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到25岁之间,好像发生了许多事,哭过也笑过。现在,如果问我在这之间的时间里懂得了什么道理,唯一在我脑海浮现的,是人们茫然的向前走着,被动地作出选择,却没有料到会用到这样的长的时间去疗治伤口。
那是一个下午,突然手机传来一条信息,大学就不去上了吧。
有很多话当面时候讲不出口,用坚硬的方块字就容易抹去忐忑。我想了一想,不上就不上了吧!
然后我趴在日记本上写道,今天做了一个决定,大学,不去上了。并且像是放下一块压在心上的石头一样,觉得尽管如此,世界还是美好的。
姐发来的信息还说,社会是最好的大学。
我觉得我得纠正她,痛苦才是最好的大学。
我把这句“社会是最好的大学”当做一句格言。那时候觉得姐姐在社会这所大学这么多年,是位前辈,要牢牢记住她的话才好。
那天阳光是很好的,我做下了一个决定,心里轻快了不少。我走去新华书店买书,还能对着树缝间的阳光微笑。
在路上的时候,姐姐打电话来,你在哪里?
我说,去一趟书店。
她说,认识路吗?要来接你吗?
我笑着说,我认识路,我可以自己回来。
我想,既然要入社会了,就是大人了,凡事得自己来的好。
我买了一本又大又厚的书,《人们最喜爱的100篇文章》。我坐在小方桌前看书,方桌上有深蓝色的布巾,楼下不绝如缕的来往车辆。
我等着,等过了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填志愿的日子。好了,已成定格了。而实际上我仍然像过去许多年的暑假一样生活,以为到了九月份命运就会给我神奇的转折。
八月份,姐姐说,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公司在招文员,我去问问看。
一天,两天,一个星期……姐姐说,你不会电脑上的东西吧,这样的话,他们公司不收的。
然后我跟着姐姐去摆地摊,像个傻子一样一动不动坐在那里。一片硕大枯黄的梧桐叶落在我的手边,我感到生活的荒谬,又觉得受到了这张叶子的安慰。
姐姐让我回家了。回去的路上,我坐在载人三轮车上,一摸眼睛,满手的咸水。
姐姐说,过几天我这化妆品也不卖了,我把这个摊腾给你,再给你进点小饰品卖。
我默不作声的听着。下雨了,我一个人靠着一扇掉漆的铁门,远处是姐姐和他几个朋友在讲话,我的脑子空空的,好像看不见雨,也看不见未来的出路。
关于未来,我一点也不敢想。我是个懦弱的,没有主见的人,我想姐姐会进来小饰品会让我在这个地摊占有一席之地。
姐姐说,要不,你去找份工作吧!我就不陪你去了,省的人家觉得你没有独立性。
然后,第二天我去找工作了,我被推着向前走,整个人是麻木的,我还没有受到嘲讽,我以为会和从前一样有任性的,温柔的日子,不用担心明天。
我从早上的七点出发,在大街上兜圈子,只要熬过今天就好了,只要熬过今天。
我几次停下来深呼吸,为自己打气。路边有店铺在放张惠妹的“听海”,印象深刻的几块散落的广告牌。
终于九点多的时候,在一家饰品店确立了工作,走在回去的路上,我扶着路边的墙,弯腰干呕,呕得眼睛发涩,确是没有泪水的。
我没有力气再去想以后,连过好今天已经是那么吃力了。
我很感谢我的第一份工作,里面有许多可爱的人,我又觉得我是幸运的了。
寒冷的冬季,天总是暗得特别快,雨总也不停。有时候,店里只有我一个人,其他的同事去换班吃饭了,客人也没有一个。我站在最内角的一架音响前,听寂寞的歌,寂寞的渐渐到来的冬夜。
而也是在那样的时候,我第一次受到了嘲讽,无意识的嘲讽。
那是一个午间,一个客人在挑选洗浴四件套,我在旁边介绍,用了一个文雅的词汇,具体是什么词,我忘掉了。
那位客人是位时髦的女性,衣着打扮可以看出家世良好,她斜眼看我,搞得跟上过大学似得。
我没想到,简简单单的句子会一下子化作利箭,我睁大眼,不可置信,我感到自己全身都漏着风,周围的声音都听不见了。
是的,她说的没错,挑不出任何的毛病,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为什么会这么难过?我怎么会有一种想破坏一切的冲动?
