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篇太过个人化的后记，实在是不适合附到穿靴戴帽的毕业论文后，放到知网上成为我的“黑历史”。多嘴多舌乃万恶之源，唯感谢不然。
再次感谢导师周宪教授不弃，给了我坐在他对面的机会，让我感叹自己何德何能，遇到如此高山景行的老师。不像外人所言那样，他对我这样的学生并不很严格，反而宽恕着我的大小缺点，鼓励我要“自信满满”，甚至对我的书生气和小狂妄，也那样宽容。他的意见字字珠玑，比如曾经评价我太“shy”，异常准确地点出我那种“未登高而自卑”的心态；比如建议我在工作中磨掉过分的锐气。
导师在学术上的批评和意见更是刀刀见血。我小心珍藏着他手写的那满满一页纸意见，以及他批阅过的论文一稿和二稿。对于行文不够字斟句酌处，朱批中夹杂着对我细微字词和翻译错误的指正，我这个做过实习文字编辑的新手，遇此“鹰眼”真是自惭形秽。对于我论述的观点，他用带“？”和“！！！”的句子，随时随处，既在点拨，也在追问。对此醍醐灌顶，我做出的回应谈不上多令人满意，我甚至在交上论文二稿后就后悔了，因为其实可以就老师的意见，做更深入的修改，可惜我把太多的精力，放到了准备博士申请上，对他提出的修改要求，没有做到百分之百。20年初，我在为如此大的疏漏而自责，甚至有一次好像还梦见绞刑架。而导师挤出外出开会来回程时原本可以休息的时间，在火车上批阅我那令人失望的论文二稿，看到需要修改之处有些并未落实，并未有诘责，反倒先对我说抱歉条件所限，字迹不那么工整。他不厌其烦地一次次提醒我收拢太广的思绪，删去不扣题的冗余，加强论述的精确性和深度，甚至一页页扫描了批注版给我。隔着屏幕看到他的字迹，我感激又难过，唯有收拢纷乱如麻的思绪，打起精神在做碰壁求职者和文字编织匠之间求得平衡，抓紧所剩无几的时间，尽力修补。导师赐我以琼瑶，我却只能以木瓜报之——想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本科文学院所在大楼前那株木瓜树的寓意。
字数扩充到了初稿时的两倍多，但精彩程度却并未倍增。我想借用库布勒的核心概念——“原物”与“复制物”：作为“原物”的论文，其实只是5月间仙林返鼓楼地铁上匆匆敲下的那段核心灵感，而接近8万字论文剩下的部分，则不过都是精华“原物”的复制物而已，是彰显图形的沉默基底。幸而库布勒并未看轻复制物的价值，毕竟那个晚上的纷乱思绪已湮灭在来回晃荡的地铁车厢里，只能靠日后陆续织补起的复制物追踪其存在过的蛛丝马迹，如同借残骸与尘埃追踪已逝天体。或许仍处于半成品状态的毕业论文已足以雕刻读研三年间时间的形状，无需我再加感慨作为历史的补充证据。
最早感慨“原物”不存的，其实是另外一位我要深深感谢的人，Dr. Brettell（但愿他会允许我没大没小地称他Rick）。去年11月见到这位“笔友”时，谈起我的研究对象，他曾寄此幽思。我永远记得那个秋日的下午，在见证了百年更替的赛珍珠楼下，在导师设计的深蓝背景板前，Rick兴味盎然地谈起他与南大的情谊，旁边是身着同色西装的导师微笑而立，像何老师调侃的那样，他们像是一对“parents”。开幕式之后的课程展、导览、晚宴和讲座，我在旁边，仿佛静观奥林匹斯山众神，或者换成中国式的表达：“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
那晚导师拖着疲惫的身躯，坚持到了所有活动结束，回程的车上，他兴味盎然地谈起美国艺术史研究所的构想，谈起马上要漂洋过海来的珍贵文献。当时的我未想到的是，和蔼地回答着我东一句西一句问题的Rick, 其实多年以来一直在与疾病抗争。疫情放大了人类的脆弱，对此，我只能祈祷，祈祷希望老师们付出的心血不会付之东流，可以惠及后来者，也为曾经有缘却最终错过的Rick祈祷，愿他平安。
长沟流月去无声。4月7日，导师在电话里向我转述Rick在病中写给他的信：“I will always keep a strong spirit.”此言犹如出自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那位捕鱼老者之口，从不向病魔示弱的Rick，正应了小说中那句名言：“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
