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时分，我们乘火车赶到韦茅斯。韦茅斯是多塞特郡的一个海滨小镇，数十年中旅游业一直是最大的产业。其实，也没啥景点可看，无非就是沙滩、湖泊、博物馆和水族馆而已。海边皆为旅店，宾馆都在镇中心，出了小镇就是一些大篷车和露营地。冬季游客稀少，但是海边的饭馆和酒肆灯火通明，里面坐满了老年男女，据说每年有很多苏格兰地区的老人跑来这里避寒，就跟咱们东北地区的老人家们冬季跑到海南岛一样，属“候鸟”一族。
海边的旅店多为民宿性质，但很舒适。我们预订了一间海景房，拉开窗帘便可欣赏美丽幽静的海边月夜。在侏罗纪海岸徒步一天后，浑身疲惫，躺在床上，听着哗哗的海浪声，便轻轻松松地入眠了。第二天醒得很早，再次拉开窗帘，晨曦美景映入眼帘，太阳刚刚跃出海平面，波光粼粼，早起的人们开始在沙滩上遛狗了。我们也下楼出来散步，早晨刚下过小雨，海风拂面，空气清新，旅店门前的花卉在冷风中抖动着......
早餐时间到了，我的味蕾全部喷张开来。虽然腐国的黑暗料理名扬四海，但经典的英式早餐却是我的最爱。早餐制作不复杂，但荤素搭配蛮平衡的。只要果汁一开胃，那些烤肠、培根、煎蛋、茄汁黄豆、烤番茄、烤蘑菇，还有几片搭配牛油的吐司，稀里呼噜就进肚了，再喝上一杯英式红茶，一天的能量就够了。
吃罢早餐，我们乘公交车十几分钟，就到了波特兰岛。下车后，我们便徒步到灯塔去，没想到竟然一口气走了约三公里路才到灯塔。一路上，阳光穿破云层打到海面上景象令人扑朔迷离，马儿们在山丘上静静地吃草，鸡、火鸡、鹅和鸟儿们聚在一起抢食，静谧的田园风光让你忘却徒步的劳累，看着路尽头的灯塔，步履也开始加快了。
波特兰岛南端的灯塔1906年完工，塔身41米高，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指引着附近危险海域过往的船只，同时也为英吉利海峡航船的路标。灯塔下面的海岸或为悬崖峭壁，或为残岩乱石，海上碧浪喧腾，海风肆虐。然而，只要灯塔的声音每隔几分钟在空中回荡，它总能抚慰身处迷途和困境中的水手的心。我在想，我们每个人都该扪心自问，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是否業有一柱灯塔，引领我们走出扭曲、孤寂和荒诞呢？
多亏早晨饱餐一顿，我们才走出了来回六公里的路，中午也顾不上在韦茅斯吃饭了，抓紧时间赶火车去多切斯特。我觉得，游览多切斯特的意义更甚，因为那里是托马斯·哈代的故乡，行程只剩下半天玩多切斯特确实有点不够，好在从韦茅斯坐火车到多切斯特才十几分钟。
多切斯特是多塞特郡的首府，在中世纪就成了当地的商业和政治中心。这种表述往往给人一种国际大都市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古色古香的集镇，规模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小县城。1883年，哈代搬到多切斯特居住。他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以此为背景，小说中的卡斯特桥市就是现实中的多切斯特。在哈代的年代，多切斯特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不妨从这本小说的描写中感受一下：农家的孩子可以坐在大麦草垛下，把一块石子扔进市府职员办公室的窗子里去；割麦子的人一边干活儿，一边可以向站在街道拐角上的人点头打招呼；穿红袍的法官审问偷羊贼的时候，可以在羊的叫声中宣读他的判决。当然，如今的多切斯特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中等城市了，再难寻到当年卡斯特桥的影子了。在市中心，亨察尔当年的住宅犹在，不远处有一座哈代的雕像，这可是小城人民的骄傲啊！多塞特郡的博物馆位于市中心的高街上，收藏着许多哈代的文学手稿，还有一些侏罗纪海岸的恐龙化石。
“低端人口”到北京闯荡被称为“北漂儿”，在英国很多文学家都是“伦漂儿”，他们大多出生在乡下，最后都去伦敦发展，哈代也不例外，只不过年轻的哈代体格儿不行，一个人在外面闯就吃不消，再加上哈代有一种从乡村进城后的自卑感，所以在伦敦短居之后，他便回到故乡，他相信老家的山水和空气才养人，因此他人生的绝大部分时光是在故乡度过的。需要说明的司机，游客即使到了多切斯特，想追寻哈代的踪迹，还得“出县城”，因为哈代的两处故居及墓地都在乡下。我们想在有限的时间里看完这些地方，只能叫出租车了。
“哈代小屋”（Hardy’s Cottage)是哈代的出生地，位于多塞特郡的上博客汉普屯。下车后，我们顺着林地中间的一条蜿蜒小路缓步前行，几分钟便走到哈代小屋了。这栋茅舍系哈代曾祖父所建，隐藏在古朴幽深的丛林中，林木枝桠交错，藤蔓缠绕，树下野草和灌木丛生，林地之外就是长满石楠的荒原了。他当年就沿着这条小路前往乡村小学读书，也常常跟随父亲走进荒原。正是这种富有浪漫情调的环境给予哈代一种对大自然的特殊感受，让他真正领悟到了大自然的神秘、恐惧、诗意和美感，很少有英国作家像哈代那样把家乡的自然风物融入到文学作品中去，也就是在这栋小屋内，哈代创作了早期的小说包括《绿荫下》和《远离尘嚣》。
哈代小屋的客厅是一家人欢聚的场所。他们在这里准备饭食、煮水泡茶，用房后林地拣回的木柴点燃起暖融融的壁炉，哈代父亲是个石匠，但业余爱好音乐，总是不忘在客厅里拿起小提琴，为家人演奏一曲。
当初建造这栋茅屋，纯粹是从荒原中砍除石楠辟出了一片地方。即使在哈代幼年时，还常有一些野生动物爬进房子，家里人也流传着很多这类故事。哈代曾复述过这个故事：一个酷热的下午，母亲从外面回到屋内的摇篮边，发现一条大蛇缠绕着他的胸部，跟他一样美美地睡着......
