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的春末夏初，时称“东南二贤”之一的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鹅湖寺与朱熹相会讲学。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而至，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会议辩论包括治学方法、修养方法等问题，其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关于这一点，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详细的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所谓“教人之法”，也就是认识论。
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
陆氏兄弟，则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圣贤的必由之路。
双方争议了三天，各执已见，互不相让，最终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尽管这次争辨最终不合而罢，但“鹅湖之会”却成为南宋学术界最重要的一次集会，对当时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学门徒为纪念“鹅湖之会”，遂立“鹅湖书院”，书院因此几百年来永留胜迹，誉满江南。自那时起，这里便吸引了不少诗人墨客，一代名流前来寻踪探胜。宋代的陆游、辛弃疾，明代的杨延麟，清代的蒋土诠等，都曾有鹅湖之行，并留下了他们的文化词和诗篇。
淳熙十五年冬，爱国主义思想家、文学家陈亮，访淳熙二年朱、陆“鹅湖之会”故事，与朱熹、辛弃疾相会于铅山紫溪，以商谈世事与学问，朱熹因故未至，陈、辛二人在瓢泉共斟，鹅湖同趣，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逗留弥旬，商讨抗金复国大计。唔后二人都留有多首不朽诗作。这一次“鹅湖相会”是诗人的，但同样是意气风发，豪迈激越，后人称此次相会为辛、陈“鹅湖之晤”，也称第二次“鹅湖之会”。
陆九龄、吕祖谦、陆九渊和朱熹先后逝世，嘉定更化，理学倍受推崇，后人重四君子之道而仰其生平，于鹅湖寺西侧建立四贤祠，以为祀事。七十多年后，即至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这里改名为文宗书院。至元代皇庆二年（1313年），增建“会元堂”，待到明代景泰年间，又重修扩建，并正式定名“鹅湖书院”。
历史的长河弯弯曲曲，鹅湖书院所走过的道路也是坎坷曲折，八百年间，它既有皇帝亲赠联匾图书的辉煌，也有权臣发难，面临灭顶之灾的厄运；既有师生奋发，教学相长，人才辈出的兴旺发达之时；也有兵侵火袭，垣颓屋倾，荆祯遍地的衰败废弃之日。然而，如同其他一切有益于人类文化与发展的事物一样，鹅湖书院屡废屡建，屡衰屡盛。其中尤以清代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整修和扩建工程规模最大。新筑山门、牌坊、大堂、泮池、拱桥、碑亭、御书楼，两侧更修建厢房数十间，作为士子读书之所。
解放后，鹅湖书院被列为首批文物保护单位，并先后进行修缮。到1988年，现存的建筑物已修复一新。此后，又修复了全部士子号房，重建讲堂、四贤堂，添建碑廊，建筑群占地八千多平方米，主体建筑尽安排在南北中轴线上。照墙、头门、石坊、泮池、义门、讲堂、四贤祠、御书楼，自北而南次第而建。地势为逐升台敝。御书楼坐落在南端最高处。东西碑亭和士子号舍相向建造。院内多植樟、柏、竹、桂，绿荫掩映着白墙黛瓦，黑柱红坊，整体格调素雅古朴而沉稳。
鹅湖书院坐落在江西省铅山县河口镇东南三十公里的鹅湖山北麓，这一带是典型的田园水乡，唐诗“鹅湖山下稻粮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扇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描写的就是这一带富庶恬适的田园风情。鹅湖有寺始于唐代，初名仁寿院，后因山名而改称鹅湖寺，但作为一处宗教场所，它并没有名气。宋代将寺院从峰顶移至了山麓驿道旁。这一移大大方便了来往行人的驻足，可能会打扰僧人们的修行，但却移出两个名标青史的聚会，鹅湖寺从此渐渐废寺而改书院。由宋至今，鹅湖书院几经兵险，修复达二十八次之多。锲而不舍的修复，重建，是历代人们对鹅湖相会的不断认同和崇仰。
未进鹅湖书院大门，先见“江右乃人才渊薮，鹅湖钟川岳英灵。”的对联，进入头门，穿过屏风，院子豁然开朗，仿佛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回到千年之前，院内古柏参天，斯人已去，唯有这树仍像注视今人一般，注视过那些莘莘学子，聍听过他们的朗朗书声，见证着书院历史的变迁。
