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坚
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副标题: 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出版年: 2012-2
页数: 442
装帧: 平装
ISBN: 9787030334695
这是一本考古学史书籍，探讨了1949年之前，在安阳之外的考古活动，通过对这些考古活动——其中多数是“非科学”的发掘——的研究，总结出主流之外的考古学传统，以及它们的持续影响。让读者对1949年之前的田野考古有个概貌的了解。同时本书又对考古学史的书写作了理论探讨。总之就是一本专业书籍，对业余读者来说太专业了一点，行文有点学究气。
以下是推特读书笔记。推特笔记只摘抄我感兴趣的部分，书中很多内容并不涵盖在内。
一般把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推定在20世纪20年代。不过在中国考古学出现的标志性事件上存在分歧。有以安特生主持的河南渑池仰韶发掘为标准；有以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为标准；有以史语所的成立和安阳发掘工作的展开为标准。
史语所在中国考古学随后二十年的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无出其右。1928年起，战前安阳发掘共计15季，年代跨度几近十年。安阳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更重要的价值表现在学科特征的塑造上。在田野经验和方法积累上，安阳有奠基之功；对中国本土考古学家的培训以及他们之后的学术倾向都有重要影响。
但是，安阳并非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全部。中国考古学在1950年代明显受到苏维埃考古学传统的影响。在考古学从业人员、考古学方法上，存在着众多来自安阳之外的知识和技术。而在阐释理论上，流露出诸多既非出自安阳，也非受到苏维埃考古学影响的特质。
战前安阳的发掘，董作宾主持的第一季发掘为第一阶段，以捜寻甲骨为主要诉求，田野考古意识尚很薄弱；李济主持的第二季到第九季以安阳的建筑遗迹为主要发掘范畴，总结出基本发掘规程，积累了辨识中国考古学特有的遗迹现象的经验，构成了第二个阶段；1934年第十季开始，以梁思永主持的西北冈王陵的发掘为标志，安阳的田野考古走向成熟而形成第三个阶段。
安阳的奠基价地体现在考古学知识体系和考古学人的培育上。安阳的发掘系统构建了中国考古学中的"本土性"知识，中国考古学中的文化层、灰坑、建 筑、墓葬等遗迹的辨识都是从安阳田野中培育出来的。安阳也至少造就了中国最初两代考古学人。
对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考古学而言，暗流传统，即与主流线索平行发展的其他线索，具有与主流传统相比毫不逊色的学科贡献。
中国考古学史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考古学研究中过于强烈的实证主义取向的影响。受到国族主义影响的分类-历史范式对考古学的实证主义倾向进一步推波助澜。这种实证主义倾向诱导研究者将考古学的学科史简化成为考古资料的发现史，将原本作为思辨学科的考古学降格成为发现之学。
考古学和考古学史的回访包括在学术史、思想史和社会史背景下认知考古学活动，在更为完备的资料环境中重新评估早期的物质性发现，在比较研究中揭示早期的方法和理论遗产。这个门径同样适用于分析其他时段的其他潮流，这也是暗流传统研究的通则性意义所在。
日据时期，日本学人在安阳进行了短暂的发掘，但是政治非法性使其长期以来被有意识地遮蔽了。
郭宝钧在史语所中属于另外的传统，常能以二重证据法原则建立遗迹和遗物与传世文献、民间观念、草根知识甚至盜墓者提供的信息之间的关联。其田野倾向和实证主义色彩是不言而喻的，导致以地下出土材料重建上古礼制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的诞生，其方法论遗产迄今仍清晰可査。
河南一带盜墓方法基本雷同，常用竖井法，“掘地为长方井，深达棺底，遇朱土即横凿隧道，四出分歧，隧与隧间留小墙或短柱，以支持欲坠之土，盗者乃蹲隧道中，恣意挖取，至尽取所能取之物而后已。”
早期中国考古学借机建立商周墓葬的术语和描述方式，归纳墓葬的空间特征和内容规律，并且由于受到编史倾向的鼓励，急迫地将"新出土之材料"用于历史建构。郭宝钧无疑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系统地以田野发掘资料建构先秦葬制的先驱学人。
郭宝钧将传统的地望考证、文字训读和近现代考古学证据相结合，其更主要贡献在于提出商周墓葬物质文化的排列规则，特别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将商周墓葬及其随葬器物排成数列关系。郭宝钧开启了中国考古学中建立墓葬规格与墓主人社会身份等级之间整饬的对应关系的潮流，至今仍然影响深远。
吴金鼎是1949年之前田野经验最为丰富的考古学人，在中国考古学史上被严重低估了。他不仅是考古学意义上区域研究的开创者，而且在通则意义层面上，其发掘方法和类型学整理也较前一个十年有显著提高和完善。
城子崖是 "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国家的学术机关中发布有预计的发掘未经前人手之遗址之第一次"（傅斯年语）。城子崖的发掘服务于国族主义考古学，希冀确认安阳的滨海地带来源，为中国文明的生成摆脱彩陶西来说的束缚。
