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9年，关羽率荆州军攻打曹操占据的襄阳、樊城，襄樊守将曹仁、吕常向曹操求援。
然而，由于天下暴雨导致汉水暴涨，所以曹操派去增援襄樊的于禁七军全军覆没，于禁被擒，庞德被斩，襄樊局势更加雨上加霜。
在不利形势的逼迫下，曹操开始暗中与孙权联手对付日益壮大的刘备、关羽势力。于是，在关羽军与曹操派来的第二波徐晃援军鏖战于襄樊之际，孙权秘密派吕蒙率领吴军偷袭荆州的南郡、武陵、零陵诸郡。
其时，镇守南郡的是刘备的小舅子糜芳，按常理推断，既然他是刘备的亲戚死党，那应该是不会背叛刘备的。
然而，在关羽出兵攻打襄樊之前，关羽就一直很轻视糜芳，出兵之时，由于糜芳没能按时完成关羽要求的军资供应任务，关羽便警告糜芳回来后再收拾他，这导致糜芳对关羽怀恨在心。
所以当吕蒙军攻至南郡时，既想报复关羽、又不想受责罚的糜芳，便抛弃了与刘备的郎舅之情，毅然投降了东吴，与之前的士仁投降相比，刘备的郎舅投降东吴，起到了多米诺骨牌式的示范作用，其他与刘备关系疏远的荆州守将闻之，更是踊跃地弃刘投孙，关羽辖下的荆州，便在吕蒙怀柔政策和糜芳叛降示范的综合作用下，彻底被东吴吞并。
这导致关羽被徐晃援军打退后，想挥军夺回荆州却遭吕蒙惠民政策的分化瓦解，想逃回西川却遭陆逊、马忠等东吴将士的围追堵截，不久，关羽被捉，旋即被杀。荆州失守，守将败亡，刘备失去了情深义重的兄弟，失去了荆州这一发家之地，失去了两路北伐光复汉室的机会。
消息传到蜀中，糜芳的哥哥糜竺惭愧愤恨地反绑自己向刘备请罪，出人意料的是，刘备宽恕了糜竺，并劝慰他不要放在心上。
为什么？为什么弟弟犯了叛国重罪，身为哥哥的糜竺却没有受到连坐责罚呢？需知，糜芳的叛降东吴，可是直接导致荆州失守，间接害死了关羽，直接让刘备光复汉室的梦想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在我看来，刘备宽恕糜竺，有以下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糜芳叛降东吴，确实与糜竺无关，也确实与关羽有关，糜芳罪无可恕，但糜竺确实情有可原，更重要的是，糜竺与刘备有深情厚谊。
众所周知，糜竺、糜芳兄弟是刘备的创业元老。当年，刘备攻打袁术时，老巢徐州被吕布所抄，遂只能无奈地在广陵郡海西县喝西北风，当此之时，是义士糜竺雪中送炭地将妹妹嫁给刘备，是富商糜竺锦上添花地将自己家的两千奴仆、万贯家财珠宝献给刘备，是亲家糜竺帮助刘备重新振作了起来；后来，曹操想通过高官厚禄挖走糜竺、糜芳，又是他们宁肯弃官不做，也要跟着刘备吃苦创业。此后，不管刘备如何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他们一直都不离不弃地跟随着刘备。
所以，刘备拿下荆州、蜀中后，便知恩图报地封糜竺为安汉将军，位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上，由此可见刘备对糜竺的感激之深待遇之厚。
试问在朝中有位高受宠之哥哥的帮衬，这位曾经那么死忠于刘备的弟弟糜芳竟叛投敌国了，这真的是他厚颜无耻、喜欢变节吗？
所以，糜芳的突然叛逃，刘备肯定也会埋怨关羽骄横傲气驭下无方，肯定也会埋怨关羽蔑视东吴处盟失策，所以糜芳的叛逃，刘备明白，责任不全在他临危变节。而糜竺对自己曾经的再造之恩、誓死追随和主动请罪，更会使刘备不忍心责罚这位敦厚文雅的哥哥，也不愿意责罚他，因为如果责罚了，会让刘备担上忘恩负义刻薄寡恩之名，不利于刘备招揽人才收买人心。
