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监、侍中荀悦，撰写《申鉴》五篇，上奏给献帝。荀悦是荀爽哥哥的儿子。当时，政权掌握在曹操手中，献帝只是表面上的最高统治者，荀悦有志为朝廷贡献自己的才干，但他的谋略都无处施展，所以著述此书。
书中的主要内容是：“治理天下的办法，首先是消灭‘四患’，然后要推行‘五致’。以虚伪败坏风谷。用私心破坏法纪，行为放荡而超越正常规定，奢侈靡费而损坏国家制度，不消灭这四种现象，就无法推行政令，所以称之为‘四患’。
“振兴农业与桑蚕业，以保障百姓生活；分辨善恶，以纠正民间习俗；推行文化教育，以改善社会风气；建立武备，以维持朝廷的威严；赏罚分明，以统一法令，这就是‘五政’。
“人不畏死，就不要以刑罚来恐吓他们；人不乐生，就不可能劝导他们向善。所以，身居高位的人，要先使百姓富足起来。使他人安居乐业，这就是保障民生。对于善、恶，要以功、罪为标准来判定；对于毁谤与赞誉，要用实际效果来进行检验。对人不仅要听他的言论，更要观察他的行为；不被他的名声所困扰，要考察他是否名实相符；不能让虚伪狡诈的人得逞，免得人们去纷纷仿效。因此，没有奸怪的习俗，民间没有淫乱之风，这就是纠正民俗。奖励与羞辱是赏赐、惩罚的核心，所以礼教规定，荣誉与羞辱只能施加于君子，以改变他们的内心；枷锁与鞭笞则专用来对付小人，以改变他们的行为。如果不推行教化，就会使中等资质的人也堕落成小人；而推行教化，就能使这些中等资质的人升为君子；这就是改善社会风气。
“作为统治者，必然要拥有军队，以防备不能预料的变化，平时用来管理内政，战时则效命疆场，这就是维持威严。赏赐与惩罚，是执政的权柄。君王不随意赏赐，并不是爱息财物，而是因为，随意赏赐，就不能用赏赐来劝导人们行善；君王五不随意惩罚，并不是姑息怜悯，而是因为，随意惩罚，就不能使惩罚来打击犯罪。赏赐而没有起到劝导的作用，就是阻止人们行善；惩罚而没有起到打击的作用，就是纵容人们作恶。作为统治者，能够不阻止下面的人行善，不纵容下面的人作恶，则国法确立，这就是统一法令。除去了‘四患’，又建立了‘五政’，诚心诚意地执行，长期坚持，简要而不懈怠，疏阔而不遗漏。这样，不需劳神费心，天下就能太平了。”
[点评]
老荀家真是出人才啊！曹操身边的重要谋士荀彧是荀悦的弟弟，荀攸是他的侄子。荀悦在临阵对敌时出谋划策、临机应变方面可能不如荀攸、荀彧，但对于治理国家的理解，要强过这两人很多。荀悦侍读（陪皇帝读书）于献帝左右，荀悦志在匡辅献帝，但当时政权已经掌握在曹操手中，天子过问不了政治，不过空在其位罢了。荀悦有志诤言进谏，但所谋皇上用不上。
《申鉴》是荀悦的一部重要政论性散文，受到后世诸多儒家学者的关注，影响较大。
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
曹操亲自率军征讨并州高幹，留下世子曹丕镇守邺城，派别驾、从事崔琰辅佐曹丕。曹操大军包围壶关。三月，壶关投降。高幹亲自去向匈奴求救，被匈奴单于拒绝。高幹身边只剩几名骑兵卫士，想南逃到荆州去投奔刘表。半路上，被上洛都尉王琰捉获，斩首。并州全部平定。
曹操派陈郡人梁习以别部司马的职务，兼任并州刺史。当时在兵荒马乱之后，匈奴等各北方胡狄各族的势力都很大，官吏及百姓往往叛逃到他们的部落中；其余许多地方势力也都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各霸一方。
梁习到任后，用引诱和劝导的方法招纳那些地方势力，对那些首领都以礼相待，并推荐其中一些人作官，让他们到州府来任职。等这些首领都离开本乡后，就征发当地青壮年充当志愿军。梁习又借大军出征之机，把这些志愿军分送到将领们部下，至别处作战。在这些官员、兵士都离去以后，就陆续把他们的家小迁到邺城，前后送走的共有数万人。有不服从命令的，就出兵进行征讨，杀死几千人，投降的数以万计。
于是，匈奴单于态度恭顺，各部落的王爷对梁习叩拜服从，承担赋税徭役，与编于民籍的百姓一样。边境隶清，农夫遍布田野，梁习鼓励农业和桑蚕业，法令得到严格执行，父老们称赞，说自从记事以来，没有一个刺史比得上梁习。梁习又向朝廷推荐来并州躲避战乱的各地名士，如河内人常林、杨俊、王象、荀纬以及太原人王凌等，曹操都任命他们为县长，以后，这些人都闻名于世。
[点评]
梁习是继杜畿之后又一位人才。现在曹操是得到一个地方，治理安定一个地方，手下治理型人才辈出。
