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4月24日，我的生日。清早起床，打开QQ，收到很多人的祝福。有爸爸的，有好朋友的，有小学初高中同学的，还有一个不知名儿的。我一一给了回复，熟悉的朋友就约一下再见的时间，久未联系的同学就聊一下近况。对于不知道名字的那一位，我刚开始以为是自己的同学，但不小心把别人忘记了。聊过之后，才发现我们根本不认识，或者说我们都忘记了对方。
打开微信，闺蜜群里发起了一年九次的“点耳朵”仪式。“点耳朵”指的是表情包里的一个图像：一只小白兔一甩头，两只耳朵上就燃起两簇火焰，像两只蜡烛，头顶还写着“Happy Birthday”几个字母。所谓仪式，就是一个人发了“点耳朵”，并@寿星，其他7个人接着发“点耳朵”，还蛮有喜感的。生日一年一次，我们有9个人就是一年九次。
每个年代，每个年龄阶段，都有自己独特的庆祝生日的方式。我回忆起这些年过的生日，觉得确实有些意思。
上学前班的时候，我和爸爸妈妈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十平方米左右的招待所。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就能把整个屋子填满。厨房和厕所都是外面公用的。过生日的时候，奶奶给我带来两个小蛋糕，每个蛋糕比蛋挞大不了多少，一只手就能包住。奶奶说，一块钱一个，两个两块钱。那是我印象中的第一块生日蛋糕，蛋糕上面敷了一层奶油，就是现在生日蛋糕的袖珍版。我坐在床上，奶奶坐在椅子上，你一口我一口把小蛋糕吃得干干净净。
小学的时候，有阵子流氓兔盛行，我们都喜欢收集流氓兔卡片。我过生日时，有三个朋友不约而同地送了我流氓兔的瓷器，每人送一对。我高高兴兴地把它们放在橱窗上，一字排开。结果，在家跳橡皮筋的时候，不小心手一挥，打烂了5只。我赶紧把“幸存者”收起来，再也没有拿出来过。更倒霉的是，有几个礼物是在外面玩的时候收到的。因为大家要玩“三个字”、“点穴”等游戏，需要满操场地跑，礼物没法拿，我就把它们挂在篮球架上。当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又是在学校里面，我们都以为很安全。结果，要回家的时候发现装礼物的袋子不翼而飞，我的心快疼死了。
10岁生日那年，爸爸按照惯例带我去照相馆照相留念。那时，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艺术照这种东西，花个几十块钱照几张普通照片，已经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但是相馆老板硬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让爸爸同意拍我的艺术照。照相的时候，老板一个劲地夸我好看，把爸爸和我都哄得特别开心。回去的时候，我跟爸爸说：“艺术照好贵啊，要几百块钱呢。”爸爸安慰我：“又不是天天照，而且确实照得好看。”在所有照片里，我最喜欢的是“香妃照”，就是穿着《还珠格格》里面的香妃服拍的。但是妈妈特别讨厌这张照片，说不吉利，她担心我像香妃一样英年早逝。照片拿回家没几天，我就发现“香妃照”上的“香妃”两个字被人用刀刮去了。再过一个星期，整张照片都不见了。为此，我还郁闷了两三天。
第一次高考，我发挥失常，孤身一人来到长沙复读。18岁生日恰逢周末，大姨来看我，给我买了一个十寸的大生日蛋糕。晚上，我把它放在讲台上，谁来自习就给谁切一块。总共来了十多个同学，就是这群不太熟的同学陪伴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让我在异地的第一个生日不那么孤单。
顺利保研之后，我如范进中举般突发中度焦虑抑郁症，每天以泪洗面。所有关心我的人都在帮我想办法，爸爸妈妈更是为了我东奔西走，操碎了心。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23岁生日那一天，我右手抱母亲，左手环父亲，又露出了孩童时单纯快乐的笑容。
虽然每年庆生的形式有所变化，但爱我之人的心意永远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