哈代出生时，家境已经没落了。他学建筑出身，年轻时常跟随父亲四处游走修复教堂，即使长大后闯荡伦敦也是以建筑绘图師为业，业余时间才写点诗歌和小说。从伦敦返回故乡后，才倾注全部时间于文学创作，并从中尝到了甜头，他不能再住茅屋了，需要改善居住条件，而且还得搬到离“县城”多切斯特更近的地方。他自己设计了一处住宅叫做“宏门”（Max Gate ），由父亲和弟弟亲手建造而成。这是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红砖建筑，左边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右边是一个绿草如茵的花园，完全带有哈代小说的田园风味。哈代1885年搬到这里，一直住到去世，并在这里写下了《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等重要作品。徐志摩非常崇拜哈代，在英国留学期间就渴望拜见哈代，然而见哈代这样的大文豪是多么不容易啊！狄更斯写了一封引见信，徐志摩即刻揣上这张纸条，一大早便从伦敦向多切斯特进发。到达多切斯特时，已是下午了，他徒步几公里来到“宏门”，在这栋房子里与哈代对谈了不到一个小时。这位老人的高傲和忧郁的气质使徐志摩油然而生一种敬畏之情，越发激发了对他的崇拜。次年，徐志摩便撰写了《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一文，记述了这次会面。
餐厅是宏门里面的一个亮点，它见证了那个时代一些要人在桌旁入座就餐的场面。很多知名来宾像威尔士亲王爱德华、诗人叶芝、小说家拉迪亚德·吉卜林、幻想剧《彼得·潘》的作者詹姆斯·巴里，以及作家兼艺人辛西娅·阿斯奎斯等等，都在宏门吃过饭。徐志摩先生当年还是毛头小伙子，贸然上门见哈代，自然就没这种待遇了。难怪徐志摩形容哈代是一个吝刻的老头，茶也不请客人喝一杯！其实，还是因为当时徐志摩在文学界还不太知名且又充当了不速之客的缘故，他要是掏不出狄更斯的纸条，别说见哈代，就连宏门的门槛都踏不进去，早就被哈代的女佣人拒之于门外了。
会客厅也被当作音乐室。哈代童年时代就遗传了父亲的音乐基因，也就是在这个房间里，他拉着小提琴，妻子艾玛在旁边陪着他弹钢琴，来宾、朋友和家人常常在此享受音乐之欢娱。在之后的岁月里，哈代的小说被改编成剧本，那些音乐人也是在这个房间谋划制作和排练。
哈代于1928年1月11日病逝于宏门，1月16日在伦敦西敏寺大教堂举行了葬礼。他生前希望与第一任妻子艾玛葬在一起，家人和朋友也都遵从他的遗嘱，但他的经纪人坚持要把哈代葬于西敏寺的“诗人角”。他们最后达成了妥协，哈代的心脏被解剖出来，葬在斯廷斯福德教堂墓地，跟艾玛埋到一起，骨灰则埋葬在伦敦西敏寺了。斯廷斯福德教堂很小，建于十三世纪，属于多切斯特郊外几个村庄的联合教区。哈代就是在这座教堂受洗的。这座教堂也是哈代小说《绿荫下》中Mellstock教堂的原型。
多亏我们遇到了一辆出租车，一下午走遍了与托马斯·哈代有关的三个地方，否则就失去了造访多切斯特的意义。司机把我们拉回城内，我们想参观一下泰迪熊博物馆。非常遗憾，赶到那儿的时候，天色已晚，人家刚刚关门了。隔着门玻璃，我们瞅见展架上的泰迪熊们向我们眨巴着眼睛，博物馆的女主人在向我们摇手......
我们在多切斯特的行程到此就这样结束了。我们来这里的时候，从多切斯特南站下车；现在要离开这里，我们要从多切斯特西站上车。多切斯特很小，南站到西站走路都不会超过十分钟。我们想到西站候车室歇歇脚，顺便喝点咖啡，到那的时候发现西站仅仅是一个站亭而已，哪有什么售票厅、候车室？不远处的墙上有块指示牌，告诉旅客往北去的在一站台等火车、往南去的旅客在二站台等火车。站台上竖着一根杆子，上面的指示牌写着Help Point，下面固定着一部电话，如果还有什么疑问或需要帮助的，旅客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旅客本来就不多，大部分都非远行的客人，因此这部电话也就没什么大用了，倒是有几个熊孩子瞎按键盘玩耍，电话那头的客服不停地发问，这边的孩子们嘻笑着不作答。
等车的时候，天下起了小雨。站台上渐渐涌现了一些旅客，有推着婴儿车缓缓步行的妇女，有为一个单纯的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的童子，有在冷风中拥抱吻别的良友和爱侣，有坐在行李箱上向每个路人微笑致意的大叔......想想多切斯特小镇的田园风光和淳朴民风，还有那善良的出租车司机主动少要我们几磅钱，我就对这个小地方开始有点儿留恋了。此地要是没有哈代，来的人会很少。今生不枉此行，但恐怕难有第二次了。火车鸣着汽笛，噗嗤噗嗤地开来了，车头的灯光把夜雨照得一丝一丝的格外清晰。我们要走了，Dorches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