那个中午,我回去吃饭,端着碗,嘴里咀嚼着饭,一点也咽不下去。
我好像明白命运把我扔在什么地方了,跌倒也罢,流血也罢,别人看不见,也不会有人来救我。
我想,说到底我四肢健全,远比残疾人好多了,至少我还活着,比年纪轻轻就死去的人好多了。
可是,如果活着就要像在火里煎熬一般,真的比死去的人好吗?
可是,孩子,未来总会有好事发生。为了那不确定的好事,就要甘愿站在地狱吗?
到了晚上,我就平静了,剩下一些无可奈何。以前听人说,在社会打滚,就会变得成熟而世故,我可能也会变成那样子的人吧。
到了年边,我有七天假期,我和妈妈决定正月里到小卉爷爷那儿去。
正月初一,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那个冬天特别冷,地上稍有水的地方都结了冰,我和妈妈走过空荡荡的街道,走进一个老车站,搭上去小卉爷爷家的公车。
那个正月,大姐也到小卉爷爷家去了,大姐跟妈妈说,让我们去义桥。妈妈很快就答应了。
因为在那间寂寞的房子,以及冷冰冰总也不愿理人的女儿都太过难熬了。
我对着无法掌控的命运彻底绝望了。只要跳出这句身躯来看,一切都再简单不过了,它甚至都不能构成悲剧。我迷惑于自己承受的一切,我想,真是一个胆小的蠢货,我控制控制不住眼泪。
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我无法忍受被人发现满脸泪痕和鼻涕,我趴在桌上吃一碗面,却还是被发现了。
我索性往外走,走的远一些,离他们远一些,也许就可以暂时躲避命运,去大大地呼吸,好好地流泪。
可是,姐夫一直跟着我,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一个人跑出去,他跟在几米开外,远远的觑着我。
我想大叫大吼大嚷:滚。滚。走开走开。
我想撕碎一切,咬碎一切,口里发出“呼呼”,像是野兽受伤或是战斗的声音,人真的是动物变的呢……
毫无躲藏的地方,我回到小卉爷爷家里,我走到三楼,靠着窗站立,没有人可以依靠的,没有人。
二姐把我叫到房间,她哭了,问我:怎么了?怎么了?你心里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呀!
我咬紧嘴唇,摇着头,眼泪又下来了,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也许她们在电视或是别处看到过不止一次小孩子的哭闹,把我也当做其中微不足道的一次,我也只愿他们忘掉,不去窥探我的心,我可以受伤和痛,我不希望不了解这一切的人故作关怀的同情。
我们还是到了义桥,我已经20岁了。我想,最坏也不过如此了,就这样把自己的灵魂杀死,麻木的生活下去吧。
我把杀死灵魂这件事,当做从地里挖出一颗白菜一样简单,等到它为了另外的微不足道的事情烦扰时,足可以证明这一点。
那时,我对看书没什么兴趣,手里就一本王小波的《青铜时代》,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还有就是那本又大又厚的《最受读者喜爱的100篇文章》,另外还有一些杂志和在半价时候买的一本言情小说。
偶然翻到有人引用尼采的话,极大的痛苦才是思想的最后解放者。我已经把“社会是最好的大学”给忘光了。
你看,痛苦之后还有解放的,人总没有真正到退无可退的地步。我反复念叨这句话,觉得可以生活下去了,可以继续大声地唱歌,大声地笑了。
我开始读蒙田,培根,帕斯卡,周国平……世界果然很大,我也不再去和残疾人作比较了,每个人都有他要背负的命运,每个人都有自己痛苦的故事。
人们用自己的痛苦在自己的心里挖了一条沟渠,然后用这条沟渠去测量人间悲剧,或者说身边人的苦痛。
说到感同身受,也仅仅是再次体会自己体内的伤痕罢了。这里我要说到“禅”,“禅者”不会在自己的心里划痕,人间百变的苦楚,在他体内流动,留下眼泪,那是对生命的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