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老实是封闭社会所推崇的品德。当村民们基本上只限于在一个关系密切的地方社区中相互交往时，老实便意味着可靠，值得信任，这使乡村社会中的交往成本大为降低。老实一出了当地社会的小圈子便成了极大的短处。尤其是到了改革时代，村民们必须在一个尚未健全的市场经济中与陌生人打交道时，老实便成了要命的缺点。在新的环境里，老实人就被人欺负，老实丈夫就没法养家护家。鲁迅在70年前就写道，在30年代的上海，老实是无用的代名词。

一方面是抚养儿女的费用在急剧增加，另一方面是儿女对父母的用处却在急剧减少。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公众都认识到，子女的价值在于以下几方面：他们是未来家庭生存的劳动力；在将来能够赡养父母；能够传宗接代；还能够给父母带来快乐与满足。在当代美国社会，这表现为以父母的快乐与满足最为重要；而在中国农村，子女的前三种价值更被看重。

----本书是社会学家针对中国东北农村49年-99年里农村家庭生活的变迁所做的调研作品，见微知著了解全国广大农村的形态变迁。对于我来说，这肯定就是一本闲书了，但是给我的触动还是很多的，甚至现在的教育问题，双减时政等都能从里边找到一些思路和缘由。这其实也取决于我们的关注面和阅读面，接触越多的有价值信息，越能启发自己思考的不同角度。怎么能想到这随便借的一本兴趣闲书能给我一些时下困扰的启发呢？因为不是我的专业方向，也不是研究方向，这本书确实很不错的书，我会买一本，但是从阅读推荐的角度来说，三星半。如果对于专业从业人员来说，这本书不比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差。阅读，确实让自己的人生更有广度和价值。

年轻一代个性的发展，既不全面，也不平衡。不全面，是因为绝大部分变化都只局限于私人生活领域；不平衡，是因为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并没有带动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以及对公正社会的负责。8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是一种极端形式的自我中心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使得青年人理直气壮地抛开所有的社会责任与对他人的尊重，使得个人极端自我中心。这种自我中心的无公德的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国家所推行的家庭革命的产物。

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

与1999年相比，六年后的今天，公共生活的衰退更为明显，个人在公共领域也表现得更加自私。

由于这些人过去社会地位低，他们对党极其忠诚。

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从80年代初期的20人增加到90年代末期的60多人。这期间，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精简机构也无济于事。超过一半的新增人员由镇政府自己筹措的编外预算来开支。由于这里没有什么成功的乡镇企业，镇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农民负担。当农民抗拒缴纳额外的税费时，镇政府就雇佣更多警察和干部去强行征税。这样一来，支出又得增加，形成了恶性循环。

由村，镇干部所代表的地方政府才是国家政策的真正执行者与各种运动的真正推动者。对于村民来说，国家政策如果不在当地推行就没有重要性，中央政府只有在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时才体现出权力。

差别在于地方干部执行政策时的积极程度。

许多情况下，基层干部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国家政权的长远利益，尽管他们在短期内能够替国家收上税。在非集体化之后，国家对地方的渗入可以说在某些层面上加强了，而在另一些层面上却被削弱了。

90年代的情形是上述两种状况的最坏结合：政府一方面增加税收，另一方面提供的服务却越来越少。

人们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都是在家里过的，除了看电视，打麻将，在村里就找不到更好的事去做了。村里已经多年没有任何公共活动。

在公共活动迅速退化的同时，休闲活动转而成为以家庭为中心。

97年夏天，村里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妇女，非常受剧里那种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以及现代家庭生活的价值观的吸引。

在公共生活日益萎缩的情况下，村民们只好待在家里打发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也正因为如此，家庭，亲属关系，社会关系网络就变得更加重要。

当村民们将许多功利性的关系加入现存的关系网络时，当他们必须通过送礼才能办事时，原来的关系与人情就变了味道。走后门成了新的代名词，新的人情则成了可交换的资源。

公众领域发生的变化往往不会立即反映到私人领域。私人领域具有排外与封闭的性质，因此也就具有抵御外来影响的能力。

缺乏社会生活/集体劳作，使得村里人相互之间越来越有距离，越来越不熟悉。

在多数情况下，择偶需要双重的批准或否决，需要两代人都同意。很少有年轻人被迫结婚，也极少有人完全不顾父母的反对而结婚。

80年代取消成分后。

择偶理想的变化。

曾经，有政治抱负的年轻人挑对象时都要认真考虑对方的家庭出身。

改革以后，老实人却不吃香了。

在80年代以前，父母年老还要自己住是很丢人的事，因为那就意味着他们的子女不孝。

一种向更为简单的，以夫妻为中心的家庭结构发展的趋势。

大家庭无论是在集体化还是在改革时期，经济状况都远远胜过核心家庭。

深入研究显示，那么多的年轻人之所以要建立核心家庭，是出于对一种更为深情，亲密，平等的理想夫妻关系的追求。当然，有些生活在主干家庭结构下的夫妻也能够实现这种理想，所以他们选择留在大家庭里。

