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正在读初三。考高中，几乎是那些15岁左右的学生们人生中面临的第一个分水岭。当年，有的同学努力学习，老师也关照有加，最后进入了普通或重点高中；有的同学始终不开学习的窍，到最后老师也顾不上再多看两眼了。要么进了最烂的高中混一张高中毕业证；要么一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便到社会上打工挣钱了。那时我的一位很要好的同学一毕业便结婚了。
因为她没有继续读高中，我便不再与她来往了。路上碰到了就打声招呼，然后匆匆告别，一副“我是好学生，我要赶快回家做功课”的样子。而她却没有因为这种“身份”的差异而远离我。
她常来敲我家的门，或者直接在楼下唤：“杨杨！杨杨！” 有时我假装听不见。我感觉我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我只关心学习，和她实在没什么话可讲。我母亲只要在家，都会陪她聊聊家常。她过得不幸福，经常遭受家暴，来我家时手腕上小臂上常带着淤青。有时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的。我同情她，可我也帮不了她，所以我听上一会儿她俩的对话便躲进自己的小屋学习了。
我从来没见过我母亲那么耐心过，总是花老长的时间安慰她。我出去倒口水喝，发现母亲正在为她擦眼泪；我出去用洗手间，发现母亲的手轻轻搭着她的肩膀。她们俩半天功夫说的话比我和母亲一个礼拜说得还多。
几年后的一天，她又突然造访。那时我正在放大学的寒假。这次，她不再是一个人，身边多了个三五岁的女娃，还带了些水果点心。和我母亲唠嗑的主题还是那些家常事，但好像脸上有了更多笑容。
有一次，母亲突然说：“你注意到院子里那棵长歪的树了吗？”
“嗯。怎么啦？”
“也怪，好像它从还是棵小树的时候就长歪了。现在更歪得厉害了。树上的枝枝叶叶太重了。”
“是啊，都快倒了。实在不行就砍掉它，再种上一棵好的。”
“不过毕竟它还没有倒啊！它比别的树更顽强，应该倒不了。”
“哦。”
每一次回家探亲，我都注意到那棵树，真的一直都没有倒。大概是因为历经多了雨雪风霜，反而显得更遒劲了，比其他树倒多出一种更丰富的美。大概因为树干是倾斜着长的，社区的小孩们特别喜欢在这棵树上攀援嬉戏。
上大学那几年，母亲还经常在电话中说娜娜怎样、娜娜又怎样。一心关注学业的我，根本不觉得，娜娜那些家庭生活中的不幸和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每次都是嗯嗯啊啊地支吾过去。可不知从何时起，不再听到母亲提起娜娜了。
记得童年时我们曾一起玩耍，我经常去她家里做作业。做到一半，她说炒个鸡蛋给我吃。在碗里磕好了一个鸡蛋，才发现正停着煤气。怕爸妈回来责备她，她便咕咚咕咚地把生鸡蛋液喝了。
最近，我突然想起她来，心中很不是滋味。赶紧打电话问母亲，才发现，那时候也没留下她的电话，现在也不知她人在哪里、过得好不好。
我的思绪又飘飘荡荡地回到了过去。
1998年，我正在读初三。因为面临高中的升学压力，无论是学生、家长、老师还是校方，统统拿出前所未有的热情集中精力搞学习。渐渐地在同学们中间出现了这样的分化：一部分人肯定能升重点高中，一部分人肯定能升普通高中，一部分人距离升普通高中还有一小段差距，必须通过努力才有希望达成。对这三部分同学，老师们倾尽全力，力求在冲刺阶段往前推他们一把。最后还剩下一小撮，是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进入普通高中的，只能等着进最烂的中学或职高了。老师们也是明眼人，也不再关注他们了。
娜娜就是其中一个。虽然她有一段时间很努力，还常向我请教学习上的题目怎么解。可我感觉那纯粹是浪费时间，就算教会她这一道题，她还有九十九道题不会呢！唉！连她的努力都显得那么笨拙！后来，她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终究不是学习这块料子，加上家里的弟弟也要升初中了，经济也不宽裕，初中一毕业也就嫁人了。
再想起她，我的眼前又不自觉地浮现出母亲曾经提起的那棵不会倒的树来。
每个人都像是一棵树。我们力求做一棵正直的树，将来能做好木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的也都是这样的树。可是即使是长歪的树，只要还没有倒，也不应当被砍掉。
（365无戒日更营，第3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