抗战中国家学术机构和南迁学人成为"西南考古"的智力保障，但同时预置性地带来了一元文明观念和传播论思想。 以中博院为代表的基于国家史关怀的考古学传统必然与基于区域史的乡土考古学传统在旨趣上大相径庭。
吴金鼎无疑代表国家视角的考古学传统，但他主持的三次西南考古调查和发掘并未强烈地支持一元论传播论模式，反而开启了区域考古的先河，揭示出无论是遗址还是墓葬形态，抑或器物文化组合，都迥异于中原地区，自成一体的西南古代文化，并且在调査和发掘方法上出现显著不同于安阳的特征。
从龟岗到猫儿岗，广州田野考古学的主导力量从业余考古学家过渡到职业考古学家，但是兴趣仍然集中在历史考古学上。这一旨趣导致在发掘之中，对墓葬的关注远超出对生活居址的关注，而在分析之中，则热衷于将墓葬和具体的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这一方法论遗产一直延续至今。
早期考古学材料极其有限，而学人们急切地在有限的物质文本和传世文献之间建立直接对应关系。因此，并不具备特质表现的考古学遗物常常和具体的历史记载插绑在一起，构成了 "文物证史"或者"文物补史"的景象。"文物证史"倾向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
考古学材料常常用于和成文文献中特定的人物和事件对应起来，因此，带有铭文的考古学遗物尤其受到关注，当不具铭文时，考古学遗物上的某些形态或者纹饰特征就会脱离情境地过度阐释。
当前历史考古学阐释主流方法是"规律法则法"，即按照社会发展史规律阐释考古遗存。这与"文物证史"倾向仍是一脉相承的，只是以社会发展史规律替代了文献记载。由于社会发展史理论曾经拥有政治正统性地位，原本在材料属性上并不适用的考古学遗存可能会削足适履地证明经典理论的正确性。
对有文献记录的历史而言，考古学和考古学资料的价值在哪里，一直存在两种取向。一则将历史考古学定位于"历史学的辅助科学"，是获取史料的"重要历史工具"；一则认为历史考古学应该和传统的文本历史学一样能创造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历史，而不仅仅是"记录地下发现的物质的技工"。
历史考古学应该在长时段意义的文化复原上有更大的贡献，历史考古学家建构的历史应该有别于文献历史学的版本。
物证观下的历史考古学常常将考古学发现和具体的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因此，对精英人物的兴趣多于对普通人的兴趣，对墓葬的兴趣多于对居址的兴趣，对作为文字载体物质的兴趣多于对物质本身的兴趣。
如果要走向独立建构历史的历史考古学之路，至少需要确立两个基本观念：考古学遗物只有存在干情境之中才具有阐释可能和阐释价值，考古学遗物是历史行为而不是历史规律的产物。
金石学不仅仅是被动、静态的学术遗产，事实上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资料和方法的扩展，金石学一度仍是活跃的学术潮流，声势上甚至强于田野考古学。作为 "考古学的前身"的金石学也会因时而变。近现代意义考古学如何认知本土渊源，金石学如何谋求考古学的认同感，都在考古学社这一案例上体现。
在整个东亚考古学中，滨田耕作体现了以考古学方法改造传统器物学研究的最早苗头。
引进西学是考古学社和《考古社刊》的主要兴趣，在具体的引进渠道和方式上，表现出强烈的师法日本倾向。
郑师许对中国考古学的早期进程具有独特的贡献，但是迄今仍未得到正视，甚至几被遗忘。郑师许全然没有对小学的预置倾向，相反他的考古学工作深受在其学术生涯中占据更重要地位的中西交通交流史研究的影响，他的近代史学框架和更广阔的视野在同时期学人中是极为罕见的。
郑师许几乎以一己之力，整体性地倡导了一种既不同于安阳的田野考古学，又不同于融入考古学的古器物学的考古学类型。郑师许与胡肇椿合译了瑞典考古学家蒙特柳斯的名作《考古学研究法》，确立了中国考古学中追溯类型学的标准文本；最早系统地介绍了海外考古学进展；出版了多种博物馆收藏的著述，足以创立一种不同于古器物学的以器物为中心，具有艺术史倾向的写作方式；他是同时代罕见地关注考古学普及等公共考古学问题的考古学人之一。郑师许在上述每个方面都具有独到性贡献，因此构成在梳理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遗产上不可回避的环节。
田野考古学并不是考古学的全部，郑师许自全球考古学视角观察中国考古学、深受日本"由物及史"观影响下的古器物研究和公共考古学方向理应有更 大的空间和前景，但是郑师许未能通过成功的奠基范例研究确立新的范式，他本人过早地离开考古学研究领域，而且后继乏人，导致这种传统半途而废。
张希鲁作《昭通后海子梁堆发掘记》，揭开滇东考古学的大幕；1933年编辑的《漬东金石记》则是现代田野考古学之前滇东考古学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堪作乡土考古学范例的滇东考古学在30年代前半叶已经完熟，其巅峰状态转瞬即逝。
张希鲁独力将朱提堂狼洗、孟孝据碑和梁堆结合成为有情境的滇东考古学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以实证的田野方式建构了两汉时代的昭鲁地区。他所确立的考古学主题迄今仍是滇东考古学主题，他所采用的方法与现代田野考古学具有共通之处，甚至他的民族考古学调査方法在他之后都是不多见的。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的学人扬弃了铜鼓研究中的单线式传播论陋见，不再将铜鼓视为华夏遗物，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土著考古学传统。此时期铜鼓研究和民族志调査结合在一起，在其他考古学分支是不多见的。铜鼓考古学将揭示出与常见的田野考古学不同、具有人类学或者民族学倾向的考古学类型。
