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先生著作《訄书》开篇就是“尊荀第一”，“尊荀”即是尊尚荀子。他不仅将“尊荀”放在讨论儒墨二家分别这样的大问题之前，更在评价孔子学说之时，明确地提出荀子的学问超过孔子。荀子的学问是否真的远超孔子，在此我并不评价，但能让章太炎提出这样的观点，荀子无疑是位妙人。

荀子作为儒家三大代表人物之一，却拥有着与孔孟相去甚远的思想体系，实在是儒家学派中的另类，甚至连培养出的两大弟子——李斯、韩非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为何荀子与其他儒家学者有诸多不同，却仍被归结儒家的代表人物呢？

或许在阅读《荀子》一书之后，我们才能找到答案。

读《荀子》，内心最大的感触便是“矛盾”。

春秋战国，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与变革时期，天下无道已久矣，就连孔子自己都感叹“道大概不能实行了吧”。仁义之道并无法使天下太平，知识分子追求大道的决心产生动摇。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图强。商鞅变法，烧《诗》《书》，用酷刑，采取“内务耕稼，外劝战死”的军国主义手段帮助秦国强军，商君虽不得善终，但确实给了知识分子一些启发。传统的丧葬模式也被秦国国君要求活人殉葬所打破，开启了反礼义的残忍之道。社会变得极端而功利——只要能实现统一，结束割据战乱，仁义礼都可以被抛却不管，荀子性恶论的理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儒家思想的核心应当是行仁义之道，并如孟子所言，此道是由内而外的“由仁义行”，强调的是心性中理性的扩张，而非一昧功利的行仁义。因此，“性善论”实质上是在鼓励读书人通过学习认识事物，从而进行正心与修身，以达到爱仁向善的目的；而性恶论的核心是正视人的“本性”（即恶），以经验和知识节制欲望，并没有明确的爱人和向善一说。天下无道已久矣，人类的本性就是小人，向善实在太难，能使人不作恶已是大善。荀子的性恶论非常重视人的欲望，认为满足人的欲望是顺应自然。荀子认为，清心寡欲或是刻意的俭朴并非君子之道，鱼和熊掌是可以兼得的，只要隆礼重法。在那样的时代，仅仅满足庶民的欲望是不够的，更加需要满足的是君主的欲望，并且为了使欲望达成的君主，就会为庶民理想或欲望的实现提供机会。然而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不能确定的是，荀子究竟是自己不知，还是知道了故意而为之，这从《正名》中阐释何为“己为物役”可见一斑，荀子提出凡是不喜欢仁义之道的君主，必然喜欢物欲。这也为李斯、赵高等人辅佐君主提供了反面教材。

在荀子眼中，人可以以“正心”达到澄明的状态，心静如水就是为了分辨是非、去伪存真。荀子所提出的“存真”既不是老庄的灵魂出窍遨游太虚，也不是苏格拉底的抛弃肉欲进入哲学的思想圣殿，更不是孔孟的仁义王道，而是正义战胜邪恶，是大道兼并小道并铲除歪道，最终实现唯我独尊，由此达到忠君的目的。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所采取的方式就是隆礼重法。“唯礼乐、法术可以正名”，礼乐是为了确认等级秩序，正名是为了统一思想，所以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惠子、邓析的“山渊平，天地比”，墨家的“非乐”“尚同”等异端邪说简直是岂有此理，甚至可以说达到了违法的地步，在理论中强调要禁止其他学派的思想传播，这恰恰是荀子背离中庸之道的标志。中庸崇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虽然其有玄而又玄、怪诞的行为违反礼乐传统，但并不是不可以宽恕的，因为儒家的礼乐传统是以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即“性善”为基础，顺便提出寓教于乐，行仁义之道；而荀子通过否定人性，寄希望于独尊王道，让礼乐成为君王的思想统治工具。所以，荀子主张的不能宽恕，要严令禁止有违礼乐传统的思想时，其实就已经为韩非的“去儒”，独尊法术提供了理论基础。

孔孟时代的儒、道、墨能够并存，是因为当时各家思想出发点都是一样的——使民得利，只是为了达成目的而使用的方法不同而已。孔孟思想在格局动荡的社会中当然是最讨嫌的，因为他们在约束君主的同时，又不讨好群众，中庸之道无法帮助君主称王称霸。若是遇到不仁的君主，儒生要么拍拍屁股走人，更有甚者还要采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极端手段表达不满。儒家的进取心要求他们一定要学以致用。到了荀子时期，虽然其倡导的仍然是礼乐，但核心思想已经变成君王得利，礼乐制度沦为君主统治的工具，面对君主的不仁，君子得忍，虽然荀子也有“从道不从君”，但是后半句却话锋一转，“事暴君，崇其美，扬其善”，以免妨害自己。这从荀子将暴君比喻成烈马、婴儿、饥民也可见一斑，烈马难驯，饥民贪婪，要如同对婴儿一样循循善诱，由此观之，荀子的礼乐阶级观已经将君王排除在法治与天理的范畴之外。

  荀子在《天论》之中已经预见性的提出“人定胜天”的观点，鬼神的阴阳二气不过是一种迷信，君主本质上大抵都是喜欢酒池肉林、奇珍异宝又嗜杀如命的暴君。荀子说与桀纣同行，并不妨碍我成为圣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王道的实现，功成名就的关键是“心诚”。相比孔孟的“诚心”指的是天的无限精神内化于人的生生之源，所以能尽心知性，知性知天；荀子的“诚心”已经抛弃了“天理”，成为君主的御人的权术，将中庸曲解成忠贞，行为需要端正，但更要忠诚。近现代学者将这种做法称为荀子为糊弄统治者的不得已为之。回到荀子“性恶论”的源头——先秦时期奉行法家思想的受益者商鞅。商鞅变法，大家记住的大都是他的变法成功成果，即让秦国迅速崛起，但是对商鞅如何说服秦孝公变法却一无所知。商鞅有着三次劝说孝公的经历。第一次，他讲了五帝的仁义，孝公睡着了，认为商鞅是个只会夸夸其谈的人；第二次，他讲了三王的德治，孝公对此并不感兴趣；第三次，商鞅讲的是统一霸业，大谈特谈春秋五霸，孝公终于有了回应：他感叹自己在位时恐怕得不到如此的利益与功绩，于是商鞅承诺用法术让秦孝公利益与功绩，而代价就是牺牲天理与仁义。天理和仁义是可以牺牲的，这就是从孔子到荀子最大的变化。因为在荀子看来，可以尽心知性的天理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而无法言说的道，在荀子的思想中不存在。天是可以掌握的，天理是可以利用的，人也可以成神，天地人并驾齐驱。尤其是侍奉暴君，不可遵循孔子的“良禽择木而息”，而是要“崇其美，扬其善，循循善诱”。这是荀子理论中最矛盾也是最可悲的一句话，无疑是在鼓吹君主专制，虽然符合时代的需求，但作为现代人来看，却丢掉了儒家传统的对“自由平等”的追求。

综上所述，我认为荀子的思想其实是在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对时代的一种妥协。他在继承孔子重视“思”与“学”思想、“有教无类”的平等受教育权利的同时，强调“人性本恶”，我们必须通过外力才能改变自身。而他所主张的人性本恶、君舟民水、知识改变命运、实践出真知等思想其实都是建立在“道德和法律不约束君主，是君主统治工具这一基础上的”。正如许多学者总结的那样，荀子的思想是“儒法并进”“隆礼重法”的，与孔孟的仰望星空不同，荀子受到了社会现实的影响，其思想更加的脚踏实地，在儒家思想之中杂糅进法家思想，则是他面对时代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