路遥早在发表《人生》的时候，已经是知名的作家，《平凡的世界》更是让他如日中天。一个如此著名的作家，居然要借钱去北京领奖，而且连自己的作品都买不起。

最后，领奖日期临近，王天乐在外借了钱，火速赶到西安火车站，送给焦急等待的路遥，愤愤地说：“今后不要再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路遥咬牙：“日他妈的文学！”

也是，我怎么也吃文学的饭了呢？

最后，我对老同学兼恩人说的是，“写字是我的手艺，也是吃饭的营生。不敢求被理解。晚安。”

深夜，洗衣机水管修好了，阳台门暂时能凑活用了。电动车也充上电了，媳妇明天能骑着上班。

日子得自己过。

我哥哥和嫂子也在曲阜，小侄女也在老家上学。

他们，应该也有这个任务。

他们，学历也不高，生意也很忙。

他们，怎么就不找我代笔呢？

亲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