以此也为我的硕士三年作结吧。我的梦想之一，就是从这两位“老人”中的一位的手中接过博士学位。现在看来，我没能带着大马哈鱼满载而归，只带回了一副骨架。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又或许，我其实并不够格谈“尽吾志也而不能至”，不应将此作为托辞。
二
与入学通知上“攻读”硕士学位这一措辞的感觉完全不符的是，这篇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坦白讲，顺风顺水。这并非由于我能力多强，而是由于我运气太好，得到诸多高人帮助：
19年春天在高老师和尉老师的读书沙龙上，两位老师带着我们几个纯粹出于兴趣聚集起来的学生逐字逐句读了整本《时间的形状》。高老师充满想象力的连珠妙语启发了本文中不少也许可以称为火花的地方，尉老师出口成“书”的敏捷思维令我实在折服这位读博期间译出八本书的奇才。
当然，我还有幸站在另一位巨人的肩膀上——我的导师在我狠心抛弃了读了四个月的他译介过的波德罗后，没有过多责备，而是推荐了这本正是老相识的《时间的形状》，拯救了当时在万象书坊枯坐到打烊，面对打印出来的几十页读书笔记却并无一点思路，到健身房举铁时脑子里十几位德语艺术史家搅在一起的我。
初步领略了库布勒的迷人之处，我见异思迁，跳过了重新开题，直接整出一篇万字文来膈应人。首先叨扰的是赵老师，19年校庆前后的一天，赵老师在学院里主持讲座讲讲座，又被请去了学姐和我的论文报告小会上连轴转地做嘉宾。就在我为自己的报告太沉闷而感到对不起赵老师的时间时，她却不吝于鼓励和点穴式的建议。
导师看后也觉得尚可（不至于出去败坏他名声），这使我大着胆子向遇到的所有学术论坛投稿。虽然不少论坛嫌弃我并非博士生，但这篇论文竟然获得了南大举办的研究生学术论坛的一等奖，我还有幸在本科时选我毕业论文作为山大优秀毕业论文的凌老师的见证下做了人生第一次学术报告，某种程度上“衣锦还乡”。
这些都是19年开年时一边费劲心思试译着波德罗《批判的艺术史家》微言大义的纯正英式英文，一边痛苦地想着我怎么如此眼拙，看不出它为什么值得做论文时，以及换了题目交了勉强字数达标的论文初稿给导师后，坐在他对面捧着他手写的接近两页的意见，辨认着他密密麻麻写在字里行间的批注时，所未曾料到的惊喜。
总之，从导师那里接到迷人的题目，绕开自己选题的泥泞，又从他那里直接“抄袭”了很多精辟的关键性观点而不必标明出处，又经导师牵线得到了Brettell教授慷慨的指点（用导师的话说，“他从来没给我写过这么长的信”），最后还得到《时间的形状》译者和正在关注库布勒的一位东大老师的答疑和鼓励，在东南大学的论坛上得到戴老师和熊师兄或犀利的或婉转的批评。我这个初入门径的无名小卒，在“他者”的镜像中经历了梦幻般的2019。
生活既然慷慨塞给我那么多原本并未奢求的惊喜，自然也就不会吝啬制造惊吓。月满则溢，或者如《周易》第一卦所言，“亢龙有悔”，就在我满怀憧憬地雕琢着申请赴美读博的文书时，一个临界点也不期而至。准备出国的过程中得到了又一师兄的无私帮助，后来我才回味过他微信名字将“乐”写作“勒”的韵味——“悬崖勒马”。
一整年都神经紧绷精神亢奋，马不停蹄地读论文写论文改论文投论文发论文再改论文，写博士入学研究计划改研究计划另起一个研究计划。南京已进入最难熬的冬天，而我忽略了“秋收冬藏”这一最朴素的自然道理。12月，我继续撒欢儿，先是趁着淡季没人到最爱的扬州来了个深度暴走，回来后就伤风感冒、智齿发炎、腰背痛复发，但是不忍心耽误写留学文书的宝贵时间，翻了一本又一本美国的博士论文寻找灵感。12月21日又跑到清华去旁听一场阵容豪华密度极大的学术研讨会，生平第一次见到了许多只能在中国知网上膜拜的大神，还顺道缅怀了已成陈迹的定情之地。那晚，我就像许多加班的北漂一样，累瘫在六道口青旅的上铺，空气里是清华考研学妹们的焦灼与绝望，仿佛偷窥了仙女沐浴，被狄安娜女神施魔法变成了一头麋鹿。
在山大旁听了一学期程老师生态美学课程的我，始终没学会“生态”地生存，倾听身体的律动，停一停，摆一摆。我怀疑上辈子自己是不是和魔鬼签了契约，莫非是浮士德附体了。我从小的习惯就是从不拖延事事超前，刚进高中就谋划着自主招生，刚进大学就盘算着如何外保，刚被硕士录取就想着如何学做研究。不过我并未忘记朱光潜老先生那句“慢慢走，欣赏啊”，我全身心投入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深深地欣赏着生命的每一天，这些都不因为得失而转移，我不觉得自己被功利心扭曲，功利都只是享乐的副产品。
