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八年二月十七日，因丁父忧去职在湖南湘乡老家的曾国藩，给正在吉安城外与太平军作战的九弟曾国荃写了一封家书。要紧事讲了两件：一是自己对李元度心存愧疚，定要弥补；二是老弟你要勤修耐烦功夫。
先谈谈曾国藩对李元度的亏欠。
曾国藩不止一次在书信中向人表露对李元度的亏欠之意。尤其是这次郁郁寡欢地蛰居在家，他反思了很多过往，更觉得之前苛待了李元度。
李元度早年以举人之身，追随刚刚草创湘勇的曾国藩，为湘军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立下汗马功劳。后逢靖港之败，又是李不离不弃守着跳水自杀未遂的曾国藩。打下武昌后的曾家军在湖口又遇大挫，自己苦心经营的水师硬生生被石达开腰斩为二，甚至座船连同咸丰皇帝赏赐的物件儿都被太平军抢了去，在这个最为难的关头，李元度选择和曾国藩一道坚持到底。
后元度又屡立战功，深得曾国藩赏识。还没来得及回报李元度这么些年铁心跟从的深情厚谊，曾国藩就因为事事掣肘炒了咸丰皇帝鱿鱼，借着丁忧撂挑子回家去了。
因此，他每每感到李元度之功甚大，但自己在位时没有好好提携他，因此，屡次向九弟曾国荃倾诉自己的愧疚之情。这封信里再次强调了准备两家结为秦晋之好，以双方儿女婚配稍释自己的内心亏欠。
曾国藩在写这封信时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过了若干年自己差点把李元度活活送上断头台，更想不到的是，自己到了老年双方又冰释前嫌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谈，这里不表。
再谈谈劝老九曾国荃要学会忍耐的事。
起因在于在江西战场打拼的曾国荃在稍早写给哥哥曾国藩信中有这样的话“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表露出对江西官场吏治糜烂、污秽不堪的厌恶，引发了曾国藩对弟弟与江西官绅决裂的担忧。
故有以下教诲“昔耿恭简公谓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带勇亦然。兄之短处在此,屡次谆教弟亦在此。”苦心孤诣地要求弟弟牢记明朝耿定向“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的话，千万要忍耐忍耐再忍耐。
诸如此类，通观曾国藩历年写给九弟的家信，强调最多的也是这一条。盖性格直爽冲动是曾国荃做官带兵最大的软肋吧。说归说，做归做，老九还是屡挫屡犯，捅了几次天大的篓子，吃了好几次大亏，末了还是得“裱糊匠”（李鸿章自谓）的老师——曾国藩替他裱糊破篓子，活脱脱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这里不得不提耿定向。耿定向字在伦,号楚侗,谥号“恭简”，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人称天台先生,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著名学者。
面对嘉万年间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以及崇尚虚无、认情识为良知的学术弊端,他毅然举起“卫道”的大旗,在继承阳明和王艮思想的同时着力纠正心学所暴露的种种问题。
在以监察御史督学南京期间,耿定向简拔了一大批优秀的学子,其中不少人在晚明思想史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而他与李贽的争论更是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广为人知。总之,耿定向是阳明心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亦是万历年间心学的一大旗手。
耿定向著有《耐烦说》，把居官要耐烦摆在廉洁前面，仔细体会，确实是想实心办事的广大基层行政人员所要遵循的道理。廉洁固然重要，但它只是做人当官的本分。而基层工作千头万绪，没有耐烦的功夫，上级得不到肯定，同事得不到配合，群众得不到理解，办事得不到通达，最终只能沦为庸庸碌碌之辈。
其实，做官要讲耐烦，干任何事何尝不讲耐烦呢。曾国藩说过“古今办大事者，以识为主，以才为辅”，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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