第二，刘备为夺回荆州，想通过宽恕糜竺，来做攻心为上的舆论准备。世人皆知，刘备是依靠荆州军民攻下蜀中的，所以蜀中滞留了大批荆州军民，荆州失守，他们在荆州的亲人们被东吴统治，如果刘备惩罚了糜竺，那么蜀中的这些荆州军民就会唇亡齿寒、兔死狐悲地心灰意冷，而处在荆州的亲人们得知后，亦会对刘备死心、对孙权死心塌地。
所以，刘备不仅要赦糜竺无罪，还要宽慰糜竺，并以此事作为榜样，来安抚身在蜀中之荆州军民那惊惶不定的心，以尽力争取他们在荆州之亲人的渴望刘备收复荆州以期亲人团聚之心，这样，刘备在将来的收复荆州过程中，才能有效地拉拢蜀中荆州军民的荆州亲人们以前后夹击东吴军队，进而事半功倍地夺回荆州。一年多之后，刘备就是在做好上述攻心准备和作战准备后，才矢志东征，意图收复荆州的；
第三，刘备想通过宽恕糜竺，来建立起“犯罪者，其家属无错就不用连坐，且仍能被重用”的企业文化，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蜀汉领导者与员工们的恐慌感，进而最大限度地留住人才、既往不咎地重用人才。
一个家庭，如果有人才，却被家人犯罪所累，那就太不值得了。所以刘备以弟弟糜芳犯叛国重罪、哥哥糜竺不仅无罪还受宽慰，来向属下们宣示，只要你是人才，即使你的家人犯了重罪，只要你与其无关，我就会细心考察你、既往不咎地量才任用你的。
这种人性化的企业文化，刘备是这样宣示的，也是这样做的：伐吴失败后，孤悬江北的镇北将军黄权归蜀无道，便无奈地率领五千蜀军北上降魏，尚书令李严趁机奏请刘备按叛国罪惩处黄权留在蜀中的妻子，刘备以“黄权降魏，情非得已，朕负黄权，黄权不负朕”为由，赦免了黄权的妻妾和儿子黄崇，后来，黄崇凭借个人才干得以在蜀汉担任尚书郎；
刘备死后，这一企业文化被诸葛亮继承，且进一步发扬光大：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曹魏，在蜀军屡战屡胜的大好形势下，总督汉中后勤军务的李严却公报私仇地不及时运输粮草，这导致诸葛亮只能无奈地粮尽退兵，诸葛亮退回汉中后，以运粮不力、谎报军情之罪弹劾李严，最终，李严被废为庶民，而其子李丰，蜀汉朝廷照旧重用，确实有才干的他，得以官至朱提太守。
相比蜀汉的托孤大臣诸葛亮和李严，曹魏的托孤大臣司马懿，可是将曹爽灭了族，而东吴的孙峻则大赤诸葛恪全家，后来的孙休亦大赤孙綝全家，而蜀国的杨仪，虽然也曾大赤魏延全家，但那是诸葛亮死后一次偶然的官场失控，杨仪也不是诸葛亮的政治接班人，虽然他没有继承这一企业文化，但是接班人蒋琬、费祎继承了。所以从总体上看，与对待失势人才如此血腥残酷的曹魏和东吴相比，刘备以及被诸葛亮继承、被后继者延续的这一企业文化，便显得极为珍惜人才和善待人才，便显得极为难得和温情。
蜀国统治者为什么推崇这种得饶人处且饶人、得用人处且用人的企业文化呢？
因为刘备东征前后，法正、黄忠、马超等人才先后病亡，东征时又损失了数万将士，蜀汉人才逐渐匮乏，而推行的法律蜀科又太严苛（尤其是有犯罪者家属要遭连坐这一条）。所以要想尽可能地留用人才，不使人才被无良家人犯罪所累，刘备的这一企业文化，就非常值得推广和实践，所幸，刘备提出并恭行了，诸葛亮继承也践行了，如此法理和人情都兼顾了，即在蜀科的严苛管理和温情人性化的这一企业文化感召下，弱小的蜀国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人才、量才重用人才，才能与强大欺人的曹魏和见风使舵的东吴相抗衡，而此企业文化之肇始，即在刘备赦免且宽慰犯罪者家属糜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