一座石牌坊昂然立在前院，阳额“斯文宗主”，阴额“继往开来”。书院自1957年成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后，管理人员总要告诉人们一个现象，这个石牌坊具有不对称的特点，喻后人对朱、陆两家求同存异内在风采的理解与赞同。仰视着它，感受到的是对文化的尊敬，也读出书院设计者的匠心与大气。石坊两侧备有花圃，东、西分别有“义圃”、“经圃”。二门通外院配屋。义圃之侧建有“敬惜子炉”。据说，这样的炉在其它书院已是绝少有了。
【铅山县文化广播电视台 钟明进】这个敬惜炉始建于明代，它起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当时在这里的读书人所用的写过字的纸张不能随便丢弃，全部要放到炉里焚化。这也体现了我们古代人对精神文化产品的一种敬重，有 很深的文化意味在里面。
前行数步，拾级而上，是两个相对的泮池，前院两角有东、西两座碑亭。
【铅山县文化广播电视台 钟明进】这里是西碑亭，那边是东碑亭，这两个碑亭都是清代遗存下来的建筑。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两个碑亭在细微之处有点区别，这边的柱子全部是圆形的，那边的柱子全部是方形的。在这里体现了这样一种含义，就是说朱、陆学说不同，在建筑上给于体现。在西北亭一共保留有5块碑刻，一块碑刻讲的是嘉靖年间“赐进士第国子监五经博士浙江遂安珠川吴世良题并书”。在这里，明确的把鹅湖书院列为当时天下四大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和鹅湖书院）。那块碑刻讲的是康熙赐鹅湖书院牌匾的经过。这一块是康熙年间，赐进士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弟写的《重建鹅湖书院碑记》。这一碑刻讲的是，当时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为白鹿洞书院的学子讲义利之辩，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说读书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思想境界。
试想在毁与建的千年里，书院遭受了多少的劫难，又有多少名师、士子随了这院落浮浮沉沉，乃至舍身相与。讲堂南面的四贤祠内，设有朱、吕、二陆四个牌位，还有一个题有“顿渐回归”字样的匾额，与书院前排建筑中所悬的“道学之宗”的御匾正遥遥相对。
走过两间学堂，来到御书楼，楼正门挂的是清康熙皇帝的亲笔题词“穷理居敬”匾，及“章岩月朗中天镜，石井波分太极泉”的对联，诠释的正是理学的精髓。唐内陈设依旧。讲台上的一把太师椅静静地摆放在中间。看招墙上鹅湖书院辩论记，煞那间仿佛朱熹已端坐椅上，直颈而辨，名士们个个激情满怀，慷慨陈词，辩论之声不绝于耳。一时间，这里成为举国关注的学院，学子心中的圣地，造就了鹅湖书院的一个鼎盛时期。
时光荏苒，一跃千年，物是人非，不变的是这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学说流芳百世。
御书楼及义门两侧内院墙之外，分别建有士子号舍两排，各有数十间，为清初遗存，保存完好，在别处很少见到。
鹅湖书院像古代多数书院一样，既非官办，也非私学，其地区处于两者之间，最大特色是自由讲学，无论讲学方式如何，都着眼启发学生，以理学为灵魂，重视学生的品德修养，明确规定待人接物和举止言行的具体要求。鹅湖书院是集藏书、校书和士子读书于一身的机构。特别是在教学上有其特色，书院采用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当时书院的主持大多为著名学者，其讲学都以学术研究为基础进行，而教学的开展，又有利于学术成果的传播和发展。
鹅湖书院建立有“讲会”制，体现出一定的“争鸣”精神，首推就是朱、陆四子的“鹅湖之会”。与先秦诸子百家的争鸣不同，“鹅湖之会”具有现代学术论争的特色，这就是在黄宗羲所说的诸般同的基础上，通过辩论探寻，认知真理，具有创造性、建设性。陆九渊不因为朱学声名赫赫，就怯于创新，仅就理论的客观、主观而言，陆学甚至比朱学远离真理。然而争鸣本身的意义要比其内涵的价值更高，没有争鸣就难有学术水平的飞跃。同样，朱熹不因为其学说早已声名远播就搞学术压制，而是积极应对挑战，在争鸣中完善自己的学术观点。
那一年在鹅湖，三位互不相让的中年男子，上演了一场数百年来仍让人神驰意往的大戏，那里没有恭谦揖让，没有温柔敦厚，留下的不是大团结的结局，而是不合而罢的负气，那是文人的执着和自信，然而这场争辨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与弟弟陆九渊一起参与聚会的陆九麟也是一位哲学家，四年后又与朱熹在铅山相会，继续讨论为学工夫等问题。二人在融洽的气氛中心平气和地切磋讲论，了解加深了，友谊增进了。此后，陆九麟的学术观点基本转到了朱熹方面。六年后，朱熹邀陆九渊在自己主持的书院中做了一场讲座，也曾为陆的理论而动颜。