鸟居龙藏是20世纪上半叶田野经验最为丰富、最具洞见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之一。无论是田野调査和学术兴趣，他都涉猎甚广，而且对东亚各国的民族学和考古学都有深刻的影响。 在东北亚土著民族、草原民族社会、台湾山地民族、契丹和辽代考古上，鸟居龙藏都具有开创之功。
新郑李家楼器群的价值远超出材料意义。几近完整的李家楼器群构成1927年筹备的河南博物馆的奠基收藏，标志了以田野发现和发掘为馆藏基础的新型博物馆在中国的出现。李家楼还体现了田野发掘出土的器物的公私之争、地方和中央之争、本土和外来之争。
对新郑李家楼器群研究的反思将揭示古器物学模式的预置假设和作业程式，再度证明从以孤立的"物"为中心的研究视角转向以"情境"为中心的研究视角是回归到可信的历史考古学的必经途径。
二重证据法长期以来被视为历史考古学的经典理论，但局限在"地下之新材料"和"纸上之材料"的对比，停留在"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和 "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的层面，缺乏对不同史料的形成动因、保存规律、表达的可能性和倾向等史料发生学问题的意识。
作为后过程主义的情境考古学主要关注三个层面的情境，分别是物质情境、空间情境和学术史情境。学术史情境上，既往研究认定新郑李家楼大墓为"郑公"大墓，但物质情境分析仅可界定为最高等级的精英墓葬，空间情境虽然再度确认其独特之处，也仍无助将其锁定在郑公大墓上。
新郑李家楼器群保管权之争的最终解决确立了在地保存的原则，其处理原则的影响直到今天在的中国考古学实践中仍然清晰可寻。
新郑李家楼分别作为器群、考古学遗存单位 田野考古学实践和社会公共机制而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拥有一席之地。
二重证据法过于强势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考古学，器物起初仅仅是文字的载体，即使器物的形态、风格也具有研究价值之后，仍然普遍存在以器物的数量、材质、纹饰和工艺等历史曲线耦合文本历史的政治兴衰曲线，以特定的器物耦合特定的事件记载。
怀履光《洛阳故城古墓考》、梅原末治《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从作为古物流通终点的收藏入手，逆向追溯，试图逾越传统金石学的局限，建构金村的考古学情境。他们清晰界定了具有明确考古学内涵的词汇"金村"，部分恢复了金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上的可信度，使其俨然成为另一种范式的典型个案。
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著名的洋庄是卢芹斋创立的卢吴公司和日本人山中定次郎创立的山中商会。
就洛阳一带的古墓而言，1927 ~1930年冯玉祥占据洛阳时期的政策性破坏尤为剧烈。此一时期设立"古物特税局"，公开征收古墓税，变相鼓励了洛阳的盗掘，是民国时期罕见的盗掘古墓的高潮时代 。
任何墓葬包含的器物都不是从属于一个统一的器物文化的，起码应该区分成为葬器、礼器、明器以及实用器具等类别。
金村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早被确认的频密出土错金银铜器的地点，制作精美的错金银铜器被视为金村器群的典型特征。
东周时期的乐钟组合常常是甬钟、钮钟和镈钟齐备。东周乐钟常与编磐配 套使用，金村发现至少6组编磐。
楚墓常见青白两色黏质泥土，覆盖在椁室顶部，称为"蜃灰"。文献称，"蜃，大蛤也。烧之成灰，可实墓葬"。 直至50年代初期，夏鼐在长沙发掘中始辨出 "蜃灰"实为起防潮防水作用的白膏泥黏土，而不是烧蛤成灰。
中国考古学是西学入华的结果，也以日本为中介。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实际上取法于经过滨田耕作过滤和重组之后的考古学。滨田耕作建立了近代考古学的谱系观，这种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考古学对世界考古学格局的认识。
在中国考古学上，奠定西方考古学史基础知识结构应归功于郭沫若和郑振铎。郭沫若翻译了米海里司所著《美术考古一世纪》，而郑振铎撰写了 《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 虽然两者都不是严格学术意义上的西方考古学史著述，但是为中国考古学人提供了西方考古学方法和理论的学术史基体。
给新旧大陆不同考古学传统带来革命性转变的田野考古学方法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惠勒-凯尼恩方法。 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学中，这个方法的影响尤其深远，迄今仍是田野考古学的标准规程。
考古学史不是独立于研究者的对客观事实的客位描述和研究，研究者自身的社会和知识情境都将影响他发现、选择、强调和阐释特定的人物、事件和脉络。从某种意义上讲，考古学史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传统的特定学人的"镜像"，它不仅能反映阐释者的认知，而且能反作用于考古学研究。