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想，可能是耽于浪漫主义的享乐，而失去了最重要的古典主义的节制与审慎。身体不是一台越转越快的机器，而是需要“悬崖勒马”，需要及时刹车，这是我这个驾考久久不过的人，所没能领会的。
19年12月时我的状态，和17年10月时的我如出一辙——大四那一年，起初只是想试试自己是不是读研的料，尽早确定研究生三年要如何过，没想到迷上了上穷碧落下黄泉，挖空心思组观点，堆出来的论文还得到了山大并不看好我的老师的好评，一不小心平了导师李老师当年博士论文的记录，成了院里唯一的省优（那篇关于朗西埃的两万多字长文，其实今天看来是很成问题的，我想创新的想法大过认真读原著的欲望，很多幽微之处没弄明白，尤其还是非常难弄的当代法国哲学，却幸运地得到了包括国内第一个做朗西埃论文的胖达师兄在内很多人的鼓励），导致信心爆棚、高歌猛进，研究生入学后满脑子想的都是不能辜负这么好的学术氛围，弱水三千一定多舀几瓢——结果，就失控了。两年后的失控，如出一辙。那些时间里经常做着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在表演行为艺术，梦见自己成了卡夫卡笔下的那种“饥饿艺术家”，梦见自己遇到了极美之物，感叹了一声“真美啊”，然后就永远停留在了那一刻……
好在有一点，我这种性格绝不会抑郁，只会往抑郁的另一极——焦虑狂躁地跑。这种爱冒险、爱刺激、爱极端体验（有本专著好像正是叫《现代性困境中的极端体验》）的性格，我后来读美国心理学家门林格尔的《人对抗自己》（Man against Himself）一书时，深有感触，这会不会是一种毁灭自己的倾向，一种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死本能”呢？（现代心理学日新月异，原谅我还处在上世纪精神分析的皮毛里。）
两次失控让我损失惨重，却让我看到向着苏格拉底所谓“认识你自己”的微光，倒也值了。这让我回忆起自己“爱智慧”的本心，是想去触摸更多鲜活的人和事，是想成为一名人物专访记者，或者再好一点，一个传记作家。我被哲学的深邃吸引，但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可能并不适合读理论，更适合去读鲜活的历史，文学史或者艺术史。我也一直不喜欢，也没有多少自信去创造自己的观点，而沉醉于像收藏癖一样“占有”所有材料，然后去尽可能理解，再换种说法再现出来。其实写通俗读物，或许比在一个专深的方向上十年磨一剑更适合我，尽管无法不断锻炼思维的深度其实对个人成长来说蛮遗憾的。
书在我心里，很少“优美”，总是很“崇高”，我咋感觉自己像个没那么虔诚的朝圣路上的教徒，常常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了祭品。大约四年前的一个场景：台大总图有一层全是人文学科的英文书，有好几排是文学理论。我兴致勃勃地一本接一本翻着，到闭馆了，灯暗了，高高的书架投下黑影，我突然好害怕，感觉它要如大厦倾，将我压倒。之前我特别喜欢靠着书架饭后打盹儿，那次体验之后就再也不敢了。总图还有一种手摇式书架，在外面把两排合拢的书架摇开后再进去，我每次进去都提心吊胆，害怕进去后书架的手摇柄没固定好，松动反转了，两排书架合拢，把我压扁在里面怎么办？
本科时我其实可以更好好读书的，但是却把许多大好时间浪费在了欣赏网球比赛上，读硕士时良心发现，但是悔之晚矣。说起来，我最仰慕的网球运动员，莫不神经如钢铁，但我，只能抱歉地神经脆弱如“苇草”，还是一根不怎么会思想的“苇草”。这让我想到《教父》里那句台词：“一个人只能有一种命运。”
对此，除了像南哪儿社19年底出的那本畅销书那样，“臣服”（surrender），还能如何呢？我不确定未来还会给我怎样的好事与多磨，怎样的惊喜与惊吓。在山大和南大将苦闷当快乐，又将幸福当痛苦的七年，没能成为像托马斯·曼笔下的“魔山七年”，反倒对我来说更像是一场内战。站在毕业边上的我，像是《飘》结尾那个站在废墟上的斯嘉丽，“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2020年4月16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