后来，陆九麟去世，朱熹甚为悲痛，在此后《祭陆子寿教授》一文中，仍满怀深情地回忆道：“如我与兄，少不并游，盖一生而再见，遂倾倒以绸缪。”这是何等样的友谊。除了学问之外，什么有如此的诱惑力，让彼此的心灵这样接近。虽然后来的学术交流不及“鹅湖之会”著名，但也是一个极好的佐证，即朱、陆两家始终是在一种平等对话的气氛中据理力争，对自己的观点阐精发微，不知疲倦。
鹅湖书院还实行“教学开放”政策，听讲者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并允许学生中途易师。如果书院有著名学者讲学，其他书院或远地者都可来听讲求教。
历史上，鹅湖书院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生员百十人之多，有铅山本籍者，也有不少外地游学之士。乾隆九年，知县郑之桥编辑刻印《鹅湖讲学汇编》十二卷，载明当时的受业门人八十七位。据统计，书院内间舍、书房达百间之多。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书院内的热闹场面。
书院的主持人时称“山长”，因书院起初都设山林幽静处，在书院讲学授徒者都是隐居长老，故而得名。书院的山长明体达用，道高德厚。
清嘉庆十六年到十八年，鹅湖书院的山长是清代著名诗人吴嵩梁。吴嵩梁不仅以诗才为人称道，而且为当时江西书院，尤其是鹅湖书院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他在鹅湖书院任职期间，既重视对生徒传道授业解惑，又在课余详细调查书院的利弊。他亲手清查书院的房屋、山林、田产、租谷，编成《鹅湖书田志》。他忠于职守，教授勤勉，以至于别离书院回乡时，学生和村民们依依不舍，置米酒，演村戏，为其送行。
鹅湖书院中师生关系融洽，情谊深厚，教学相长，校风古朴淳正。坚持“为学修身，处事接物”之院训，鞭策莘莘学子，为各方赞誉。清知县李淳对书院风气尤加赞赏，亲书“斯文宗主”镌刻于巍巍牌坊之上。
如今，鹅湖书院作为旧时书院制度的实物遗存和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象征，已成为当今的文化、学术交流之地，吸引着众多海内外游客、学者前来观光、瞻仰。千年书院正重现当年的雄风异彩！
故事发生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的春末夏初，时称“东南二贤”之一的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鹅湖寺与朱熹相会讲学。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而至，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会议辩论包括治学方法、修养方法等问题，其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关于这一点，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详细的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所谓“教人之法”，也就是认识论。
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
陆氏兄弟，则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圣贤的必由之路。
双方争议了三天，各执已见，互不相让，最终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尽管这次争辨最终不合而罢，但“鹅湖之会”却成为南宋学术界最重要的一次集会，对当时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学门徒为纪念“鹅湖之会”，遂立“鹅湖书院”，书院因此几百年来永留胜迹，誉满江南。自那时起，这里便吸引了不少诗人墨客，一代名流前来寻踪探胜。宋代的陆游、辛弃疾，明代的杨延麟，清代的蒋土诠等，都曾有鹅湖之行，并留下了他们的文化词和诗篇。
淳熙十五年冬，爱国主义思想家、文学家陈亮，访淳熙二年朱、陆“鹅湖之会”故事，与朱熹、辛弃疾相会于铅山紫溪，以商谈世事与学问，朱熹因故未至，陈、辛二人在瓢泉共斟，鹅湖同趣，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逗留弥旬，商讨抗金复国大计。唔后二人都留有多首不朽诗作。这一次“鹅湖相会”是诗人的，但同样是意气风发，豪迈激越，后人称此次相会为辛、陈“鹅湖之晤”，也称第二次“鹅湖之会”。