梁习初到并州，面对的局面是很多地方都拥有武装力量，如何除掉这些地方势力？梁习采用了三个步骤：一是调离势力首领来州府，名义给官，实际是剥离其地盘控制力；二是调离壮丁去作战，相当于釜底抽薪；三是调离家小迁邺城，为的是作为人质。梁习思路清晰，温水煮青蛙，实在是治理高手。
当初，山阳人仲长统游学来到并州，拜访刺史高幹，高幹对他待遇优厚，征求他对时局看法。仲长统对高幹说：“你有雄心大志，却缺乏雄才大略；喜好贤能之士，却不能鉴别人才。在这些事上面，你要深以为戒。”高幹一向自以为是，对仲长统的话很不高兴，仲长统就离开了高幹。
高幹死后，荀彧推荐仲长统担任尚书郎。仲长统撰写《昌言》，分析国家的安危治乱，主要大意是：
“受命于上天的英雄豪杰，并不是从开始时就有统一天下的名分，由于没有这种名分，所以竞争者纷纷崛起。但到后来，那些仗恃智谋的，智谋穷尽，仗恃力量的，力量枯竭。形势不允许再对抗，也不足以再较量，于是才被捉住头，捆住颈，置于我们控制之下。等到第二代统治者继位时，那些豪杰已不再有争夺天下的雄心，士大夫与百姓都已习惯于遵从命令，富贵之家已经固定，威权都集中于君主一人手中。在这时候，即使是一个下等的蠢才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也能使他的恩德大到与天地相同，使他的威严达到与鬼神相似的地步。即使是有几千个周公姬旦和孔夫子这样的圣人，也无法再发挥他们的圣明；有百万个孟贲和夏育之类的勇士，也无处再施展他们的勇力。
“那些继承天下的愚蠢帝王，见到天下没有人敢违抗旨意，就自认为政权会像天地不会灭亡，于是随意发展自己的嗜好，放纵自己的邪恶欲望，君主与臣僚都为所欲为，上下一齐作恶，荒废朝政，排斥人才。所信任亲近的，都是奸佞谄媚的小人；所庞爱提升的，都是后宫妃嫔的家族。以至达到熬尽天下民脂民膏，敲骨吸髓的程度。人民身受怨毒，痛苦不堪，灾祸战乱，同时而起。中原大地纷扰不安，四方外族相继背叛，政权土崩瓦解，毁于一旦。从前受我养护哺育的小民，如今全都成为喝我鲜血的仇敌。至于那些大势已去，还不觉悟的人，岂不是富贵产生的麻木不仁，溺爱导致的愚昧顽劣吗！政权的存亡相互交替，治理与战乱也不断周而复始地循环，这正是天地运行的规律。”
[点评]
仲长统《昌言》里一段话，切中了封建政权之所以兴衰和更替的要害，往小了说，是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往大了说，政权为什么会兴衰交替。
封建体制的特点就是“世袭制”，世袭制的弊病，在于选定的继承人不可能全都是优秀人选，而且长期奢华的贵族生活，他们不会关心人民的疾苦，滥用人力，苛捐重税，这是封建政权倒台的最大原因。
明清之际大儒黄宗羲曾总结出历朝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指的是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准，走向原先改革目的反面。由于在专制王朝统治费用刚性增长的条件下，财政安排只能“量出制入”，不能“量入为出”，王朝末期亦或好大喜功帝王的横征暴敛尤为突出。学者秦晖把这种黄宗羲总结的这种“积累莫返之害”叫做“黄宗羲定律”。
对比来看，仲长统对封建政权兴衰更替规律的总结，岂不就是“黄宗羲定律”？也可以说是“仲长统定律”才对。
秋，七月，武威太守张猛杀死雍州刺史邯郸商，雍州出兵讨伐并诛杀张猛。张猛是张奂的儿子。
八月，曹操率军讨伐海贼管承，进军淳于城（山东安丘），派大将乐进、李典将其击败；管承逃到海岛上。
昌豨（出身泰山群寇，投降曹操后被任命为徐州东海郡太守）再次造反，曹操派于禁将其剿灭并杀死。
这一年汉献帝封已故琅邪王刘容的儿子刘熙为琅邪王。撤销齐、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济阴、平原八个诸侯国。
乌桓乘天下大乱，掳掠汉民十多万户；当初袁绍把乌桓各部落酋长都封为单于，并招来许多平常人家的女儿认作干闺女然后嫁给这些酋长。辽西乌桓蹋顿的势力最为强大，蹋顿也深受袁绍厚待；所以袁熙、袁尚兄弟投靠了他。蹋顿屡次派兵入侵内地，想要帮助袁尚收复故地。曹操准备前往征讨，先令董昭开凿平虏渠、泉州渠（二渠位于河北、天津境内），以便运送粮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