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加一》是湖南籍导演蒋能杰的作品。讲述了小女孩加一、弟弟以及全家的生活境况。留守儿童是外界识别他们的标签。但显然生活中的他们远比标签给人的印象要丰富、生动得多。如果你看过《加一》，不知道你会不会怜悯她，会不会佩服她，但我觉得你肯定会喜欢她。
生活就像电影，一帧一帧，连贯不辍。留守儿童也是儿童，他们有同样敏锐的感受力，他们同样的单纯而有活力。我们想象中的悲苦处境，缺吃少穿啦，缺乏关爱啦，并不是他们生活的主调。生活是非常具体的。请你回想下你儿时在上学路上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愉悦或者非常沮丧么？很多时候你可能只是百无聊赖地一边走，一边踢着一块石头。影片中有一个片段：加一去放牛，让牛自己吃草，她和小伙伴们热闹嬉戏。还有不少加一很开心的镜头，她和弟弟游戏，和小狗捉迷藏。更多时候，加一在做一些具体的事，往灶里添柴或在河边洗衣。加一和弟弟去广州与父母团聚，临分别时，她妈妈刚下夜班，听到孩子们跟她道别，只挣扎着摇摇手，支应一声。
说起来，我也曾是一个留守青少年。我上初四时，父母去了市里打工。我就交由姥姥照料。虽然中学就在本村，但从初一入学我就住校生活、学习。好多同学也都是如此。在我记忆里，姥姥经常到学校给我送菜，送饭。同学们都熟悉她，看到她远远来了，就喊一声“你姥姥又来给你送饭啦！”，一脸的羡慕之情。热乎的炒菜，对中学住校生来说是非常奢侈的。姥姥还特意跟小姨学了煎荷包蛋，现在想来还是很温暖。可能是我的神经比较粗大，我只记得一个负面的情景：有一年，父母没回来过春节，我自己一个人走在去奶奶家的路上，遇到本家一位叔叔，我俩只是互相对视了一下，都没说话，当时我觉得有些凄惶。
《加一》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留守儿童群体的不同侧面，让我们得以更加接近真实。同时，电影并没有粉饰太平，我们还是能看到留守儿童面临的种种困境。爷爷奶奶显然无法在学习上辅导加一。她年终考试成绩不好，被爸爸罚跪的画面令人唏嘘。毕竟还是个孩子，她需要帮助做家务，照料弟弟，还有多少时间用于学习呢？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写到芝婶抱怨现在农村的上中、小学的孩子不好管教，沉迷电视、上网、打游戏。她感叹道：“六七十岁的老两口，又当爹妈，又当老师、校长，能当好吗？”成绩优劣姑且不论，孩子们误入歧途，甚至丢掉性命，这些生命故事的讲述让人触目惊心。
虽然加一和弟弟的生活是影片的主线。这部电影还丝丝缕缕地拖着一些其他线条，让电影看起来更加厚实。他们进城打工的父母，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徘徊不定。心里向往回家生活，照顾子女，真回去却又没有生计。在城市里生活又得随时面对丢工作的可能，日子一天天过去，也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加一父亲，面露愧色地将这个困境归因于自己没知识，没技能，自己没混好。观看影片时，我特别留意到几次出现的广播语言。这与影片的主体语言相互映照，颇可寻味。加一爷爷带着两个孩子在火车站匆忙赶路时，火车站广播里播送着针对某一些人员的严肃警告和惩罚通知。让我这个屏幕前的观众心里都替演员脚步踉跄。加一爷爷老两口在家里要种七八亩地，风里来雨里去是常事，而广播里字正腔圆地介绍扶贫政策。不管加一奶奶怎么不在乎村里的选举，政治总在他们的生活里。而他们也总是那个听众和观众的角色。
如果有人拍一下我在观看这部影片时候的表情，肯定非常有意思。这样的镜头里，将会记录着我的笑颜，我的蹙眉，我的黯然。蒋能杰导演在一篇采访中说过，他希望今后如果有人关心这类话题，去找他的片子来看就够了。希望他能如愿。《加一》让我们意识到，中国各处的乡村里生活着无数个不同面貌的加一。蒋能杰正在试着让加一自己诉说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