陆九龄、吕祖谦、陆九渊和朱熹先后逝世，嘉定更化，理学倍受推崇，后人重四君子之道而仰其生平，于鹅湖寺西侧建立四贤祠，以为祀事。七十多年后，即至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这里改名为文宗书院。至元代皇庆二年（1313年），增建“会元堂”，待到明代景泰年间，又重修扩建，并正式定名“鹅湖书院”。
历史的长河弯弯曲曲，鹅湖书院所走过的道路也是坎坷曲折，八百年间，它既有皇帝亲赠联匾图书的辉煌，也有权臣发难，面临灭顶之灾的厄运；既有师生奋发，教学相长，人才辈出的兴旺发达之时；也有兵侵火袭，垣颓屋倾，荆祯遍地的衰败废弃之日。然而，如同其他一切有益于人类文化与发展的事物一样，鹅湖书院屡废屡建，屡衰屡盛。其中尤以清代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整修和扩建工程规模最大。新筑山门、牌坊、大堂、泮池、拱桥、碑亭、御书楼，两侧更修建厢房数十间，作为士子读书之所。
解放后，鹅湖书院被列为首批文物保护单位，并先后进行修缮。到1988年，现存的建筑物已修复一新。此后，又修复了全部士子号房，重建讲堂、四贤堂，添建碑廊，建筑群占地八千多平方米，主体建筑尽安排在南北中轴线上。照墙、头门、石坊、泮池、义门、讲堂、四贤祠、御书楼，自北而南次第而建。地势为逐升台敝。御书楼坐落在南端最高处。东西碑亭和士子号舍相向建造。院内多植樟、柏、竹、桂，绿荫掩映着白墙黛瓦，黑柱红坊，整体格调素雅古朴而沉稳。
鹅湖书院坐落在江西省铅山县河口镇东南三十公里的鹅湖山北麓，这一带是典型的田园水乡，唐诗“鹅湖山下稻粮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扇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描写的就是这一带富庶恬适的田园风情。鹅湖有寺始于唐代，初名仁寿院，后因山名而改称鹅湖寺，但作为一处宗教场所，它并没有名气。宋代将寺院从峰顶移至了山麓驿道旁。这一移大大方便了来往行人的驻足，可能会打扰僧人们的修行，但却移出两个名标青史的聚会，鹅湖寺从此渐渐废寺而改书院。由宋至今，鹅湖书院几经兵险，修复达二十八次之多。锲而不舍的修复，重建，是历代人们对鹅湖相会的不断认同和崇仰。
未进鹅湖书院大门，先见“江右乃人才渊薮，鹅湖钟川岳英灵。”的对联，进入头门，穿过屏风，院子豁然开朗，仿佛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回到千年之前，院内古柏参天，斯人已去，唯有这树仍像注视今人一般，注视过那些莘莘学子，聍听过他们的朗朗书声，见证着书院历史的变迁。
一座石牌坊昂然立在前院，阳额“斯文宗主”，阴额“继往开来”。书院自1957年成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后，管理人员总要告诉人们一个现象，这个石牌坊具有不对称的特点，喻后人对朱、陆两家求同存异内在风采的理解与赞同。仰视着它，感受到的是对文化的尊敬，也读出书院设计者的匠心与大气。石坊两侧备有花圃，东、西分别有“义圃”、“经圃”。二门通外院配屋。义圃之侧建有“敬惜子炉”。据说，这样的炉在其它书院已是绝少有了。
【铅山县文化广播电视台 钟明进】这个敬惜炉始建于明代，它起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当时在这里的读书人所用的写过字的纸张不能随便丢弃，全部要放到炉里焚化。这也体现了我们古代人对精神文化产品的一种敬重，有 很深的文化意味在里面。
前行数步，拾级而上，是两个相对的泮池，前院两角有东、西两座碑亭。
【铅山县文化广播电视台 钟明进】这里是西碑亭，那边是东碑亭，这两个碑亭都是清代遗存下来的建筑。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两个碑亭在细微之处有点区别，这边的柱子全部是圆形的，那边的柱子全部是方形的。在这里体现了这样一种含义，就是说朱、陆学说不同，在建筑上给于体现。在西北亭一共保留有5块碑刻，一块碑刻讲的是嘉靖年间“赐进士第国子监五经博士浙江遂安珠川吴世良题并书”。在这里，明确的把鹅湖书院列为当时天下四大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和鹅湖书院）。那块碑刻讲的是康熙赐鹅湖书院牌匾的经过。这一块是康熙年间，赐进士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弟写的《重建鹅湖书院碑记》。这一碑刻讲的是，当时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为白鹿洞书院的学子讲义利之辩，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说读书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思想境界。