婚前的往来对于婚后发展良好的夫妻关系至关重要。

在各种因素之中，教育看来是夫妻关系发展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大家都同意用送礼和关系网的建立来作为衡量妻子在家是否做主的标准。

结婚费用高了，至少等于大约5年的收入。而妻子能威胁离婚的确是夫妻关系重新调整的主要原因。不少年轻小伙子却说，夫妻之间感情好才是真正的原因。在改革之后，妇女对家庭的贡献更大，所以妻子自然就当起家来了。

女人确实能单独养家糊口，但男人就做不到。他们都指出，一个家没有女人就根本不像家。

过去以父子关系为中心的家庭模式正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至少已经与前一种关系平起平坐的夫妻关系。

正如村里许多人说的那样，如果父母不给儿子一些经济上的好处，儿子肯定要分家单过。

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电视给村民们带来了各种现代的价值观念和想法，导致了人们在思想与行为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财产本身固然要紧，但对家庭财产的控制却更加重要。

分家不仅重新分配了家庭财产，而且重新界定了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

在过去几十年里，通过代际之间不断的讨价还价，父母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对家庭财产的控制。这一切又反映了父权的衰落与男女青年权力的上升。

是什么使得年轻人在为家庭财产同父母讨价还价时那么有力量，有办法呢？对家庭财产的控制是体现父权的最重要的一点。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家庭财富主要是通过个人贡献而不是继承来积累的，人们就日益倾向于从个人角度来看待家庭财产。

70年代，如果小两口不去买汗衫或照相，那一点钱也是留在家里给大家花了。--自私个人开销和劳力供给之间的纠葛。

年轻人对家庭财产的要求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因为这种是形态批判传统的家长权力，颂扬现代化，使得长辈在意识形态中处于不利地位。两代人在就家庭财产讨价还价时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处于平等地位。结果，年轻人强调是他们自己的权利而少谈甚至不谈他们的责任与义务。这种不平衡的个人权利意识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年轻人忽视赡养老人的义务。

中国的人情文化。

父母一方抱怨最多的，是儿子媳妇不尊重，不关心老人，而且他们总是责备媳妇不孝顺。对于绝大部分父母来说，不孝顺比在生活上虐待老人是更严重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要赢得儿女的心，不要相互伤感情。同时，当父母的还要为养老存钱。

在为晚年做准备时，父母一代日益重视与外嫁的女儿保持良好关系。特别是在儿媳妇与父母关系不好的时候，女儿回家更勤。这种情况到90年代末几乎已经是普遍现象。

正因为儿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上升，才使人们意识到女儿在养老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

当老一辈父母抱怨儿子儿媳妇不孝时，他们也总忘不了夸奖自己女儿孝顺。显然，到90年代末，嫁出的女儿已经成为父母年老后在生活与情感上的主要依靠；这反过来又对当地的生育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父母开始在女儿身上投资也可以看作是从传统的养儿防老到今日的养女防老的转变。

在代际互惠中还有心理的因素。他们为儿女付出的主要动力是道德与情感因素。

天下只有没良心的孩子，不会有没爱心的父母，因为孩子的感情需要培养，父母的感情却是天生的。父母心使他们总是要为儿女付出。这样，当父母的就总是处在不利地位，因为儿女可以利用父母心来获得好处。

非集体化以来，孝道开始衰落，同时也就出现了养老危机。

家庭争端一旦诉诸法庭，家庭成员之间就不再受人情与亲情的约束，因为上法庭本身就违反了人情原则。结果通常是父母，子女脱离了关系。从前，儿子不孝受到的严厉惩罚对公众能起到警示的作用，但今天的法庭除了经济惩罚之外就没起更多作用，所以最终也不可能挽回老年人失势的命运。

沉默的公众舆论。赚钱的能力被人们看作是衡量一个人的主要标准。那些能够很快赚到钱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的人常被称作能人，而他们不道德的行为，包括不肯赡养老人，往往被公众舆论所忽略，因为很少人愿意因那些私人小事去得罪这些能人。公众舆论一旦臣服于个别人的权力，它的道德约束力就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