试想在毁与建的千年里，书院遭受了多少的劫难，又有多少名师、士子随了这院落浮浮沉沉，乃至舍身相与。讲堂南面的四贤祠内，设有朱、吕、二陆四个牌位，还有一个题有“顿渐回归”字样的匾额，与书院前排建筑中所悬的“道学之宗”的御匾正遥遥相对。
走过两间学堂，来到御书楼，楼正门挂的是清康熙皇帝的亲笔题词“穷理居敬”匾，及“章岩月朗中天镜，石井波分太极泉”的对联，诠释的正是理学的精髓。唐内陈设依旧。讲台上的一把太师椅静静地摆放在中间。看招墙上鹅湖书院辩论记，煞那间仿佛朱熹已端坐椅上，直颈而辨，名士们个个激情满怀，慷慨陈词，辩论之声不绝于耳。一时间，这里成为举国关注的学院，学子心中的圣地，造就了鹅湖书院的一个鼎盛时期。
时光荏苒，一跃千年，物是人非，不变的是这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学说流芳百世。
御书楼及义门两侧内院墙之外，分别建有士子号舍两排，各有数十间，为清初遗存，保存完好，在别处很少见到。
鹅湖书院像古代多数书院一样，既非官办，也非私学，其地区处于两者之间，最大特色是自由讲学，无论讲学方式如何，都着眼启发学生，以理学为灵魂，重视学生的品德修养，明确规定待人接物和举止言行的具体要求。鹅湖书院是集藏书、校书和士子读书于一身的机构。特别是在教学上有其特色，书院采用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当时书院的主持大多为著名学者，其讲学都以学术研究为基础进行，而教学的开展，又有利于学术成果的传播和发展。
鹅湖书院建立有“讲会”制，体现出一定的“争鸣”精神，首推就是朱、陆四子的“鹅湖之会”。与先秦诸子百家的争鸣不同，“鹅湖之会”具有现代学术论争的特色，这就是在黄宗羲所说的诸般同的基础上，通过辩论探寻，认知真理，具有创造性、建设性。陆九渊不因为朱学声名赫赫，就怯于创新，仅就理论的客观、主观而言，陆学甚至比朱学远离真理。然而争鸣本身的意义要比其内涵的价值更高，没有争鸣就难有学术水平的飞跃。同样，朱熹不因为其学说早已声名远播就搞学术压制，而是积极应对挑战，在争鸣中完善自己的学术观点。
那一年在鹅湖，三位互不相让的中年男子，上演了一场数百年来仍让人神驰意往的大戏，那里没有恭谦揖让，没有温柔敦厚，留下的不是大团结的结局，而是不合而罢的负气，那是文人的执着和自信，然而这场争辨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与弟弟陆九渊一起参与聚会的陆九麟也是一位哲学家，四年后又与朱熹在铅山相会，继续讨论为学工夫等问题。二人在融洽的气氛中心平气和地切磋讲论，了解加深了，友谊增进了。此后，陆九麟的学术观点基本转到了朱熹方面。六年后，朱熹邀陆九渊在自己主持的书院中做了一场讲座，也曾为陆的理论而动颜。
后来，陆九麟去世，朱熹甚为悲痛，在此后《祭陆子寿教授》一文中，仍满怀深情地回忆道：“如我与兄，少不并游，盖一生而再见，遂倾倒以绸缪。”这是何等样的友谊。除了学问之外，什么有如此的诱惑力，让彼此的心灵这样接近。虽然后来的学术交流不及“鹅湖之会”著名，但也是一个极好的佐证，即朱、陆两家始终是在一种平等对话的气氛中据理力争，对自己的观点阐精发微，不知疲倦。
鹅湖书院还实行“教学开放”政策，听讲者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并允许学生中途易师。如果书院有著名学者讲学，其他书院或远地者都可来听讲求教。
历史上，鹅湖书院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生员百十人之多，有铅山本籍者，也有不少外地游学之士。乾隆九年，知县郑之桥编辑刻印《鹅湖讲学汇编》十二卷，载明当时的受业门人八十七位。据统计，书院内间舍、书房达百间之多。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书院内的热闹场面。
书院的主持人时称“山长”，因书院起初都设山林幽静处，在书院讲学授徒者都是隐居长老，故而得名。书院的山长明体达用，道高德厚。
清嘉庆十六年到十八年，鹅湖书院的山长是清代著名诗人吴嵩梁。吴嵩梁不仅以诗才为人称道，而且为当时江西书院，尤其是鹅湖书院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他在鹅湖书院任职期间，既重视对生徒传道授业解惑，又在课余详细调查书院的利弊。他亲手清查书院的房屋、山林、田产、租谷，编成《鹅湖书田志》。他忠于职守，教授勤勉，以至于别离书院回乡时，学生和村民们依依不舍，置米酒，演村戏，为其送行。
鹅湖书院中师生关系融洽，情谊深厚，教学相长，校风古朴淳正。坚持“为学修身，处事接物”之院训，鞭策莘莘学子，为各方赞誉。清知县李淳对书院风气尤加赞赏，亲书“斯文宗主”镌刻于巍巍牌坊之上。
如今，鹅湖书院作为旧时书院制度的实物遗存和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象征，已成为当今的文化、学术交流之地，吸引着众多海内外游客、学者前来观光、瞻仰。千年书院正重现当年的雄风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